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秦川,風從敦煌來
秦川在拍攝現場。本版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秦川(左二)、安秋(右二)導演在《敦煌畫派》片場。
秦川及劇組進行《黑戈壁·黑喇嘛》的拍攝。
秦川在第八屆優秀國產紀錄片及創作人才推優活動頒獎現場。
《敦煌伎樂天》劇照。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施秀萍
金城,陽光明媚,時光靜好。
在自己的工作室,秦川完全沉浸其中,渾然忘我。連著幾天,他一直在對四集紀錄片《敦煌,千年不散的筵席》央視播出版的字音校對和畫面進行修改。
“羊肚筋膜豐富,臨出爐的剎那,澆上一股醋,趁熱咬上一口,酸爽滑嫩的快感直沖頭頂……”光看著誘人的畫面,聽著誘人的解說,就讓人忍不住一個勁地咽口水,秦川自己也時時被美味“誘惑”,笑著坦承:“剪著,剪著,就餓了。”
秦川,我省著名紀錄片導演。此前,他剛剛從新疆拍攝《石窟中國》回來。
“甘肅的石窟群,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我基本拍了個遍。而《石窟中國》將展現中國石窟全貌,剛好讓我‘補’全‘石窟課’,令我特別興奮和期待。”從2004年起,自稱“敦煌土著”的秦川從敦煌出發、守著敦煌拍了十幾年,先后拍了15部、60多集紀錄片,最終的成片總時長“兩天兩夜不吃不喝才能看完。”
風,從敦煌來,不眠不休。
(一)
1965年1月,秦川在敦煌莫高鎮出生。
莫高鎮離莫高窟很近,幼年的秦川就時常沐浴在“敦煌風”中,樂此不疲。莫高窟每年雷打不動的四月八廟會,在秦川記憶里“比過年還熱鬧”。
這一日,十里八鄉的鄉親們不等天亮便拖家帶口,帶上吃喝,趕著馬車、驢車,趕往莫高窟。其時,敦煌城里萬人空巷,前往莫高窟的路上,則如記載:“車馬喧鬧,游人絡繹。或輕裘緩帶簇雕鞍,錦城濠畔;或鳳管鸞簫敲玉板,高歌紫陌村頭。”
一派熱鬧繁盛景象。
小時候的秦川,最喜歡在四月八跟著家人去莫高窟,“鉆各種洞子。”那時候,莫高窟的洞窟還沒有門。
其時,秦川對敦煌懵懂無知。莫高窟就像當時當地的時代廣場一樣,只圖個熱鬧好玩。
后來當了記者,秦川一年跑幾十趟莫高窟,可寫來寫去,來來回回“敦,大也;煌,盛也。”秦川不干了,莫高窟的博大精深,敦煌老百姓說不上就說不上,可作為媒體人,實在說不過去。
(二)
秦川想找到“敦煌文化的源頭”,他向臺里提出拍攝紀錄片《大河西流》的建議。
思路,他都想好了。
那是2004年,酒泉電視臺當時的條件并不好,不僅設備中低檔,也沒有專業的攝影師、剪輯師、燈光師,所以,秦川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都說:“這個人太可笑了,想出名想瘋了。”
可秦川執拗。他帶著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在敦煌整整跑了3年,很多地方都是荒無人煙、從無人涉足的地方。
“8集片子投資不到10萬元。對于大團隊來講,幾乎等于沒有投資。”這是秦川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印象格外深,時隔近20年,拍攝過程依然恍如昨日,歷歷在目。
采訪車是臨時借來的,現場拾音的話筒挑桿是一根自制木棒,每天野外工作十幾個小時,最長的一天晝夜奮戰22個小時,涼水、干餅就黃瓜就是可口的午餐;拍攝時間要么利用節假日,要么平日里加班一點點“攢”出來,沒有補助、沒有加班費,可“有夢想啊”,干得賊起勁。
