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長篇小說《野馬，塵埃》的學術價值

書寫敦煌文化精粹　傳承絲綢之路精神 ——評析長篇小說《野馬，塵埃》的學術價值

　　編者按：文學創作是傳承、發展絲綢之路（敦煌）文化遺產及研究成果的重要方式。西北師范大學《絲綢之路》雜志社社長、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駐院作家馮玉雷多年來堅持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研究和文學創作，成果頗豐。馮玉雷筆下的敦煌不僅僅是一個地方、一個文化堡壘，而是一個文化想象、景象、意象有機結合的文化空間，是一個由此及彼展開想象、抒寫情緒、寄托觀念和實現理想的文化凝結核。最近出版的百萬字小說《野馬，塵埃》引起國內外學者、評論家高度關注。

　　法國著名漢學家汪德邁教授及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孟繁華、李繼凱、王春林、謝有順、劉大先、周明全等聯袂推薦。汪德邁教授為小說題詞：“這是中國唐代歷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馳騁。”倫敦大學、四川大學教授趙毅衡先生說：“這是西部文學重新興起的新高峰。”敦煌學家、長江學者鄭炳林教授認為“當今世界，更需要優秀文化文學成果春風化雨，慰藉溝通人們的心靈。”敦煌學家柴劍虹教授說：“文明交匯，正是小說《野馬，塵埃》的主題。”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葉舒憲教授如此評價：“登昆侖兮食玉英，筆底涌波瀾兮，氣象萬千！”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易華研究員評介說：“野馬塵埃，元氣澎湃，虛實相生，非凡創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譚佳說：“神話敘事，大氣磅礴，融歷史情懷于浪漫想象中，一部成功的學者型小說。”

　　2021年《中國社會科學報》1月29日第八版特別摘選、刊發張俊宗、李繼凱、韓高年、李生濱、馬振華、楊華、馬粉英、孟匯海、劉海燕等評論家、學者評述文章。本專輯轉發時略有增刪。

以文學創作傳播敦煌文化

張俊宗（西北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

　　敦煌學產生以來，海內外學者及相關研究機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豐碩成果；同時，許多畫家、作家、詩人、影視劇創作人員以敦煌文化遺產為書寫和表現對象，創作出不少優美文學藝術作品，在傳承中華文化、傳播敦煌文化和絲路精神方面做出重要貢獻。西北師范大學在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始終把研究、傳承和弘揚優秀歷史文化作為重要使命，從而形成良好傳統，創造了不凡業績，近年來，學校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座談時的講話》精神、積極傳播中華文化、創造更多更優秀的人類文明成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這不但表現在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也突出反應在文學創作方面。《絲綢之路》雜志社社長、主編馮玉雷長篇小說《野馬，塵埃》就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傳承敦煌文化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進步應負的責任”的具體表現。

　　《野馬，塵埃》皇皇百萬言，以唐蕃之間碰撞與交融為背景展開歷史書寫。吐蕃謀求與大唐王朝聯姻，迎娶“東海國”唐朝公主及其陪嫁品“倏忽”。吐蕃貴族尚修羅出生后滔滔不絕講述《寧布桑瓦》這部內容涉及吐蕃王族歷史發展，部落間糾紛、往來及和親等政治謀略。后來，歷經波折的尚修羅被赤松德贊任命為大將軍攻打河西走廊。圍困敦煌十年，唐蕃會盟，禪宗高僧摩訶衍應赤松德贊之邀入吐蕃傳頓悟禪法，引起朝臣不安。赤松德贊又迎請印度漸悟派禪僧蓮花戒到邏娑與摩訶衍等進行公開論辯。摩訶衍頓悟派失敗。

　　馮玉雷研究多年絲綢之路文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頗有建樹，尤其是敦煌文化題材小說成就斐然。通過文學創作將他們的學術成果進行藝術化轉化，既為當代文化研究和傳承創新注入活力，又能在弘揚、傳播優秀民族文化、講好中國故事等方面起到應有作用。西北師范大學已經把培養絲綢之路（敦煌）文化研究、創作人才工作列入十四五規劃，發揮甘肅“一帶一路”黃金段區位優勢，推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創新、國際交流合作高質量發展。

