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古絲綢之路上的“昭武九姓”

　　原標題：【溯源甘肅】

　　古絲綢之路上的“昭武九姓”

　　天水市出土的粟特人貴族墓葬樂伎俑。

　　敦煌壁畫上的張騫出使西域圖。

　　張掖市高臺縣駱駝城遺址出土的胡俑牽馬木雕。

　　位于臨澤縣鴨暖鄉昭武村的昭武故地半個城遺址。

　　合黎山下，黑河之畔，有一個叫昭武的村莊，恍若二十多世紀前月氏人孑遺人間的某個部落，依舊沿襲著亙古不變的地名，生生不息，源遠流長，這個地名讓人推及遠在中亞的“昭武九姓”。作此觀想，只是耽于想象而已，事實上，此地早已物是人非，尋不到半點“月氏人”或“昭武九姓”的痕跡。然而，在古代絲綢之路歷史上，從這里走出的“昭武九姓”卻留下了深遠影響。

　　本報特約撰稿人 寇克英

　　月氏人的“昭武古城”

　　昭武村是甘肅省臨澤縣鴨暖鎮的一個村子，北依合黎山，地處黑河沿岸，當地人叫城河灣。尋覓傳說中的“昭武古城”已了無蹤跡，只有村小學旁的路口立一石碑，上書“昭武故地”。

　　月氏是西北的一個古老游牧民族，其來源不詳，一說是古羌族一支，一說是義渠西戎一支。月氏在歷史典籍中的活動，《史記》《漢書》記載確鑿的是：“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同一時期，還有一個烏孫族與之共存。他們活躍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三世紀左右，相當于秦末漢初時期。

　　公元前三世紀是中國歷史上風云際會的時期。中原大地上，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大秦帝國；北方草原上也是一片喧囂，強大的民族逐漸吞并弱小民族，或者與其合并，結成了具有奴隸制國家性質的民族聯盟，所謂“東胡強，月氏盛”，就是說這兩支民族在當時的勢力和影響相當強大。東胡居東北，月氏居西北，都是北方草原上最早形成的大部落。《漢書·西域傳》記載：“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叵沂嗳f，故強輕匈奴。”這里說的“行國”，按宋元史學家胡三省注《資治通鑒》的說法即：“隨畜牧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常處。”這是月氏及眾多游牧民族早期的生息模式。月氏人在匈奴人雄霸北方草原之前，已率先強盛起來。這一時期匈奴的頭曼單于，正被秦國大將蒙恬率軍殺得大敗而歸，元氣大損。匈奴人為了圖存，不得不一面對東胡屈服，一面對月氏退讓，甚至為結交月氏，頭曼單于不得不將兒子冒頓送到月氏為人質，這也是當時中原與草原民族通行的一種外交策略。

　　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時期，游牧民族的強盛一方面依賴于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另一方面憑借強大的武力。走向強盛的月氏人也不例外，黑河之畔、祁連山下水草豐茂，冬溫夏涼，為其提供了天然牧場。

　　月氏人善養馬，而馬匹多少又是游牧民族綜合實力的象征。這個民族能夠“控弦十余萬”，所需的馬匹自然不少?！妒酚?middot;大宛列傳》中顏師古“正義”引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三眾，中國人眾，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也。”因為“馬眾”，所以為其“控弦十余萬”提供了保障。憑借武力，月氏人不斷征服周邊的弱小民族，逐走與其共居“敦煌祁連間”的烏孫，從而成為雄居祁連山下的霸主，在今臨澤昭武一帶建起了帶有國都意義的昭武城，又在相距百余里外的今民樂縣永固一帶興建了月氏城，俗稱東城。

　　遺憾的是史料中缺乏這些古城的記載，后世的記載也僅僅是民間流傳或人云亦云的訛傳，如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建河西四郡，因境內月氏駐牧時筑昭武城，漢縣因之，故名，設昭武縣，隸于張掖郡。這一說流傳甚廣，后世史志野史均采用。

　　早期月氏人留在河西大地的遺產十分稀有，古遺跡幾乎無跡可鑒，文化實物只是零星發現，最典型的是“花角銅麋鹿”，發現于甘州區龍渠鄉木籠壩村南的平頂山石崖穴內，共七件。麋鹿皆為青銅范鑄，有雌雄之分，雄性頭部高昂，作嘶鳴狀，鹿角作環狀盤繞于背上，頭部陰刻的線條簡單勾勒出眼、鼻形狀，蹄部上沿用二道刻紋逼真地顯示出性別特征；雌性頭微抬，似在應和，環狀叉角十分俊美，頸部柔和細長，眼鼻秀巧，腰部略細，臀部渾圓。七件銅麋鹿造型獨特，形神兼備，是不可多得的青銅藝術珍品。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兔首形青銅當盧，當盧為馬額頭的飾物，戰爭中還有防護馬首受傷的作用。這件兔首形當盧凸面上首為圓形，下首為兔首紋，兩眼突圓，兩耳直豎，紋飾秉承游牧民族粗獷寫意的傳統。此外，山丹縣博物館和肅南縣民族博物館還收藏有兩件鄂爾多斯風格的青銅鐮、一件青銅刀、一件青銅飾牌，銅鐮略呈弧形，柄部飾鳥首紋；青銅刀柄兩側厚圓，柄端有扁環孔；銅飾牌雕鑄日輪、雄鹿、山羊和立人像。這些造型和紋飾明顯具有游牧民族文化色彩，專家認為可以視作月氏人在河西活動時的文物，這也是古代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進行商業貿易的見證。