隨著拍攝的一點點推進,秦川驚喜地發現:疏勒河不僅連通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和巴比倫,傳播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把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希臘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交匯融合在一起,產生了輝煌燦爛的敦煌文化和絲路文化,“疏勒河,就是‘敦煌文化的源頭’,敦煌的母親河啊。”
2005年5月,包含《敦煌的母親河》《中國長城的盡頭》《脫水的城堡》《西出陽關》《尋找玉門關》《三危佛光》《飛天情緣》《拯救敦煌》8集的紀錄片《大河西流》終于“呱呱墜地”,在酒泉電視臺首播,隨后又在敦煌市開了一場觀影會,贏得“一片叫好聲”,一舉“扭轉乾坤”。
2006年12月,《大河西流》在《探索·發現》欄目播出,疏勒河連同秦川的名字開始為人所知。
第二年,《大河西流》為酒泉摘取了第一個國家級電視節目大獎——2005-2006年度中國廣播影視大獎優秀電視專題片提名獎。
《大河西流》堅定了秦川的信心,也讓秦川為自己定下不成文的“規矩”:凡拍紀錄片,從立項開始,就得是央視標準,全國水平。
(三)
秦川創作生命的轉折點,交匯于紀錄片《大河西流》。
拍攝《大河西流》的時候,秦川采訪了正在西部探險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鐮。《大河西流》播映時,楊鐮和同事紛紛熱議。楊鐮“糾正”大家“這可不是央視拍的,是酒泉臺拍的”的時候,同事們直呼“不可能”。
可楊鐮知道,楊鐮相信。他找到秦川,直接授權秦川以自己的著作《黑戈壁》為劇本,拍攝同名紀錄片。
曾經叱咤大西北黑戈壁的“黑喇嘛”丹畢加參,一度讓新疆、甘肅、內蒙古的老百姓視為洪水猛獸。20世紀初葉,他的一舉一動甚至牽動著整個亞洲的神經。但時隔多年,能找到的也僅有一段碉堡戰壕,還涉及甘肅、新疆、內蒙古等地,該如何“復活”這段歷史呢?
翻越祁連山、天山、昆侖山、阿爾金山,穿越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瑪干沙漠……此后兩年時間里,秦川帶領攝制組拍攝了甘肅、新疆、內蒙古等地的大量歷史遺跡,采訪了十余位草原牧民、人文學者,生動再現了20世紀初中亞歷史上轟動一時的“黑喇嘛”傳奇。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緊張激烈的脈絡沖突、變幻莫測的片子結局……2008年12月,《黑戈壁·黑喇嘛》在《探索·發現》欄目播出,引起巨大反響。
2008年11月,《黑戈壁·黑喇嘛》一舉摘得“第五屆中國紀錄片國際選片會”的“十佳紀錄片獎”。第二年4月,又受邀赴卡塔爾多哈參加“第五屆半島國際紀錄片節”展映單元。
這是秦川第一次走出國門,亮相國際紀錄片節。
(四)
“今年,也不能掛‘空擋’啊。”
這句話,像“鬧鈴”,適時響起。
一部接一部登上央視,一部接一部獲獎,秦川,正在興頭上,特別是,“敦煌就像個寶庫,隨時打開都有新題材。”
2009年,秦川要拍《敦煌書法》。
他知道,在敦煌的藝術寶庫中,除了壁畫彩塑,還有一枝光芒四射、瑰麗多姿的藝術奇葩——敦煌書法。
敦煌,是中國書法的重要發源地。敦煌書法范圍甚廣,從藏經洞出土的書寫本到古遺址出土的漢簡、石窟題記以及現存的碑碣,時代久遠,數量巨大,書體多姿,行草隸篆皆備,其功力法度、審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贊嘆!
敦煌,有大量漢代到宋代的書法真跡,這在中國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漢字第一次脫離識讀功能而成為獨立的抽象藝術——草書,也發生在敦煌……關于“敦煌書法”,可以說的話、講的故事太多太多了,秦川“有種‘不吐不快’的感覺”。
四集《敦煌書法》七個月的拍攝,讓秦川“特別過癮”, “情景再現”的表現方式,仿若時空穿越,讓他與古代書法家親密地“朝夕相處”起來:
——東漢,張芝敦煌家中后院。正在揮毫潑墨的張芝,看到家人將絹帛送去染房染色,突發奇想,若在白絹上寫字,如何?