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尋根作家馮玉雷

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馮玉雷長篇小說《野馬，塵埃》是通過文學藝術方式表現絲路文化衍生、磨合與交流的重要文本。富含絲路況味，寄寓尋根幽思，貫通古今，情理交融，別出心裁，獨樹一幟。我曾經給馮玉雷帶過課，有同校研習之緣分，彼此更深的關聯則是文化之緣，是對絲路文化、文學存有共識。在這樣一個創業興業成為時代要務的新時代，關注和研究絲路以及升級版“一帶一路”是時代發展的需要。通過探索和交流，關注絲路、建設絲路的人們也會逐漸形成一些共識，甚至會逐漸生成“絲路共同體”的共命運的兄弟般的親情感覺，在此基礎上，絲路文化包括文學才能有更好的流通傳播，由此也才能進入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在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文化匯通、命運共同體這樣一些關鍵詞下面，我覺得文學創作一定要圍繞著文化深層的一些東西尤其是歷史的細節進行書寫，就是說要對那些所謂文化命運的東西有一種深切真切的觀照，給出具有藝術性的總結及闡釋。在這方面，馮玉雷多年來做了非常驚人的探索。他對敦煌以及西域的書寫，成就了關乎絲路人文、歷史的《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及《禹王書》等一系列作品還有最近出版的精心之作《野馬，塵埃》，皆為當代中國西部文學尤其是絲路文學做出了切實的重要貢獻。

用小說書寫“文化史”和“民族志”

韓高年（西北師范大學副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馮玉雷善于從神話傳說、敦煌文書及相關歷史文獻提取“故事”，再輔以豐富想象和合理虛構，因而具有宏闊歷史視野與深厚文化情懷。

　　《野馬，塵埃》從故事情節、人物設定到篇章結構、主題呈現都圍繞安史之亂前后與河西地區密切相關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展開。小說諸多情節和主要人物雖頗具神秘色彩，然而都是對歷史記載“文學化”和群體記憶“個性化”的呈現，因而具有“文化史”和“民族志”的價值和特征。例如，小說以敦煌河西地區為中心的唐朝與吐蕃、與西域諸國在戰爭背景下的沖突與和平背景下的交流體現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格局和“觀念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對帝俊、羲和、混沌、倏忽等上古神話意象與敦煌佛教經卷中有關傳說的融合運用，也體現出敦煌文化的開放包容、互鑒互融的精神。馮玉雷主編《絲綢之路》雜志多年，敦煌文化實為其情之所鐘。近年又熱心于“玉帛文化”研究與田野調查，時有成果問世。這些“讀萬卷書”和“行萬里路”的艱辛嘗試，均融化在《野馬，塵埃》的描寫和敘事之中！“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莊子·逍遙游》）萬物有待而后逍遙，馮君因有十數年的“厚積”，方能收獲此鵬舉之作。

沉潛歷史神話建構文化敘事

李生濱　安騫（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

　　馮玉雷1990年代初發表的《陡城》和《野糜川》呈現濃重鄉土氣息。此后卻沉潛歷史和遠古神話來建構宏大的文化敘事，以敦煌及其延伸的文化資源為題材，先后出版《肚皮鼓》《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野馬·塵埃》等系列歷史反思小說，表現了對當代世界文化的憂慮和批判，尤其在對中華原初歷史和文化的后現代書寫中，虛與實，史與詩，科學與想象，學術與文采的結合。《野馬·塵埃》再次將其文化敘事小說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小說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元素構成文本五個大部，以八卦，十二星座，十二生肖，四靈，五行及佛教哲學術語色、香、味、觸等名稱為各部命名，造成藝術的陌生感和文化的魅惑。這是一種文化的元敘事，文化魅惑的元敘事穿插多部書稿、信札、記錄和各種文獻。而這些紛繁復雜的信札和文獻及詭異多變的敘述視角形成互文性的龐雜系統，以浸染《史記》文采的筆法圍繞吐蕃攻陷河西走廊這一歷史事件勾勒了吐蕃王朝及唐王朝前期發展、安史之亂、河西戰事、圍困敦煌、唐蕃會盟、頓漸佛諍的歷史大脈絡。

