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隴上名將大破匈奴西域建奇功

　　原標題：述評漢代義成侯甘延壽的德行及武功

　　劉文戈

　　前漢時，慶陽涌現出一批壯懷激烈、抗擊匈奴、屢建戰功而封侯拜相的赳赳武梟，如公孫昆邪、公孫賀、公孫敖、李息、傅介子、甘延壽、王圍、喻仟等等。這應了《甘肅省志》：“漢武拓境開邊，北地良家子軍功嘗最” 及民謠“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之言。在這其中，若以道德、武功、膽識、成果、功勛、封爵諸方面論評，甘延壽應為翹楚。

　　甘延壽，字君況，出身于名門，武功蓋世，功勛卓著。他是今慶城縣人。若從現有地名看，應出生在距縣城西川四十多里地的甘溝門、甘溝店一帶。

　　筆者現將他的德行及武功作以簡要述評。

　　一、武功蓋世

　　延壽自小練有絕世武功，不僅善于騎射，而且還有過人之技。《漢書·甘延壽傳》說他：一是力大無窮。他投擲石塊或拔舉重物，無人能超過，軍士與其徒手相搏，無人能勝出；二是練有輕功。他可以踰越羽林軍駐地的樓臺、閣亭，就是說有飛檐走壁之能。作為一名軍士，能練有這兩種技能，可謂鳳毛麟角。因此，招得上司、甚至皇帝的垂愛，先提拔他為御林軍的郎官，后出任遼東太守，成為一方守疆大吏，很不簡單。他的上升，完全靠的是他無與倫比的武功；也說明他并非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武夫，而胸有韜略，文武雙全，具有一定管理地方的行政才能。

　　二、具有真正軍人的素質

　　延壽年輕時就被選拔到羽林軍，大部分時間在軍隊中生活，養就了軍人的令行禁止的嚴格紀律性。當他的副手陳湯建議：動用西域的屯軍，先發制人，進攻匈奴時，他非常贊同陳湯的意見，但不愿獨斷妄行，擅自行動，主張上奏朝廷同意后方能實施。他這樣做，充分體現了他的軍人素質。自古以來，軍人以服從上級命令為天職，如果一個軍隊沒有鐵的紀律，這個軍隊會成為一盤散沙，沒有絲毫戰斗力。他更考慮到自己所統領的漢軍身處險境、孤懸于外，如果開了壞頭，就會使軍隊分崩離析，在西域站不住腳，這是大事。他要從自身做起，為軍隊作出嚴守紀律的典范，方能統領好軍隊，實施守衛國家的使命。雖然他未將陳湯的意見馬上實施，但并未拒絕陳湯的建議，而且考慮上奏朝廷在取得同意后，再不失時機地實施。到后來箭上弦、不得不出兵時，他還上疏自劾了擅自出兵之罪。作為統帥，他的這種做法無可指責。

　　三、有大局觀念

　　正當他準備將攻滅匈奴的計劃上奏朝廷時，突然病倒。他正在養病時，陳湯假托君命，發布詔書，將軍隊調集了起來，候他發布進擊匈奴的命令。陳湯的這種行為古稱為“矯制”，犯的是殺頭之罪。延壽是漢元帝任命的西域都護騎尉，相當于現在的司令官，陳湯僅為副校尉，是他的副手。陳湯雖然可以借用朝廷的名義調集軍隊，但無權發布進軍命令，軍隊不聽他的，而聽都護的命令，還需要延壽出面行使職權，才能進發。此時延壽心里明白，陳湯已犯“矯制”之罪，又給自己出了個難題：要出兵并無圣旨，不出兵，軍士已調集，怎么辦？另外，他患病未愈，能否受得征戰的艱辛，也未可知，并未在考慮之列。在這種情況下，延壽肯定作了認真的思考與權衡。向朝廷奏報取得同意固然重要，但軍隊已調集起來，鼓起了士氣，造成了一定威勢，他深知士氣可鼓而不可泄、威勢可立而不可散，而且此時攻滅匈奴是個極好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他的大局意識占了上風，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計較大軍一動陳湯犯的“矯制”之罪理所當然由他來承擔，不顧究孤軍深入會遇許多不測之因素的干擾，更未考慮萬一兵敗作為統帥會首當其沖遭受誅滅九族之慘烈后禍，毅然決然下令出擊。我們設身處地地想想，這個決定的作出，是多么的沉重艱難。

