【歷史文化】索橋古渡 一個絲路官渡的興衰浮沉

在我省的景泰與靖遠兩縣交界處，有一大段以黃河為劃分的自然分界線。分界線以西的景泰縣，與古浪相連，再向西，就可進入河西走廊。

　　原標題：【歷史文化】索橋古渡 一個絲路官渡的興衰浮沉

　　本報記者 溫波 李欣瑤 本報特約撰稿人 王復庫

　　在我省的景泰與靖遠兩縣交界處，有一大段以黃河為劃分的自然分界線。分界線以西的景泰縣，與古浪相連，再向西，就可進入河西走廊。

　　在這段黃河上，一些水流相對平緩的地方形成了天然的渡口，自古以來，船渡連接東西兩岸。

　　隨著歷史的更迭，一些渡口由于承載著重要的使命，成為了國家設置的官方渡口，索橋渡口就是其中有名的官渡之一。

　　這里曾是絲綢之路北線的途經之處，大批中原商旅從這里渡河西行，絡繹不絕的駝隊由西而來，進入中原腹地；這里也曾是中原與北部視力對峙的前沿，是明王朝西北防御體系中的組成部分，承擔起抵御外敵的重任。

　　尋找索橋古渡

　　在去索橋古渡之前，我們先見到的是一張古渡口的照片。在照片上，幾乎看不到渡口的痕跡，只是一段開闊平靜的黃河，從兩山之間穿流而過。仔細辨認，依稀能從黃河一側的緩坡上，看到一些殘留的建筑痕跡，但僅憑這些，讓人很難與渡口聯系起來。

　　我們決定去索橋古渡，親眼看看這個曾經繁盛一時的渡口。

　　從蘭州出發，由平川下高速，車走出不遠我們就進入了鄉間的便道。這條路一直在群山之間蜿蜒，經平川鎮的水泉堡，一路在哈思山中穿行。

　　由于遇到雪天，鄉間便道在雪中更加難走，通往索橋古渡的路變得異常艱難。

　　沿著山路一直走到靖遠境內的石門鄉，這里雖然離索橋渡口東岸的直線距離已不遠，但是通往渡口的道路車輛無法直接到達，步行還有30里山路，我們決定從這里渡河到景泰，前往渡口的西岸。

　　古絲綢之路進入甘肅后，北線由寧夏的固原、海原進入會州(今靖遠)境內，其中有一條路線就是經水泉堡、裴家堡、石門，由索橋渡口過河進入河西走廊。

　　據當地人介紹，我們所走的路線，至少有一部分與當年的絲綢之路重合，但不同的是，古絲綢之路在靖遠境內，大部分道路更加隱蔽，更加難走。

　　在離石門鄉鄉政府不遠的小口村，我們聯系到了一戶擺渡的人家，他們用擺渡班車的渡船將我們送到了河對岸，也就是景泰縣境內。

　　我們沿著一條砂石路繼續往北走，道路的盡頭是一片開闊的山頂平地。當一個大的烽燧和5個小旗墩出現在我們眼前時，索橋古渡這才慢慢地露出真容。

　　在旗墩的旁邊，有景泰縣文物部門所立的“索橋古渡口遺址”碑。站在碑旁往下望，一大片依山勢而建的建筑漸次呈現在我們眼前，這就是我們從照片上看到的建筑。這時雪過天晴，陽光從云層的間隙中照射下來，讓這片暗紅色的遺址顯得更加神秘。

　　這些建筑就地取材，用山上隨處都有的暗紅色石片搭建而成。雖然坍塌嚴重，但是從殘留的部分還是能夠分辨出排列整齊的院落，以及一排一排房屋中間的道路。

　　在這片遺址中，依稀還能找到一些當年人們生活過的痕跡：石磨、殘瓦，還有未被風雨剝落，仍掛在石墻上黃土糊成的墻面。

　　站在這里往河東岸看，對面也是一塊相對平坦的空地，一條小路從山間蜿蜒而出。這里黃河水流平靜，兩岸距離相對較窄，不難想象其成為天然渡口的原因。

　　令人疑惑的是，渡口兩岸的道路都是在山中穿行，今天我們乘坐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尚且跋涉數小時，在古代其難行程度可想而知。為什么這里會成為一個官方控制的重要渡口，為什么往來商旅放著那么多坦途不走，非要選擇這樣的山間小路通行。