　　小說中還大量使用“戲仿”這一后現代主義敘事手法，將遠古神話和當代娛樂文化介入歷史語境，在充實歷史語境的同時重構歷史斑斕風貌，并因此重構了多元化的、互文性的小說話語系統。這個話語系統自然而然形成其客觀獨立的巨大的文化敘事的意義世界。構建這一語境的意義其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在歷史語境中重現當代話語，實際上也是借歷史傳奇表達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也是將人類文明的“病根”追溯到野馬塵埃之“混沌”和“倏忽”，實現對人類政治、歷史、文化和藝術的本源性思考。

再現多民族融合發展歷程

馬振華　馮雅頌（甘肅政法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敦煌藏經洞保存了約五萬件古代文獻，除95%以上的各類漢文文獻，還有大量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梵文等文書材料，是古代少數民族生活和中西交流的珍貴記錄。這些文書的多樣性證明了各民族共同開發、創造中國燦爛文化的光輝歷程。敦煌學誕生以來，歷代學者孜孜不倦，篳路藍縷，研究出豐碩成果，不但在揭示歷史文化方面有重要收獲，在當代世界精神文明建設、在共建“一帶一路”、傳播中華文化、加強同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共同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方面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進入新時代，如何充分彰顯敦煌文化和絲綢之路精神，如何充分利用世界范圍內許多國家學者從事國際性顯學“敦煌學”研究建立的交流對話平臺，引導各國學者、作家、詩人、美術家通過學術研究、藝術創作及數字化、信息化等高技術手段講好敦煌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就顯得尤為重要。

　　作家馮玉雷洋洋灑灑百萬言、取材于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的長篇小說《野馬，塵埃》就生動地表現了中古時期月氏、吐蕃、回鶻、粟特、南詔、吐谷渾等古代民族在戰爭、商貿、文化交流等活動中融合發展的故事。與汗牛充棟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同，這部內涵深厚、風格鮮明文學文本在借鑒、吸收藏經洞文獻和敦煌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藝術想象力，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這其中，有通過注入新思想內涵進行重塑的尚贊摩（吐蕃）、哥舒翰（突騎施）、夫蒙靈察（羌族）、安思順（粟特）、渾瑊（鐵勒）、苻堅（氐族）、等少數民族歷史人物，也有根據藏經洞文獻和歷史資料創造的尚修羅、阿嗜尼、香料、阿塔、真若留等新穎藝術形象，而且，在人物命名上也強調民族特色，如奚眷、米嘉榮、眸玉、曹令真、坎菊提等，顯而易見就是少數民族的名字。馮玉雷對這些少數民族人物進行藝術化塑造的目的不是為了演繹故事，也沒有企圖進行報告文學式的歷史生活場景再現，而是著力表現各族人民在紛繁復雜的歷史進程中矢志不移、團結一致、向前發展的崇高精神，這是對正確祖國觀、民族觀、文化觀、歷史觀的科學詮釋和生動呈現。

　　小說中還反復出現突厥、鐵勒、龜茲、于闐、焉耆、高昌、克什米爾、吐谷渾、南詔、契丹、室韋、新羅、百濟、高句麗、黑水靺鞨、越喜靺鞨、拂涅靺鞨、遠蕃靺鞨、靺鞨粟末等王國的名字。作家筆觸沒有對提到的部族、國家進行粗線條或細致描摹，而是“一閃而過”。我以為，馮玉雷不厭其煩提到這些名字，目的在于突出身份識別標志符號，努力營造一種多民族共同發展的氣氛。小說中既有宏闊的大背景，也有細致入微的具體意象，例如阿史德的錢袋子破了后，“藥羅葛銅錢、胡咄葛銅錢、貊歌息訖鐵錢、葛薩銅錢、斛嗢素鐵錢、奚牙勿銅錢、唐朝銅錢、波斯金幣、粟特金錢、吐蕃銀錢、南詔銅錢等等滿大街滾跑。”這些名目繁多的錢，未必有實物，只是作家營造多民族文化交響的“道具”。