　　四、勇建百世千載的功勛

　　在他的指揮下，面對漢王朝的百年宿敵——匈奴，不調取國內一兵一卒，不費國內一糧一草，團結與調用西域諸小國的一部分兵力，在副手副校尉陳湯參謀下，兵分六路，義無反顧，進擊匈奴。他與陳湯各率三路，分頭進入康居國內，圍攻匈奴郅支單于居住的都城赤谷城（又稱三重城、郅支城）。當康居國萬名軍隊援助匈奴時，漢軍在城下背腹受敵。他鼓舞士氣，鎮定指揮，與士卒并肩同戰。經過血戰，戰勝匈奴與康居國的聯軍，斬殺了郅支單于，俘虜了單于夫人、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人，生擒番目百四十五人，收降胡兵千余人，取得徹底的勝利。這個勝利是巨大，出乎人們的所料，不但雪了原西域都護、后任為衛司馬的谷吉和以江乃始為首的漢朝廷百人使團被殺的恥辱，而且威震天下，弘揚了漢王朝的威嚴。西域各國紛紛表示臣服，連匈奴呼韓單于也愿累世稱臣。這是立了百世千載之功。

　　甘延壽同副手陳湯向漢元帝上奏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混，同也）。昔有唐虞，今有疆（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犯罪）大夏之西，以為疆漢不能臣（臣服）也。郅支單于慘毒行于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并應，天氣精明，陷陳（陣）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懸）頭槖街蠻夷邸間（漢長安城內有橐街，多住外族人），明（表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摘自《前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見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12月第一版643頁）

　　此句威震千古的硬話：“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流傳至今，變成了“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回想一代天驕——漢武帝集畢生之力，指揮百名將官，包括慶陽籍的戰將如公孫賀、公孫敖、李息等，征戰匈奴，僅打了個平手，而且使國內財空民困，怨聲載道。名貫千古的名將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只起到驅趕匈奴于大漠之北的作用，絲毫未傷匈奴的元氣。更不用說漢將李廣利，損失了五萬軍人的生命，耗費億萬錢的資費，經過四年的辛勞，僅僅獲得三十匹駿馬。雖然斬了宛王母鼓之頭，但他遠不如郅支單于名號重要，大宛國疆域也大不過康居國。他所獲成果遠抵不上花費的資財，要論罪是很大的，但漢孝武皇帝不說他的罪而重賞了他。俗言：沒有河川不顯高山的竣偉。同樣，沒有以上的對比，就不顯出延壽的功勛至高至大。

　　蘭州大學歷史專家劉光華先生稱這次戰斗為“郅支之戰”。他認為郅支之戰的勝利對漢朝來說意義重大。簡要地說，其意義有三點：首先，基本消滅了對抗漢朝的匈奴郅支部的勢力。匈奴在后期共分為兩支，一曰呼韓單于部，勢力相對弱小；一曰郅支單于部，勢力較強。兩支匈奴部水火不相容，爭斗不已。郅支單于因強勢原占有單于庭，后為避免與呼韓單于部爭斗，放棄了單于庭，向西移居，多次打敗烏孫國，又乘勝攻打堅昆、呼揭、丁零等小邦，在西域有了一塊立足之地。他們自恃強盛，飛揚跋扈，不僅欺壓西域諸國，而且繼續與漢朝廷為敵，為亂西域。公然“囚辱漢使”，殺害了谷吉，又將此事暴揚于西域，嚴重地損害了漢朝的權威。 郅支之戰中甘延壽、陳湯“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消滅了郅支部的匈奴勢力，可謂在異域為國立威，為民立功。其次，消除了匈奴對蔥嶺以西國家的威脅，提高了漢朝在這一地區的威望與地位。西域是一個地理概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西域，在蔥嶺以東，主要指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地區，當時分布有三十六個國家。張騫通使西域，主要是這里，僅為初步的聯系與了解。漢武帝征討匈奴的戰爭，在正面戰場上取得勝利后，從元封三年（前108年）開始，又在西域同匈奴進行了長達五十年的纏斗，互有消長。在后期，漢朝廷設西域都護府，以管理西域的事務，但鞭長不及蔥嶺以西地區。漢武帝在晚年曾派兵攻打過蔥嶺以西的大宛，“捐五萬之師，穈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漢書·陳湯傳》）可以說此戰是場勞師靡費、得不償失之戰，僅僅威懾了三十六國,對于蔥嶺以西各國的影響甚微。只有漢元帝竟寧元年的郅支之戰，影響力巨大，威震蔥嶺東西廣大地區，開啟了蔥嶺以西諸國誠心“尊漢”的歷史。第三，安定了匈奴，基本和解了漢匈關系。郅支單于部被滅，呼韓單于“且喜且懼”。（《漢書·匈奴傳》）喜者，以郅支既被誅而己無后患也，且余部盡歸呼韓單于，匈奴達到一統。“懼者，以漢威強，懼復得罪而滅亡如郅支也。”（學者胡三省語）呼韓單于自知其眾力不敵漢朝廷，“愿入朝見”。他見到漢元帝，請求“愿婿漢氏以自親”；“愿罷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見前）漢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漢書·匈奴傳》）這就是王昭君出塞和親、遠嫁匈奴單于的故事。從此漢匈和解，進入一個和平發展時期。（見劉光華《關于西漢郅支城之戰》）