　　這些疑問，使得我們更加迫切地想進一步了解這個古渡口的興衰命運。

　　索橋古渡的興衰

　　帶著這些疑問，我們見到了西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劉再聰教授，他對景泰境內絲綢之路上的黃河渡口做過專門的研究。

　　根據文獻記載，景泰縣境內由國家設置并予以控制的官渡僅僅分布在五佛寺上下游一帶。從地圖上看，索橋渡口在五佛寺上游不遠處，這也確定了這里曾經是一個官方控制的渡口。

　　劉再聰在研究中發現，景泰境內的官渡有兩個時間段非常繁盛，即兩漢時期和明代。對于索橋渡口產生的具體年代，劉再聰認為：“雖然歷史上這一段可能一直存在渡口，但是作為官渡，應該是在明萬歷以后。”

　　史料中有這樣一些記載：“哈思吉堡西南六七里至黃河岸，又三四里至大口子、小口子，即昔年初建索橋地也。”“萬歷年間，創建蘆塘，修筑新邊，又置索橋于哈思吉西十里。始亦用船橋，后為沖損，亦用船渡。其碼頭故跡亦存。”“萬歷二十九年，始筑一堡于橋東，名為鐵索關，門上有石碣額曰：索橋堡。旁鐫欽差靖遠等處地方參將丁光宇，故跡猶存。至于今之索橋堡，則萬里四十二年以來所建也。”

　　《康熙志》中也說，“索橋堡城前后設建處所不一，故堡城尺丈亦無定。”

　　根據這些記載分析，索橋堡及索橋的地址變化不定，至少有三處：哈思吉堡西南三四里至六七里處、哈思吉堡西十里處，以及現在能夠看到的索橋遺址。

　　至于大批的商旅如何從索橋渡河，劉再聰分析說，應該是通過渡船、或是羊皮筏子進行擺渡。清人梁份在《秦邊紀略》中這樣記載：“索橋，黃河之津處也，名橋而實無之……索橋不過鼓棹浮舟，往來津渡而已。”

　　在歷史上，黃河一直是中原地區與西北少數民族之間的天然屏障。在明代，景泰是防御北部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明萬歷以后，甘肅境內的黃河由原來明朝與蒙元實力的界河，變為明王朝直接統轄區的內河，但這段黃河北面的蒙元勢力時有威脅。所以，為了經營河西，景泰的黃河渡口受到重視，索橋渡口因為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了該段黃河上一個官府掌控的渡口。

　　索橋渡口兩岸的道路雖然崎嶇難行，但是絲綢之路上商旅大多都用駝隊作為運輸工具，所以對道路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另外，在戰爭時期，往來商旅為了安全和節省時間的考慮，寧愿選擇這條有守軍把守，相對安全、便捷、隱蔽的小路通行。

　　《秦邊紀略》中這樣記載：“莊、涼、甘、肅而往河東，自鎮遠、索橋外更無他途也。橋非大道，蓋寧夏、固原往河西之捷徑耳。然西安商旅亦有不由蘭州往河西，而取道靖虜以渡索橋者，路捷三日也。”

　　由此可見，雖然路途難行，但是經索橋渡口前往河西，確實是一條捷徑。因此，索橋渡口從明代到清朝前期一直被沿用。

　　在索橋渡口東岸，有一塊清乾隆年間所立的《山陜修路碑》，記錄了這樣一段歷史：一個叫胡正寬的山西商人在靖遠哈思吉堡(今靖遠石門鄉哈思堡村)做了18年的生意，一直想把索橋渡口附近的山路修好，但工程浩大，費用不少，依靠個人的力量難以完成，便向過往商隊和周圍商號募集資金，先后有山陜兩省共170多家商戶慷慨捐贈白銀340多兩，徹底修整拓寬了通往索橋古渡的道路，保障了絲綢之路北線的暢通。

　　劉再聰說，由《山陜修路碑》可見，索橋渡口是明清時期山西、陜西商人進入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渡口東岸的不遠處的哈思吉堡是一個交易的集散地，中原和西域商人或是在此交易，或是過境休息，往來商戶造就了此地的繁榮。

　　至于黃河西岸的建筑遺址，劉再聰認為，當地居民不會選擇在這偏僻陡峭之處居住，應該是供來往商旅休息的客店和當年渡口守軍、船工的居所。

　　對于索橋渡口衰敗的原因，當地民間有這樣的說法：清朝同治年間這里曾發生過兵變，一場大火將渡口西岸的建筑全部燒毀，只留下現在看到的殘垣斷壁。

　　劉再聰認為，索橋渡口是否毀于兵變，史料并無佐證。但是有一點可以明確，自清代以后，國家局勢趨于穩定，索橋渡口在軍事上的作用越來越小，官府不再對其控制管理，渡口也就逐漸演變為民渡。