其時,紙張剛剛發明出來,還比較粗糙,尺幅不大,價格不菲,書家很少用。而西漢就已經產生的章草,也“只能像豆子一樣,一個一個‘蹦’出來,是無法‘連體’的。”
鋪開絹帛,蘸墨提筆,張芝行云流水般一口氣寫下去,感到從未有過的酣暢淋漓,“因為絹尺幅大,且細膩、吸水性極好。”
就這樣,草書誕生了。那一刻,漢字從認讀工具,真正成為一門石破天驚的書法藝術;那一刻,一顆巨星在中國敦煌閃耀登場,又整整影響后世1800多年。
——敦煌漢簡發現之前,人們不知道漢代人寫的毛筆字是什么樣的。只能通過漫漶不清的石刻,通過刀法看筆法,“可筆鋒下的輕重緩急,是雕刻家的,不是書法家的。”
……
2011年11月,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公布2010年度國產紀錄片及創作人才扶持項目評選結果,《敦煌書法》喜獲“優秀國產紀錄片中篇獎”。
(五)
2013年,受甘肅省委宣傳部委托,秦川又開始創作拍攝6集大型紀錄片《敦煌畫派》。
這一次,秦川拍了整整三年。三年中,秦川長途跋涉數萬里,搜集到大量鮮為人知的故事線索,終于將敦煌畫派紛繁復雜的碎片一一厘清,勾畫出一幅波瀾壯闊的中國美術畫卷。
“這三年,非常痛苦,簡直痛不欲生。”秦川的言語神情中,透著化不開的痛,盡管這只是回憶。
秦川、安秋兩位導演花了整整五六個月的時間,整理學術資料,最終形成26萬字的學術本和分集大綱。
“既要有學術價值,又要有藝術價值,還要有觀賞性。”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秦川他們跑了七八個省,在畫面呈現上也是絞盡腦汁,頗費心思。
拍“敦煌畫派”,常書鴻、張大千、于右任、段文杰、董希文、吳作人、關山月、常沙娜、李其瓊、萬庚育、史葦湘、歐陽琳、孫紀元、何鄂……繞不開的閃耀之星,名單很長很長。
可該怎么呈現呢?
紀錄片《敦煌畫派》一開場,張大千這位21世紀全世界公認的畫家率先登場,“張大千的權威性、影響力不容置疑,他都拜倒在敦煌壁畫面前了,那么敦煌在中國美術史乃至世界美術史的地位也就毋庸置疑了。”秦川想借“大千”之力,讓觀眾一下子就對敦煌有一種仰之彌高的印象。
事實證明,秦川“賭贏了”。
時隔8年,拍攝萬庚育的一幕幕場景,猶在秦川眼前。
2013年5月10日那一天,當時已92歲高齡的敦煌美術家萬庚育老人鄭重地打開抽屜,小心翼翼地捧出一方絲帕,又小心翼翼地展開——徐悲鴻、廖靜文、吳作人、李苦禪、董希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20多位美術大家的簽名,竟密密麻麻匯集在這方小小的絲帕上。
作為徐悲鴻的弟子,萬庚育并非尋常人,她和許多仁人志士一樣,半個世紀都在敦煌,看慣了大漠長天,孤泉冷月,黃沙絮絮,卻在漫天黃沙即將把數百個燦爛奪目的洞窟掩埋和毀滅之際,用滿腔熱血挽救敦煌,保護敦煌,研究敦煌。
萬庚育喜結連理的日子,徐悲鴻帶著師生前來祝賀,就用毛筆在這方絲帕上一一簽下名字。自此,這方絲帕成了萬庚育最珍貴的寶貝。文革時,又害怕,就拿水洗,竟洗不掉。
真是萬幸啊,手絹皺皺巴巴了,可簽名依然清晰。拍攝時,萬庚育因腦梗已基本失去語言能力,日常交流全靠子女翻譯。可當導演安秋問她:“您這一輩子,跑到敦煌,受了那么多苦,后悔不后悔?”時,老人突然說話了:“不……后……悔……”
“為什么不后悔呢?”