　　郅支之戰的意義非凡，然而遺憾的是，史書上將這一功勛主要記在陳湯的名下，而且將延壽指揮的這場攻滅匈奴的戰爭過程寫在了陳湯的傳記里，顯然不公。誠然，主意是陳湯出的，軍隊是陳湯以“矯詔”調集的，但沒有延壽的胸懷若谷、善納建言的品德，沒有延壽的大局意識，沒有延壽勇于承擔擅自興兵罪責的無私，沒有延壽果斷地頒發命令，軍隊不可能出發，出發后無主將甘延壽的統一指揮，不可能戰勝敵軍。在這場戰爭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司令官延壽，而非參謀陳湯。

　　五、指揮藝術高超

　　匈奴人久經征戰，異常強悍。雖然經過多年的戰爭消毫，人員與戰斗力有所削弱，但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軍事力量，又有康居國的相助，如虎添翼，萬不可小覷、掉以輕心。當漢軍抵達郅支城后，受到匈奴軍隊的頑強抵抗。在戰斗膠著不分勝負時，康居國王率大軍前來為匈奴助威，將圍攻的漢軍團團圍住。前有匈奴軍隊以城頑抗，后又康居國軍隊的圍攻，在一般情況下，漢軍必敗無疑。在這種背腹受敵的極險情況下，延壽命令漢營堅守不出，用強弓硬箭射殺，用長槍大戟猛刺，任他康居兵多次沖突，均被擊退。這說明漢軍素質高，團結一心，堅持戰斗，沒有平時的嚴格訓練，不會有這樣的結果。也說明延壽在軍中的威望，有他這個主心骨在，將士不潰不散，愿團結在他周圍，出死力抗敵。他又出奇兵，繞到康居兵之后，待天色將明，康居兵疲倦之時，突然漢營中鼓鉦大作，軍士殺出，背后也火光四起，煙焰中擁出漢兵無數，前后夾攻，康居兵死傷無數，只有少部分抱頭鼠竄而去。延壽如此指揮，將戰斗的藝術發揮到了極致。延壽的鎮定自若與巧妙指揮，非一般庸帥懦將可比，也是未經征戰的書生陳湯難以做到的。