　　而絲綢之路上的商旅，也由于局勢穩定，選擇了其他更加方便好走的線路，曾經繁盛一時的索橋渡口也因此歸于沉寂。

　　明王朝的西北防御體系

　　在索橋渡口西岸遺址向北不遠處，有一條清晰可見的土墩沿山一路向西延伸而去。與旁邊的山體不同，這條土墩雖然經雨水沖刷已經殘破，但是有著明顯的人工修筑痕跡。

　　歷史地理學家馮繩武在《論甘肅歷史地理的特色》一文中曾經提到：“在古浪以東，隨著明代國力的變化，先后修筑數條，均代表不同時期的漢、蒙(兄弟民族)分界與農、牧分界，也有保護中西交通的作用，一般分為舊邊墻與新邊墻兩種”。

　　“舊邊墻概在蘭州黃河北岸，東起鹽場堡，西至烏鞘嶺間，長約240里；新邊墻在舊邊墻以北的一條山及昌林(長嶺)山北麓，東起景泰黃河西岸的索橋以北，西止古浪土門間，長350里，筑于公元1599年(明萬歷二十七年)”。

　　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明)《陜西》中顯示，明長城在今武威東開始分為兩條，其中一條向東經過天祝、景泰北部到達黃河西岸，過河后經靖遠北部進入寧夏。

　　馮繩武提到的這條東起索橋黃河西岸的新邊墻，就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明)《陜西》中記載的那條經過景泰北部到達黃河西岸的長城，也正是我們現在還能夠依稀辨認的那條土墩。

　　明長城的修建，與明朝和北元政權沿黃河一線的勢力消長息息相關，從索橋渡口和與之相隔不遠的長城來看，這里應當有明朝政府精心設置的一系列防御體系。

　　明代初年，西北邊疆地區蒙古勢力盤踞地為松山。劉再聰根據史料記載和實地考察，分析北元勢力盤踞的松山應當在景泰境內。當時，蒙古鐵騎充分利用黃河冰封季節的有利時機，沿黃河冰橋前往東岸，頻頻擄掠明朝西北邊防。《秦邊紀略》中記載：“寒冬河凍，夷沿河登岸，如履平地。”

　　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加強沿河防務拒敵于河外。于是，明朝政府在靖遠平川境內沿黃河大大小小設置了11個堡寨。根據記載，11個堡寨共有無墻邊近百里，有墻邊180多里，斬坡邊墻200多里，另有墩臺96個，隘口數十處。

　　據道光《靖遠縣志》記載，靖虜衛在萬歷年間沿河設堡有大廟堡，“地接塔兒灣，為北寇沖突要隘，所恃僅隔一河。此外，迭烈遜堡“所管墩臺十二座，邊墻七十里”；水泉堡“所管墩臺八座”；陡城堡“所管墩臺四座，有邊墻十里”……

　　明朝沿河設置堡城及長城，主要是防御“踏冰”而來的蒙元騎兵勢力。由長城、堡寨、渡口組成的嚴密防線建成后，防御效果非常明顯。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記載：“萬歷二十六年，撫臣田樂克復其地，建堡筑城，屯戍相望……自靖魯衛界黃河索橋起至土門山共長四百里，而蘭靖莊浪千四百余里之沖邊始安。”

　　正是有了防御體系的安全保障，索橋渡口和與之臨近的哈思吉堡才出現了那一時期的繁盛，往來商旅不斷，渡船繁忙，于是就有了這樣的記載：“在津處下流五里，河東即東岸哈思吉一帶，暗門在河數步，舟子日納渡貲一金，其利可知。”

　　但是，從明朝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徹底打退松山部落，開始營建新“邊墻”，也就是索橋一帶的長城開始，到1644年明朝滅亡，新“邊墻”存在時間不到五十年。這一條集長城、堡寨、渡口為一體的防御體系也隨著明朝的滅亡逐漸失去了往日重要的意義。

　　隨著歷史的更迭和300多年時光的流轉，繁盛一時的索橋渡口和綿延數百里的長城、堡寨也漸漸歸于塵土，只有殘存的遺跡向過往的世人訴說著這里曾經經歷的興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