　　創作長篇小說《野馬，塵埃》之前，馮玉雷通讀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吐蕃僧諍記》，這部名著依據材料是“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為佛教史料《頓悟大乘正理決》所做序、兩份給吐蕃贊普上奏的草稿、大辯論漢文檔案及摩訶衍呈交贊普的三道表章，另外還有大量有關唐蕃關系的敦煌漢文文書。這些史料因儲存于敦煌藏經洞而得以保護下來。馮玉雷通過文學書寫方式深入挖掘絲綢之路文化是一種很有意義的探索。《野馬，塵埃》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守護好中華民族根魂及中華文明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及等各個方面都有深入挖掘與彰顯。可以說，這是“一帶一路”背景下誕生的契合新時代文藝精神、高舉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旗幟的重要文學作品，它給我們的啟發是，要讓文物和學術活起來，必須有文學藝術界人士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參與。這可能是當代文學獲得飛躍性發展的難得機遇，也是新時代作家、詩人、藝術家的偉大使命。

探索小說“包裝”的新路徑

楊華（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

　　一般而言，歷史題材的小說創作中，作者只是綴連歷史，客觀而平靜地讓人物和故事流淌出來。馮玉雷《野馬，塵埃》卻對抗歷史“重述”，讓歷史化身為各種類型的敘述者、無數種非話語存在、各種各樣的儀式，反復訴說，反復印證。如此文本，自然離不開日常性，比如古人熟知而今人稍感隔閡的優秀傳統文化元素，比如間雜在字里行間的流行語言和符號，比如尚修羅發現被“羈縻”后“成為仰面固定在蘆葦叢中的巨人，與野鴨、蚊蚋、野馬、胡楊、湖水等各種單純元素構成人形裝置”進而描繪的七維情景，再如各種語言、各色民族、以及不厭其煩的食品、裝飾、章表等列舉，羅織出一幕幕吐蕃和唐朝時期的原生圖景。《野馬，塵埃》中的日常以毅然決然的書寫勇氣試圖打破機械復制時代或信息消費主義文學的淺顯化和碎片化，給讀者以久違的新鮮感。

　　《野馬，塵埃》也是一部極具實驗色彩的作品，其實驗性表現為小說的“過度包裝”。一方面，小說敘事邏輯被多維視角和多重表述所取代。通覽全篇，讀者幾乎找不出一個權威的敘述者和唯一的因果鏈條。尚修羅、阿嗜尼、毛押牙等形象都是奇特的，他們可以同一，可以分別，可以變幻，可以出生入死，可以失去記憶，可以先知先覺，可以從沉默不語變得能言善辯，總之，當敘事需要時，他們可以隨時出現，盡情“講故事”。在小說中，作為物質性存在的駝轎也能夠敘述，也可以變化，讓人嫣然而笑。另一方面，《野馬，塵埃》中歷史的嚴謹性被時空的跳躍性和語言的穿越性所取代，使得小說虛實相生。當楊國忠吞吞吐吐地說“第一只兵連禍結的貓，不理我！第二只運籌帷幄的貓，不理我！”，而且連說八只貓時，讀者只能忍俊不禁，歷史的必然被不經意間解構了。當“情人”被一本正經地注釋時，歷史的偶然又正當化了。當然，這一切都是“包裝”的結果，在虛實之間，我們“順其自然，感受每個細節”，整部小說因此而具有濃烈的魔幻氣息。

一部敦煌文化的復調史詩

馬粉英（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

　　馮玉雷對于敦煌文化 “情有獨鐘”，《野馬，塵埃》在藝術形式上所做的探索以及在結構上的精心打造都體現出非常明顯的復調特色。

　　這部長篇小說結構安排上打破了傳統敘事的線性結構，作者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中的金、木、水、火、土作為最主要的五個部分，而每部分又分別以中國的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四靈，佛教的色、香、味、觸，西方占星學上的十二星座為各章節命名。這種復調結構本身體現了中西文化與東西方文化的融合，體現了一種文化融合與互通的理念。