　　六、虛懷若谷，善于團結

　　陳湯是他的副手，是位文人，足智多謀，才能非凡，但不守規矩。對于這樣的屬下，延壽重用他，虛心聽取他的意見和建議。當陳湯以他之名調集軍隊，在軍中這是大忌，但為了戰勝匈奴，他并未計較。主意是陳湯出的，但追究“擅自興兵”之責，延壽是第一人，其次才是陳湯。而延壽甘于冒被第一追責的危險，與陳湯共同興兵，可見他的胸懷。他在駐守西域時，西域許多小國能出兵追隨漢軍進攻匈奴，一方面是漢朝廷在西域產生了一定影響，第二方面是匈奴在西域的霸道行徑失去人心，還有一個是延壽平時善于結交西域各國，建立了主帥的威信，到關鍵時能調來兵而有甘心聽其指揮。當延壽率領的三路漢軍行軍到康居國境內，他約束部眾，對平民秋毫無犯，贏得了民心。他還召來與康居國王有隙的康居貴人屠墨，為他講明利害福禍，并令陳湯與屠墨歃血為盟，管理好部眾，不得與漢軍為敵。他的這些措施，為戰勝匈奴奠定了政治基礎。有人或說，戰場上，作戰的策略都是陳湯的謀略，將這場戰斗的勝利歸自于陳湯，筆者不能茍同。筆者認為：再好的建議，還得最高統帥采納。在戰場上，命令只能出自于主帥一人之口。毫無疑問，這場戰斗，其指揮權屬于立于現場的司令官甘延壽，而不是陳湯。陳湯不過是參謀，他的話不通過延壽之口，將士未必執行，正如大軍出征時，無延壽親發命令，大軍就會原步不動。這就是說，延壽能虛心聽取陳湯的意見并付之于實踐，充分顯示了延壽的將帥品質和胸懷，其首功只能歸于甘延壽的指揮實踐。

　　七、廉潔奉公，一毫不染

　　在取得了攻滅匈奴的戰爭勝利后，繳獲的物資堆積如山。延壽下令，將金帛與牲畜拿出一部分遍賜從軍將士和隨征的西域諸國兵士，贏得全體歡呼。又將剩余部分收歸于公用，他一毫不取。這正是他品行端正、威望高的原因。相反，陳湯卻私取了財物，被人告發。在返回途中，朝廷重臣石顯、匡衡建議朝廷查辦。本來，陳湯品質就不怎么好，有些做法有違世俗。《漢書·陳湯傳》說：“少好書，博達善文。家貧，乞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他被張勃舉薦，遷侍中，然“父死不奔喪，司隸奏其無循行，下獄論。”后復薦為郎，“數求出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西域。從這些履歷中，看出陳湯是在國內混不下去了，經“數求出使外國”，才到了西域，相助延壽。當然更未見他有征戰的經歷，很難有戰場指揮的才能。史書還說他“素貪”，在郅支城“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如此將兩人相比，誰優誰劣，何用言說！

　　綜合以上評述，甘延壽在西漢時是位少有的、獨當一面的優秀將領，更是慶陽的驕傲。他在對匈奴戰爭中，僅靠漢朝廷在西域的屯軍，團結諸小國的軍事力量，卻能攻破匈奴的臨時都城，斬殺郅支單于，立下千載百世之功，其功績應首屬于延壽，其次才是陳湯；從品德和軍事綜合素質來看，延壽要高于陳湯；再從朝廷追責方面，也是延壽是首位；從賞功方面看，延壽被封為義成侯，而賜陳湯為關內侯，“封”高于“賜”，自然延壽是首功。

　　漢制：列侯是漢朝廷對異姓有功之臣的最高封爵，為第二十級，有封國（邑），可享用封國內的稅賦。而關內侯低于列侯，為爵位的十九級，自此以下包括關內侯在內都為賜爵，有其號，無封國，食戶另外賜賞，但不會多。義成侯屬于列侯，其封國名為義成侯國，在今安徽省懷遠縣境內。據《漢書·功臣表》載：西漢竟寧元年（前33年）四月戊辰，元帝封出任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因在討伐郅支單于時，斬獲匈奴王以下1500人的功勞為義成侯于此。《資治通鑒注》卷第二十九：“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地理志，沛郡有義成侯國】，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大清一統志》第十五部分：義成侯國“在懷遠縣東北。漢竟寧元年封甘延壽為義成侯，國屬沛郡，后漢改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東。”這說明，漢朝廷視甘延壽為功臣，封爵最高，有封國，而陳湯次之，爵位是賜賞而非實封，是榮譽爵位。但后人在記述中（主要是文人所為），主次顛倒，本末倒置，又失公允。作為古慶陽的后裔，應據歷史事實，認真考究，給以撥亂反正，恰當的辨別，達到還本來面目，以正視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