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歷史，品味文化 ——讀《武威金石志》所感

　　原標題：回望歷史，品味文化 ——讀《武威金石志》所感

　　這是一部一百三十多萬字的鴻篇巨著，這是一部全方位展示武威金石文化的厚重史書，這是一部內容豐富、編排科學的文史參考書。其搜集金石文字之眾多，跨越年代之悠長，涉及范圍之廣博，令人嘆為觀止。翻閱此書，波瀾壯闊的武威歷史在指尖滑過，輝煌燦爛的涼州文化在心頭蕩漾。正所謂“碑刻尚留秦歲月，石壇猶有漢煙霞”（明·王佐《游武夷山步周僉憲韻》）。

　　這部經典鴻書，就是武威文史專家王其英先生“積二十年之功”編著的《武威金石志》。

　　這部書的歷史價值、文化底蘊，專家學者已有大量論述。我僅從一位普通讀者的角度，和大家一起分享閱讀此書的無窮韻味。

　　回望歷史，品味文化，這是閱讀《武威金石志》的最深感受。為了驅除人們心頭對金石文化晦澀難懂的疑慮，我們不妨從興趣盎然的碑刻故事說起。或許，這是開啟《武威金石志》閱讀興趣的一把鑰匙。

　　閱讀《武威金石志·涼州卷·西來寺碑記》，我們了解到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在武威第十八中院內鳳凰臺西北方向，曾有一座名曰西來寺的寺院。西來寺之名，因“有三異僧，從西域來，越宿而去，故定今名焉。”清朝康熙年間，甘肅巡撫劉斗、甘肅提督張勇“請諭旨建”，振武將軍孫思克、參議朱衣客“慨然有振興之志”，遂于康熙十年（1671）修建了西來寺。七十年后的乾隆六年（1741）四月，西來寺歷經風雨滄桑，多有損毀，后由本邑信士和紳民自愿維修，本郡庠生李蘊芳（乾隆十七年進士）提筆撰寫了《西來寺碑記》。劉斗、張勇、孫思克、朱衣客都是當時名重一時的重要人物。劉斗，清初重臣，曾任甘肅巡撫、福建總督等職；張勇，清朝名將，河西四漢將之首，時任甘肅提督，鎮守甘肅十余年，被封為靖逆將軍、靖逆侯；孫思克，清朝名將，河西四漢將之一，康熙二年（1663）擢升為甘肅總兵，鎮守涼州，后為甘肅提督，加封振武將軍，先后鎮守西北邊關三十余年；朱衣客，清初將領，曾任西寧總兵官。碑文由涼州才子李蘊芳撰文并書丹，既告訴人們一段遺跡故事，又關涉到多位名震一方且與武威頗有淵源的名將重臣，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

　　再翻閱《武威金石志·古浪卷·涼莊保障石額》，我們又了解到一塊石額的傳奇經歷。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陜西布政使司右參議、分守西寧道李際春視察古浪黑松驛，感慨其既是險峻的戰略要塞，又是重要的交通驛路，于是揮毫寫下“涼莊保障”四個大字，由游擊將軍趙希云刻石鑲嵌于黑松驛南城門。此石額歷經幾百年風雨滄桑，于1927年大地震中被震落。1968年，當地群眾在修建渡槽橋涵時，從南城門下挖出，鑲嵌于橋墩內側。2017年10月被取出，保存于黑松驛鎮政府。看到這塊歷經滄桑的石額，我們就會情不自禁想起四百多年前那段歷史。古人早已遠去，但歷史就鐫刻在這方石額之中。

　　又翻到《武威金石志·民勤卷·建置蘇山書院碑記》，我們接觸到了一位熱愛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的官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陜西榆林人王賜均以舉人身份選授鎮番知縣。王賜均來到鎮番，看到這里“地雖瘠貧，而嗜學之風聞于五涼”，他又“登蘇山而眺望子卿（蘇武）之遺像”，認為鎮番文風昌盛是繼承了蘇武的高風亮節。于是，他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謀建書院，以綿忠孝之氣，沐大雅之余烈焉。”在王賜均的倡導下，蘇山書院于乾隆四十八年建成。王賜均撰寫碑文記載其事，并題寫書院匾額。不久，王賜均離開鎮番，到隴東的靜寧縣任知州，期間，創建了“亦樂書院”；后來又任秦州知州，創建了“興文書院”。現天水伏羲廟先天殿內上懸“文明肇啟”匾額，就是王賜均在嘉慶年間任秦州知州時題書。蘇山書院建成后，培養了大量品學兼優之士，把民勤文風推向極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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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碑刻故事有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例舉。倘若或多或少能夠引起讀者或文史愛好者的興趣，不妨去讀一讀、翻一翻《武威金石志》。

　　金石碑刻是歷史記憶的重要部分，蘊藏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武威金石志》中收錄的一件件充滿武威歷史記憶的金石碑刻，就是一部部值得細細品味和回望的武威文化史。同時，從這部厚重的書籍中，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了王其英先生熱愛家鄉的深厚情感和無比熾烈的文化情懷。

　　翰墨傳世，金石長存。作為武威地方性歷史的珍貴記錄與地方文化研究的“寶藏”，《武威金石志》必將成為弘揚涼州文化、傳承歷史文脈的一塊豐碑，正如西北師范大學教授胡大浚先生所言：《武威金石志》“正是一部‘銘于金石’的青春不磨、光華永存的武威信史，讓人們在認識武威歷史文化的厚重底蘊的同時，勵志奮發，去鑄造、去鐫刻古城更加美好的前景。”

　　謹以此文向王其英先生致敬！

　　作者簡介：李元輝，甘肅武威人，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先后在《甘肅日報》《民主協商報》等報刊雜志發表歷史文化類文章三百余篇。出版長篇歷史小說《汗血寶馬》，詩文集《詩文話天馬故里》（與西木合著），武威文史散論《天馬長歌》（與張長寶合著），武威非遺專著《涼州賢孝之“二十四孝”》（與趙大泰等合著），五涼文化著作《話說五涼》（與徐兆壽合撰），參編出版《涼州會談》連環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