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甘肅境內各民族政權的人才興國

　　原標題：【溯源甘肅】

　　魏晉十六國北朝時期甘肅境內各民族政權的人才興國

張掖高臺縣駱駝城遺址出土的胡俑牽馬木雕

鳩摩羅什寺

王嘉畫像

嘉峪關魏晉墓出土的磚畫宴享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清凌

　　在魏晉十六國北朝中原戰亂，“井堙（被填）木刊（被砍）”“骨岳血海”的歷史背景下，甘肅的崇山峻嶺，大漠長河，將這一遼闊的地域與中原戰亂區隔離開來，形成偏安的小環境。同時，甘肅各政權之間、各政權與中原王朝之間兼并和被兼并的矛盾斗爭尖銳復雜，從未停歇。為富國強兵，擴大統治地盤，創建統一大業而培養、羅致甚至搶奪他國人才，是各政權共同的政治取向。

　　重視培養和重用人才

　　曹魏、西晉、涼、秦各政權，大都把培養、搜羅人才看作是政權存在和發展的關鍵。“國有人焉”，往往是對一個政權不敢輕視的重要原因。

　　前秦苻生派征東將軍苻柳、參軍閻負等出使涼州，勸說前涼歸降。涼州牧張瓘在談判時，詰問前秦誰是堪當大事的政治人才。閻負等列舉一長串經世賢才的名字，以證明前秦“濟濟多士”，一席話說服張瓘，“乃言于（國主張）玄靚，遣使稱藩。”（《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秦錄二》）苻堅準備進攻東晉，其太子苻宏、少子苻詵都以晉有謝安、桓沖等人才，認為“未可圖也”，苻堅不聽，結果遭到大敗。正是由于人才這樣重要，所以，每個政權建立，總將人才培養、羅致看作為政的頭等大事。其羅致人才的辦法：

　　一是建學培養。優禮耆老，修尚儒學，是各政權統治者培養人才，鞏固統治的基本做法。晉惠帝永寧時（301年—302年），張軌在涼州“征九郡胄子500人，立學校”。（《晉書·張軌傳》）其他各政權照例都很重視立學育人。前秦苻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并遣受業……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晉書·苻堅載記上》）后秦姚萇（384年—393年）立國之初，就在安定（治所在今甘肅鎮原縣東南）“立太學，禮先賢之后”。（《晉書·姚萇載記》）

　　二是招攬賢才，倡導私人收徒講學。統治范圍延伸到隴右的后秦主姚興曾對群臣說，他十分重視“招求”人才。有個名叫梁喜的人回應說社會上缺乏賢才。姚興不以為然地駁斥說：“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十六國春秋輯補·后秦錄五》）他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適用的人才，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向前代或后世借用人才。因此，只能說你不識才、不認真求才，而不能誣稱四海之內沒有適用的人才，可見他對人才的渴求和高見。在他的倡導下，天水姜龕等一批耆儒碩德、經明行修的學者，各收門徒數百，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晉書·姚興載記》）

　　三是吸引統治區以外的人才。前涼等政權一度刑清國富，社會相對安定。晉懷帝永嘉之亂中，“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軌）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資治通鑒》）西晉末，“天下方亂，避亂之國唯涼土耳”“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晉書·張軌傳》）因此，當西晉愍帝死后，“其眾散奔涼州者萬余人”（《晉書·張軌傳》），其中就有大量歷世業儒者，被涼州政權重用。

　　甘肅割據政權的不少統治者“敬賢愛士”，尊重人才。張掖有個學者郭荷，“明究群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前涼主張祚遣使以安車束帛征為博士祭酒，署太子友，即任他輔導太子。但郭荷不愿留任，張祚尊重他的意愿，“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錄九》）后來，郭荷的弟子郭瑀精通經義，多才藝，善作文章。前涼主張天錫，前秦主苻堅都曾“備禮征之”，郭瑀被迫出而就征，不久仍“還于南山”。前涼和前秦主對他并沒有加害。前秦太守辛章還“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錄七》）北涼沮渠蒙遜平酒泉，得敦煌名士宋繇及其藏書數千卷，他高興地說：“孤不喜克李歆（西涼主），欣得宋繇耳”，拜宋繇為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又得學者劉昞，拜為秘書郎，“筑陸沉觀于西苑……學徒數百，月致羊酒。”沮渠牧犍尊劉昞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魏書·劉昞傳》）沮渠蒙遜父子對于博通經傳的敦煌學者闞骃等，也極為重視。

　　重用人才，信任不疑，是這一時期一些統治者得到人才回報的主要原因。前秦苻堅看準王猛“有臥龍之才”“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他不顧本族官員反對，拜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王猛任職“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余人”，苻堅心不生疑。于是“百僚肅整，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十六國春秋輯補·前秦錄三》）

　　爭奪佛教人才

　　魏晉南北朝時期，甘肅作為佛教重鎮，信奉人數眾多。各族統治者出于自身的信仰，也為了搶占佛教領域的統治權，因而展開對佛教人才的爭奪。

　　梁朝僧人慧皎撰《高僧傳》共收入魏晉時高僧496人，其中有甘肅僧人54人。唐朝高僧道宣撰《續高僧傳》共收入南北朝高僧215人，其中有甘肅僧人23人。兩書所列魏晉南北朝高僧，都是領袖一方的宗教人才，在當時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如竺法護，世居敦煌，八歲出家，晉武帝時隨師竺高座游西域，遍學諸國語言，帶大量佛經來到長安，前后譯經47年（266年—313年），幾與西晉相始終。由他譯出的佛經有175部，354卷，史載他“聲蓋四遠，僧徒數千”“時人咸謂敦煌菩薩”（《高僧傳·法護傳》），在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中都有極大影響力。

