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推】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家

　　原標題：【重推】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家

　　樊錦詩

　　饒宗頤先生是海內外景仰的漢學泰斗，其治學廣博深湛，橫無際涯，廣泛涉及古文字學、敦煌學、考古學、金石學、歷史學、古典文學、詞學、音樂史、藝術史、中印關系史、宗教史、楚辭學、目錄學、方志學諸方面，即使在敦煌學領域內，先生也同樣是精深廣博。

　　我多年來認真拜讀饒先生的論著，對有關敦煌學研究的一些篇章，更是多遍拜讀。每次閱讀，都能獲得啟發和教益。先生生于書香門第，幼承庭訓，家學淵源深厚。中年之后長期生活于香港，再加上在亞洲、歐洲和美洲多地游歷、研究和講學，培植出會通古今、融會中西的學術大師風范。

　　先生對學術始終秉持著一份深厚的敬意與真切的喜愛。他選擇了一條清苦的學術之路，數十年致力于國學研究，念茲在茲，樂此不疲。他充分體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對于中國中古時代多學科研究珍貴而重要的價值，因而數十年來對敦煌學研究傾注心血，不遺余力。

　　先生治學具有極為廣博宏通的視野。在《我和敦煌學》一文中先生自述治敦煌學之取向說：“我一向認為敦煌石窟所出的經卷文物，不過是歷史上的補充資料，我的研究無暇對某一件資料做詳細的描寫比勘……我喜歡運用貫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們作為輔助的史料，指出它在歷史某一問題上關鍵性的意義，這是我的著眼點與他人不同的地方。”正如姜伯勤先生指出的，饒先生對敦煌學的研究涉及佛教史、道教史、祆教史、天文史、書法史、畫史、經學史、文學史、中外關系史、音樂史等多個領域，治學領域之廣泛，在當代學者中堪稱獨步。

　　即使在對單一課題的研究中，先生也是貫通了多方面的內容。譬如先生對敦煌畫稿研究中，爬梳鉤稽散在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重要材料，同時還結合保存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系的羅寄梅所拍攝的敦煌壁畫的照片，結合畫史進行系統研究，對白畫源流與敦煌畫風，白畫的作用、種類與題材，敦煌卷軸中的白畫進行了詳細研究，還探索了敦煌壁畫中的十余種技法，不僅對敦煌繪畫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且拓展了人們對中國繪畫史的認識。

　　先生治敦煌學不僅涉及眾多學科，而且力求開拓創新，在許多領域都作出了首創性的研究和開拓性的貢獻。如先生最早校錄、箋證倫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爾注》，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千載秘籍，闡明原始道教思想，引發后來歐洲道教研究的長期計劃；首次將敦煌寫本《文心雕龍》公之于世；首次據英倫敦煌寫卷講禪宗史上的摩訶衍入藏問題；最早提出“敦煌白畫”的概念，把散布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粉本、畫稿等有價值的材料編成《敦煌白畫》一書，填補了敦煌藝術研究上的一項空白；其《敦煌曲》《敦煌曲續論》是敦煌曲子詞研究的先驅之作；先生也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第一人，其所編撰《敦煌書法叢刊》（共29冊）是最早對敦煌書法予以系統整理、介紹的著作，對敦煌書法乃至中國書法史研究影響深遠。先生是當代最具開拓創新精神的“導夫先路”的敦煌學大家。

　　先生對每一個研究對象都不是淺嘗輒止，而是力求窮其源流。如他的《敦煌曲》一書，不僅充分利用敦煌文獻中的相關資料，同時還密切結合中國古代文學文獻資料，特別是詞與釋門贊詠梵唄及其發展史上的相關資料，清理了漢宋之間，從梵唄、法樂的源頭，以及如何由聲曲折、民謠的源頭，演變為雜曲、曲子，又如何影響到后來之文人詞，這不僅對敦煌文獻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中國音樂史和音樂文學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價值。

　　先生治學崇尚求真務實，不尚空談，不做蹈空之論，其研究總是基于具體扎實的文史資料的考證、調查，因而有的研究者把先生的治學方法歸為乾嘉學派。譬如在對敦煌曲的研究中，先生肯定了朱孝臧、王重民、任二北等先生的研究成果，探賾索隱，對于敦煌曲研究都有貢獻，同時指出其中仍存在著不足，主要原因是“未接觸原卷，每沿前人之誤，用力至深，去真相尚遠”，而饒先生則親自赴法、英實地調查，“有機緣檢讀英法敦煌寫卷，考索結果，復有不少新知”，不僅對敦煌曲重新予以輯錄，使學者們得以看到敦煌寫卷中敦煌曲寫本文字的原貌，而且糾正了許多學者根據自己判斷、理解而誤錄、擅改的文字，體現了先生在學術研究中求真、求實的精神。

　　先生在大量掌握歷史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在學術研究中從來不盲從，敢于提出不同意見，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譬如在對敦煌曲子詞的研究中，學者們對“唐詞”名稱存有爭議。任二北先生否認“唐詞”的存在，饒先生則陸續發表《為“唐詞”進一解》《唐詞再辯》予以批駁，用確鑿的史籍材料證明唐人已有“詞”的概念。再如《敦煌曲》一書中對“敦煌曲子詞”材料的收錄范圍較廣，有的學者對此予以質疑，認為不大符合嚴格的“曲子詞”文體。其實，以后世嚴格的曲子詞的標準，或純文學的角度來審視，敦煌曲子詞的確不完全符合。但對此問題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來看。首先，任何一種文體都有產生、形成并逐漸成熟的發展過程。從現存敦煌曲來看，不僅用韻不大嚴格，甚至有的同一調名的曲詞體式也不相同，它們代表了曲子詞早期的不完全成熟的形態。其次，不應該忽視的是，敦煌寫卷中許多文學作品都與佛教關系密切，其中敦煌歌詞特別是佛曲具有很大的創新性，它們既受到佛經的啟發和影響，具有佛教的思想內涵，同時又吸收了我國民間文學韻散結合、音韻和諧的文學體式，具有鮮活的藝術生命力，代表了唐、五代和宋代時期中國音樂文學的新形態。如果舍棄敦煌寫卷中數量眾多、特色鮮明的佛曲，將無法全面地、深入地認識敦煌曲子詞的源流演變。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饒先生在《敦煌曲》一書中不同流俗，堅持擴大敦煌曲的收錄范圍，將一些佛曲也收入敦煌曲作品中，顯示出了先生為求正而獨立思考的精神。

　　饒先生是近百年來中國最具典范性的學者之一。一方面，先生在包括敦煌學在內的漢學研究眾多領域取得的成果，代表了中國當代學者在漢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另一方面，先生身上體現出了一代學術宗師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風范。也許，今后很難再有學者達到，更難超越饒先生的學術成就和水平，但先生的精神風范值得后學師法和效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選堂集林：敦煌學卷》，饒宗頤著，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