“藝術……藝術……藝術……”老人重復了好幾遍,令人動容。
……
2016年1月18日,在蘭州萬達影城舉辦的首映式上,紀錄片《敦煌畫派》得到了觀眾一致好評。
“秦川,這是不是你拍得最好的片子?”首映式后,有人問。
“不敢說最好,但這是我拍得最難的片子。”秦川實話實說。
(六)
2018年2月的一天,秦川正騎著自行車在酒泉的大街上溜達,突然接了個電話,電話內容是讓他接拍一部叫《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是敦煌首次跨出國門,與其他國家做一次跨越萬里的文明對話。
秦川心里清楚,自己對吳哥窟一無所知。但他相信,敦煌可以和任何一種文明對話,“把敦煌吃透了,再去對話,找共同點,找不同點,就不難。”
此后,秦川、安秋兩位導演開始“惡補”吳哥窟。其時,有關吳哥窟的書并不多,但癡迷吳哥窟、每年要去好幾回吳哥窟的臺灣著名作家蔣勛,寫了不少吳哥窟的書,《吳哥之美》便是其中經典。
身未動,心已遠。不斷“惡補”之下,秦川對吳哥窟心向往之,也發現了莫高窟、吳哥窟的諸多異同——
莫高窟、吳哥窟的重新發現,乃至被推向世界,竟然是同一個時代的同一個人參與其中。此人名為伯希和。
巧,還巧在:后來,法國人把吳哥窟的石雕,偷運到法國巴黎;其時,藏經洞亦被發現,伯希和組建考察隊來到敦煌,用相當于法國市面上一件文物的價值,拿了7000多件敦煌寶貝,也偷運至法國巴黎。
100多年前,兩大古跡,遭同一批人以同樣方式的“發現”;并且,兩大文明在同一家博物館、同一間展廳展出,這家博物館正是法國吉美博物館。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文物,有這樣奇妙的機緣。”秦川已經感到紀錄片《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那噴薄欲出的巨大沖擊力。
“太美了,太震撼了!” 秦川第一次到吳哥窟,就被巨型石雕所構筑的空間藝術震撼了。他舍不得放過任何一塊石頭,“吳哥窟的雕塑太細膩了,就像拿著針在石頭上繡花。”
“藝術之美是不需要翻譯的。”鏡頭里,吳哥窟的精美雕塑一一呈現;腦海里,莫高窟的精美壁畫一一映出,舉著攝像頭,秦川突然“頓悟”,語言不同、民族膚色不同,美的藝術可以讓人心連通起來,“這不就是‘一帶一路’講的‘民心相通’嗎?”
沒錯,沒錯,“民心相通”,最佳的打通方式就是藝術,“‘一帶一路’建設,就應通過文化進行更多溝通。”
2019年8月31日15時,紀錄片《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在敦煌國際會展中心盛大首映,成為“一會一節”閉幕式上的最大亮點。
其實,播映之前,有人擔心兩集100分鐘太長,特別是怕不少嘉賓年齡大,坐不住,建議只播一集。
可秦川犟,別人說什么都不聽,堅持兩集全播。結果,全場1200多名嘉賓安安靜靜看完,劇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第二年,入選第八屆優秀國產紀錄片及創作人才扶持項目優秀長片獎、榮獲第26屆中國紀錄片學術盛典長片“十優”作品、中宣部2020年度優秀地方外宣品二等獎……紀錄片《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先后摘得4項全國大獎,還在河北衡水劇院,捧得中國廣播影視大獎第26屆電視文藝“星光獎”優秀紀錄片提名獎。
從莫高窟前仰望星空,到衡水湖畔摘下“星光”;從黑戈壁到紅地毯,秦川走了整整20年。
他走得步履鏗鏘,別人“恨”他,“秦川,你太不厚道了。收那么少的錢,這不是破壞行情嗎?”
“真的是情懷。”秦川笑笑,自嘲對自己確實挺“刻薄的”,拍了15部紀錄片,做導演沒導演費、寫稿子沒稿費、攝像沒攝像費、剪輯沒剪輯費,沒錢咋辦?就“拿肉夯唄”,透支休息時間、透支身體……
(七)
很多人知道,秦川拍了《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很多人不知道,在拍《莫高窟與吳哥窟的對話》的同時,他還接了紀錄片《中國石窟走廊》的拍攝。
兩個都是大片,還要同時交稿,只有一年時間,秦川心里暗自叫苦,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兩半。
“太狠了。對自己太狠了。”秦川知道,這就相當于頭上頂著兩個大罐子,還要快速奔跑,還不能讓罐子掉下來,2018年、2019年,拍這兩部片子的時候,秦川過著“非人”的生活。
好在,兩部片子都是石窟,有交叉、有穿插。
好在,兩部片子都讓秦川興奮。
甘肅,最值得驕傲的歷史文化資源之一,便是綿延三千里的石窟走廊。不僅最古老的石窟在甘肅,甘肅石窟營造延續時間也是最長的,長達1600多年,而且,千年營造從未中斷過。秦川趁機將甘肅境內石窟群的歷史脈絡、文化價值,全部梳理出來了。
莫高窟代表了中國人生生不息的創造精神,代表了最優秀的中國文化,體現了中華文化的自信。
中國的文化記憶、民族記憶,以及記憶的細節,都保存在敦煌,要喚醒民族記憶,敦煌就是最好的“開關”……
“敦煌,是文化和藝術的汪洋大海。有著窮其一生也做不完的文章。20年,我只是舀了敦煌的一瓢水而已。”說起敦煌,秦川興奮起來,滔滔不絕。
風,從敦煌來。只有起點,從無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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