　　走向中亞的“昭武九姓”

　　月氏人和平興盛的日子僅僅持續了數十年，隨之，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便打破了生活的寧靜。

　　公元前209年，中原大地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起義，漠北草原的匈奴部落也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匈奴頭曼單于送去月氏作人質的世子冒頓逃回了匈奴部，并訓練了一支虎狼之師，弒父自立，擁兵自重，揮師征服諸部，先滅強大的東胡，又向西邊的月氏發難。但月氏數十年休養生息，兵強馬壯，又擅長騎射刀劍，冒頓單于與之較量未能全勝，只是將月氏部的地盤壓縮在了焉支山至祁連山下的狹長地帶。

　　前177年，月氏趁匈奴右賢王進攻漢朝控制下的河南地（今內蒙古河套南鄂爾多斯一帶）之際，又集結兵力迅速攻打了其西邊的烏孫，烏孫昆莫（王）難兜靡被殺，殘部向西逃散。月氏再度強盛，占據了祁連山到敦煌間的所有土地。

　　前174年，冒頓單于去世，老上單于繼位，月氏成為他的心腹之患，唯除之而后快。十三年后（前161年），老上單于發動了第一次對月氏的大規模戰爭，被匈奴養大的烏孫王子獵驕靡率部參加。原本烏孫部與月氏有血海深仇，因而烏孫部個個奮勇殺敵，月氏難敵匈奴烏孫聯合，迅速成潰敗之勢，月氏王被殺，殘部四散西逃。一部逃到祁連山中，與羌人雜居，稱作“小月氏”?；羧ゲ∑蕉ê游骱?，小月氏出山，與漢人雜居。共有七個大種，分布在湟中及令居，稱“湟中月氏胡”。另有數百戶在張掖，稱“義從胡”。還有融入匈奴人中的月氏人，被稱為匈奴別部“盧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涼漢官段業為主，在今高臺縣境內建立北涼，后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立為北涼主。

　　月氏殘部大部分逃至今伊犁河流域，掀起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大遷移。

　　伊犁河流域原為塞族所居。月氏人的到來，逐走塞種人，迫使塞族向西南遷徙，跨過錫爾河，到達媯水（今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亞那地區，并在監氏城建都（《后漢書·西域傳》誤記為“藍氏城”）。留下的塞種部眾成為月氏人的臣仆，逐漸融為月氏部族。

　　這件事在《漢書·張騫傳》中記載明確：“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又過了二十九年（前130年），原已移居天山北麓并臣屬匈奴的烏孫，在其王獵驕靡的統領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樣向西南遷徙，烏孫又占領了他們生息的地方。月氏人的西遷，再次攪動人口遷移，《漢書·西域傳》載：“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這里的大夏國即為此前遷徙來此的塞族人所建。月氏人再度占據后，又把監氏城作為王庭。張騫在前128年第一次出使西域到達大月氏時，大月氏已經征服了大夏人，“控弦者可一二十萬”“地肥饒”“志安樂”，儼然中亞一大強國。

　　此后，月氏分枝在中亞、南亞建立了多個小國，諸國皆稱“貴霜王”， 這便是西方歷史上強盛一時的貴霜王朝的來歷，而中國文獻中一般仍稱之為“大月氏”。貴霜帝國衰亡后，月氏后裔則以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的阿姆河流域一帶）為中心，建立十多個小國，皆以“昭武”為姓。

　　公元605年，隋煬帝為加強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管控，即位后派遣兩位官員出使西蕃諸國。這兩位官員是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對于韋、杜二人的外交大事，僅在《隋書·西域傳》中提及，十分簡略，好在韋節是個有心人，一路記行，后來撰寫了《西蕃記》一書，記錄了出使見聞。但《西蕃記》已佚，唐朝杜佑的《杜氏通典》中收錄了若干篇片斷，記錄韋杜二人的行經諸國，如康國、史國、安國、罽賓等。在記錄康國時明確說：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的月氏人，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其國，所以康國左右諸國都以昭武為姓，以示不忘本。有米國、史國、曹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共9個小國歸附于它。《新唐書》依此分為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