　　鳩摩羅什（343年—413年）是出生于龜茲的一位高僧，“道流西域，名被東川（國）”。（《高僧傳·鳩摩羅什傳》）前秦主苻堅命將出師，萬里提兵，征服龜茲，搶奪鳩摩羅什。當大將呂光將羅什迎到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市）時，苻堅已經敗亡。于是，呂光將羅什留在身邊，建立了后涼政權。十數年后，后秦國主姚興同樣使用武力，將羅什從涼州迎到長安。幾個皇帝武裝爭奪一個高僧，這是特殊歷史時代獨有的現象。事實上，他們所爭奪的不只是一個僧人，而是高僧廣泛的社會輿論和宗教影響力，是鞏固和擴大政權的希望。

　　鳩摩羅什所培養的佛教人才，如僧叡、僧肇、道生、道融、曇影、慧嚴、慧觀、僧朗、道恒、道標等所謂“十哲”，將羅什的佛學思想傳布到各地，又在許多方面加以發揮，使其更加嚴密和系統化。

　　繼前秦向龜茲、后秦向后涼武裝爭奪鳩摩羅什之后，北魏又以武力相威脅，向北涼索要高僧曇無讖。曇無讖（385年—433年）聰敏出眾，二十歲時已能誦大、小乘經200余萬言，又明解咒術，國人稱他為大咒師。曇無讖來到今甘肅武威，得到北涼主沮渠蒙遜的厚待，他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等協助下，譯出《涅槃經》《大集經》《大云經》《金光明經》等20部、60余萬字。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遠慕其名，遣使到北涼索請，并威脅沮渠蒙遜說：“若不遣讖，便即加兵”，蒙遜不為所動。北魏又改變手法，遣使拜蒙遜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蒙遜表示曇無讖是他的“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高僧傳·晉河西曇無讖傳》）一方威脅、利誘，甘愿付出高價；另一方則是寧死不愿割愛。一位佛教人才為什么會讓兩個政權如此激烈地爭奪？除了高僧所具有的社會、政治影響力外，其他理由都解釋不通。

　　各政權重用佛教人才，一是任為僧官。北魏自孝明帝正光（520年—525年）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余區”。（《資治通鑒》卷158）北周經過宇文邕毀佛，僧尼人數有所減少，但仍不下百萬人。各政權統治者將高僧安置到各級佛教管理機構和寺院、叢林，通過他們加強對廣大僧尼、信眾的管理。在各政權政治生活的關鍵時刻，高僧往往能起到特殊的作用，他們的態度往往是行政決策、管理的重要因素。

　　二是引導社會輿論。魏晉十六國北朝，中國佛教流行由鳩摩羅什譯介的般若中觀思想。中觀派認為人們只要通過修煉，具備“般若”（智慧），便會解脫，“不復往來生死中。不往來生死中，則無垢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這給天天面臨死亡威脅的人們指出一條擺脫“垢惱”的途徑，得到精神慰藉。在佛教輿論的強大引導下，人們以虛幻世界的安樂，寬容了物質世界現實生活的苦難，對統治階級非常有利。

　　三是借用高僧的法術、品格和聲望，擴大政治影響。許多高僧以法術征服統治者的心，統治者也通過渲染高僧的法術，巧妙地擴大政權的影響力。同時，一些高僧如法護，操行堅苦，篤志好學，獻身佛法，萬難不屈的執著精神和高尚品格，在信眾中具有很高的感召力。對于割據政權，這也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源。

　　對道教人才的羅致

　　魏晉十六國北朝甘肅流行的主要宗教還有道教。道教的信眾不如佛教那樣多，但影響力不小，統治者同樣重視拉攏道教人才。

　　其時民間道教數以百計，葛洪曾將它們統統斥之為“妖道”，認為“皆宜在禁絕之列”。他將道教的神仙方術與儒家綱常名教相結合，提出以神仙術養生，以儒術治世的政治化、世俗化道教理論。寇謙之沿著葛洪援儒入道的改革路線，進一步將道教從漢末人的造反工具改造成為統治階級上層建筑的一部分，魏太武帝將寇謙之道教改革的內容公布于天下，又為其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建立了道場，他還定道教為國教，奉寇謙之為國師，從此以后，道教在北朝包括甘肅如日中天，影響巨大。

　　當時甘肅還有一些道教人士繼承漢末以來的讖緯學，以預測未來為能事，服務于統治階級和民眾。割據政權的統治者往往要求他們的預言符合自己的政治需要，否則就會遭到殺身之禍。

　　十六國時期的高道王嘉，子字念，隴西安陽（治所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人，所作《牽三歌讖》是一部讖緯學著作。他先事苻堅，后被姚萇“逼以自隨，每事諮之”。王嘉慣用特殊的方式表達預見。苻堅發動淝水戰爭前夕，曾遣人向王嘉預卜吉兇，王嘉說：“金堅火強”。苻堅一時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又問：“我能有幾代人當皇帝？”王嘉回答：“未央”。苻堅欣然以為吉征。次年歲在癸未（383年），苻堅在“淝水之戰”中大敗，不久亡國。人們這才明白，他說的“未央”，是“殃”在“未”年的意思。“金堅火強”，是前秦在西方，五行屬金，東晉在南方而屬火，火能鑠金，故他暗示前秦必敗。

　　王嘉以善言讖語——實際上是一種政治預見，而被人們佩服，他也因此遭到殺身之禍。姚萇進入長安，開頭也像苻堅一樣優禮王嘉。姚萇與苻登對壘鏖戰，詢問王嘉：“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王嘉回答：“略得之”。姚萇發怒道：“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晉書·王嘉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