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官后流寓隴右 詩圣老杜把饑寒交迫熬成詩作百篇

　　文/高梓文

　　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帶走了大唐盛世的繁華。在曲折坎坷的關隴道上，一輛破舊的馬車正在初秋清涼的風中緩緩前行。最終，馬車進入了邊陲小城秦州（今甘肅天水）。對于古老的秦州而言，這是何等幸運，因為，馬車上正是杜甫一家人。

天水南郭寺“少陵閣”有杜甫的雕像 胡江 攝

　　公元759年秋 ，“安史之亂” 已折騰到第四個年頭了。當時杜甫投奔到新皇帝肅宗即位的所在地，本以為可以實踐理想，卻又歷經頗多曲折，甚至觸怒了肅宗，最后終于下定決心，辭去當時擔任的華州司功參軍，對傳統文人來說，這等于是徹底放棄了仕途。

　　辭官后的杜甫不能回到洛陽老家，又沒錢居住在京都長安，得知從侄杜佐在秦州東柯谷有幾間草堂，便決定舉家前往。至此，杜甫開始了他一生中一次最艱難的隴右之行，也開啟了“漂泊西南天地間”的后半生。

東柯杜甫草堂位于天水市麥積區甘泉鎮柳家河村，始建于北宋。胡江 攝

　　杜甫攜家帶口翻越隴山，一路上風餐露宿，經歷了諸多難以忍受的痛苦。史書上記載，此地山路九轉，翻越殊難，從東方來的人走到這里常常躊躇不前。

　　到秦州時，正值夏秋交替時節，三天兩頭的綿綿秋雨讓杜甫原本就極為困頓的生活境況顯得愈加悲涼。面對“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的狀況，為了生計和一家老小的飽暖，他不得不起早貪黑地采藥、涼藥、賣藥，有時也靠親友、新朋的周濟過著極為艱辛的日子……

　　但這一切并沒有妨礙杜甫在詩歌藝術上執著的追求，在秦州不到四個月的時間里，從麥積山到南郭寺，從東柯谷到魏囂宮，他用腳步“丈量”了秦州的山山水水。包括《秦州雜詩二十首》和一些紀行、詠物、懷親在內的詩作，足足有一百零一首。

杜甫避亂，寫下《秦州雜詩》，最著名的便是“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一句。胡江 攝

　　在《秦州雜詩（其七）》中，杜甫寫到“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唐朝的使節為什么遲遲沒有歸來？因為吐蕃侵擾的威脅未能解除。漢代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歸國后，任典屬國，即唐朝使節。大約這時唐朝有出使吐蕃的使臣遲留未歸。后句緊接反用傅介子斬樓蘭王的故事，說吐蕃侵擾的威脅未能解除。最后用“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說遙望關塞以外，仿佛到處戰塵彌漫，烽煙滾滾，整個西北邊地的局勢令人十分憂慮。目接悲涼邊地景象，聯想起唐王朝的衰敗趨勢，不禁使已身為布衣的杜甫痛心疾首，悵恨不已。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秦州雜詩（其十二）》。行走在南郭寺坐落的山頂，詩人感受到了片刻寧靜。“老樹空庭得”表現了南郭寺空曠冷清的庭院，因為得到古樹的點綴而有了生機和色彩。下一句“清渠一邑傳”說泉水似乎有情，主動將清澈傳送到全城，想讓世間所有人品嘗它的甘甜。然后詩人視線一轉，看到秋花危石、夕陽臥鐘，聯想到自己飽經離亂、一生坎坷，而今老之將至，心中不由生出“俯仰悲身世，溪風為颯然”的感嘆。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杜甫詩中的“老樹”，指的就是這株春秋古柏，為南郭寺的“鎮寺之寶”。胡江 攝

　　杜甫在秦州終是覓居不成，衣食不能自給，正在走投無路時，同谷縣（今成縣）有位“佳主人”來信說，“同谷可居”。杜甫又聽說同谷一帶的良田盛產薯蕷、山崖里有蜂蜜、竹林里有冬筍，這些無疑都可以充饑，于是決定離開秦州，舉家南奔同谷。

　　從秦州到達隴南的同谷已是深秋，杜甫一家在城南飛龍峽口鳳凰臺草堂客居，轉眼到了隆冬時節。

　　本以為來到了理想中的“樂土”，孰料其困苦遭遇不亞于秦州。除在風雪饑寒中艱苦度日，還要與險惡的山川、虎豹搏斗，甚至一家人的生計也無法應對。此時的杜甫已經狀如乞丐，“白頭亂發垂過耳”“短衣數挽不掩脛”“手腳凍皴皮肉死”，到了“長镵長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為命”的地步。于是，詩人將“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這種無以言表的艱苦，集中表達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這組紀行詩中。

甘肅省隴南市成縣杜甫草堂 肖剛 攝

　　從組詩三“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輾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及組詩四“有妹有妹在鐘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中可以感受到，杜甫由哭訴眼前生活困窘轉到對遠方兄弟及孀妹的思念。杜甫有四個兄弟，此時只有小弟杜占隨攜身邊，其他三位同樣都離亂分散于河南、山東；遠嫁鐘離（安徽鳳陽東北）的妹妹中年喪夫，拖攜著幾個年幼的孩子艱難度日，十年不曾會面。杜甫在茫然復雜的心緒下，吟出了充盈著手足骨肉親情的哀鳴。

　　“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組詩七中，杜甫與在山中舊時相識的儒生見面，只是懷念往日的生活。至于那位“佳主人”，大概對于杜甫根本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幫助，故詩人以“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作結，自嘆壯志未酬、功名未就而落寞荒山古城的失意，與前六首之內容綰結一起，用字字血、聲聲淚發出了最強烈的呼喊。

成縣杜甫草堂杜詩碑林 肖剛 攝

　　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杜甫，最終因為無法生存而在同年的十二月一日離開了同谷，繼續向西蜀重鎮成都府艱苦跋涉。

　　杜甫的一生中，公元759年是他人生的“至暗時刻”。正如蕭滌非先生所說：“這一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可是這一年，他的創作卻達到了高峰。

　　流寓秦州和同谷的日子里，杜甫用最真切的筆觸寫下這段痛到骨髓的經歷。他手握著一支從生命深處蓬勃而出的如椽巨筆，為隴右的山水注入了不朽的精神和靈魂，以儒者之忠厚與史家之犀利實踐著“詩圣”心系蒼生，胸懷國事的使命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