　　小說人物也體現了一種復調式的建構性，既有歷史上實有的，也有虛構的，但主要人物面孔不是單調的，而是多元的、立體的。比如阿嗜尼、尚修羅、閻朝等人物，在不同敘述中具有不同的面孔，這些聲音貌似各自獨立，卻一起構建了多元的人物面孔和多聲部的人物關系，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讀者需要用心去揭開人物的面紗，但是真實的面孔卻求而不得，我們只能接近人物，但是永遠無法抵達人物的本質。

　　小說在文體上也進行了大膽的革新與實驗，整個小說在敘事中融入了奏表、批注、盟誓文、紀事、問答、赦令等，讓歷史的寫實與文學的虛構完美融合，體現了作者的匠心獨用，體現了文體的復調性。另外，小說中將古代漢語、現代漢語、現代網絡流行用語、甚至地方方言熔于一爐，也實現了語言的復調特色。

　　復調本身是為了通過多元的、互動的、開放的交流來實現共存，因而，對話也就成為了復調的核心。《野馬，塵埃》這部小說以其明顯的復調特色表達了作者對于敦煌文化的深刻理解，在復調的構建中充滿了生命的狂歡。作者將小說內容和形式有機融合，多重喻指，體現了小說的開放性和豐富的意蘊，以獨有的文本張力彰顯了大盛融通、多元融合的敦煌精神，以宏闊的視野和精微的敘事構建了一部書寫敦煌文化的復調史詩。 

《野馬，塵埃》對敦煌文化的文學呈現

孟匯海　劉海燕（西北師范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西北師范大學繼續教育學院）

　　橫穿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及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近些年來涌現出大量反映絲綢之路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生產方式和民族生活風俗等方面的絲路美術、舞蹈、影視及文學作品，在弘揚和承認優秀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馮玉雷長篇小說《野馬，塵埃》以豐富的文獻資料，繼承并且深入挖掘絲綢之路文化資源，將文學、史地、民俗、文化等諸多因素交融浸潤，清晰地勾勒出絲綢之路背景下社會生活與自然環境躍動的圖譜，是一部文史學藝術化轉化成功的作品，蘊涵豐富珍貴的人文價值。由此引發絲路文學新概念、新元素、新作品對當代大學生人文素養的提升及美育教育等問題思考。

　　馮玉雷多年來潛心鉆研絲綢之路文化，將史地文化、歷史故事等諸多研究成果浸潤在其文學創作中，從長篇小說《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禹王書》到最近出版的皇皇百萬言巨著《野馬，塵埃》都是知識性和可讀性有機結合，可謂是絲綢之路文化遺產向文學藝術作品轉化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典范。首先，《野馬，塵埃》中展現出無比豐富的少數民族神話傳說和歷史文化故事，成為對當下反傳統傾向加劇、理性主義精神膨脹等問題的有力對抗，幫助讀者充分感知傳統文化的精華，培養讀者豐富的想象力，使其精神世界回歸至人文主義的廣博內涵之中。其次，馮玉雷在這部作品中將歷史文物、文獻典籍等舊元素融合進新時代的文學創作，選取中國唐朝這一宏大的歷史背景作為故事發生的基礎，以及作品題目對《逍遙游》的化用，顯示出深厚的文化積淀。因此，閱讀此類文學作品能夠幫助深化讀者的文化視野，實現其審美意識的自覺化拓展，擺脫由表層文化視野帶來的審美認知的困境。《野馬，塵埃》通過對話歷史，堅定不移地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前進著，這一執著追求促使年輕的一代不斷向著人性的至美之境邁進。

　　因此，閱讀這類絲路文學經典，對于加強大學生的美育教育、弘揚及傳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十分必要的。通過理論與實踐的相結合，使大學生在閱讀與欣賞、表達與交流的過程中，獲得個體化的真實文化感受，辨析傳統文化價值的魅力，充分發揮其美育功能，以美育德、以美啟智，樹立正確的審美觀念，提升藝術感知能力與理解能力，塑造積極價值觀和完美人格。我們堅信，絲路文學是推動民族優秀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途徑。當代大學生通過閱讀、體驗蘊含著燦爛文化的絲綢之路文學作品，能夠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和創造性，具有扎實專業技能的同時，培養起深厚的人文精神，成為新時代合格的建設者和可靠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