　　這應該是關于“昭武九姓”最早的信息來源。還有一種學說認為，吐火羅語中的“昭武”二字，其實就是“張掖”的另一個稱謂。“昭武”與“張掖”在吐火羅語中都是指王郡。

　　　絲路商旅 “昭武九姓”

　　月氏人原本以游牧為主，自遷徙大夏后，大部分逐漸定居，從事農業和商業。由于古絲綢之路在西域的南北兩道越過蔥嶺均進入大月氏境內，因此，大月氏諸國曾是古代溝通歐亞經濟文化聯系的咽喉要道和中轉站，對中西經濟文化交流起過重要的中介作用。

　　自東漢開始，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胡商在中國的蹤跡屢現于史籍。這里的胡商，粟特人是最活躍的角色。而歷史上的粟特人正是“昭武九姓”的組成部分，康、安、米、石皆為粟特姓氏。史載康國粟特“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國，利所在無不至。” 他們不辭勞苦，跨越千山萬水從事商貿活動，在古絲綢之路上逐漸形成了許多粟特聚落，例如絲路北道的碎葉城即粟特人所筑，新疆蒲昌海（羅布泊）、西州（吐魯番）、伊州（哈密），甘肅敦煌、酒泉、張掖、武威，以及長安、洛陽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聚落，不少人還久居長安。粟特人的商業活動包括絲綢、珠寶、珍玩、牲畜、奴隸、放貨等，幾乎覆蓋了一切重要交易領域，控制了絲路貿易的命脈。

　　出土的高臺地埂坡胡人墓、西安安伽墓、史君墓、青海郭里木吐蕃墓棺板畫中都有關于商隊運營的場面，敦煌莫高窟壁畫、唐三彩中的胡商俑等，都為我們提供了生動的圖像資料。

　　河西走廊作為粟特人必經之路，留下了多處遺跡。如敦煌文書《沙州都督府圖經》中記載：“……其水苦咸，唯泉堪食，胡商從玉門關往還居住，因以為號。”這里的胡商即指粟特人，他們在沙州經過并居住。敦煌遺書《沙州伊州地志》中也記載：“東去沙洲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貞觀中，康國大道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這則史料說的是唐貞觀年間，康國商貿首領康艷典在沙州居住，并形成了一個規模較大的聚落。

　　史料記載，公元750年左右，敦煌的安城有三個里，人口約1400人，大部分是粟特人。酒泉、張掖、武威也是當時粟特人常居之所，出土文獻多有印證。從北魏開始，出身粟特地區的家族成員已成為涼州胡人首領，以安氏為首的中胡人聚落在這里數世經營，勢力極大且擁有武裝。隨著時間遷移，這些胡商世代居住中國，大都逐漸漢化，融入了漢族之中。

　　昭武九姓胡擅長經商，也多依附一定政治勢力開展商業活動，如西魏時，酒泉胡安諾盤陀曾奉使突厥；粟特人馬涅亞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東羅馬；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艷典、石萬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擁有城主稱號。入唐后，一些粟特人還擔任唐朝的軍隊要職，如曹令忠官拜北庭節度使、康感曾任涼州刺史、康進德為安西大都護府果毅、康仙昂為河南府慕善府右果毅，安祿山原為康國人，后改姓安；史思明亦出自史國；哥舒翰父為突厥，母為九姓胡。從“昭武九姓”追蹤溯源，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的諸多名人，都與之有一定淵源，其例不勝枚舉。

　　粟特人除了在絲路貿易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且在文化交流方面，他們也充當了“使者”角色，在宗教、繪畫、音樂、舞蹈等方面為中原帶來了新元素。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盛贊北齊粟特畫家曹仲達的“濕衣貼體”的畫風?？祰丝邓_陁善畫異獸奇禽，深受人們的喜愛。在音樂方面，康國樂、安國樂皆名聞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羅門、曹僧奴、曹明達祖孫三代皆擅絕技，歷仕西魏、北齊、隋三朝，皆大紅大紫，其中曹明達還為北齊主封為郡王。著名歌手何滿子譽滿京師，元稹詩云“何滿能歌聲婉轉，天寶年中世稱罕”；曹剛善于右手琵琶，人謂其運撥“若風雨”；康昆侖更是號稱彈琵琶“長安第一手”，歌手米嘉榮歌聲凄楚動人，劉禹錫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又云“唱得涼州意外聲，故人唯數米嘉榮。”音樂理論家何妥曾為隋朝正音律，出任國子監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國粟特善胡旋舞、石國粟特善柘枝舞，舞蹈家安叱奴、安警新、石寶山，都以能歌善舞而參加唐代的教坊。

　　“昭武九姓”的后裔們為增進西域與內地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也豐富和充實著我國的藝術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