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與黃河史前文明探索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與魂。主要分布于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黃河文化的主根脈和早期最重要代表，其在史前率先開啟社會復雜化和文明化進程，并具有鮮明特點。

　　仰韶文化的重要地位

　　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中，發掘出土大批陶器、石器等文物，首次證實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非常發達的新石器文化，從此揭開了考古學探索我國史前文化的恢宏序幕，中國第一支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由此命名。經過近一百年來文物考古工作者幾代人的努力，仰韶文化的發掘與研究得到了極大發展。

　　仰韶文化是我國分布地域最廣的史前文化，共涉及河南、陜西、山西、河北、甘肅、青海、湖北、寧夏、內蒙古等9個省區。而且遺址數量眾多，據近年開展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僅河南就多達3000余處，豫西三門峽地區特別是靈寶市仰韶文化遺址分布更加密集，全國罕見。值得注意的是，仰韶文化分布區中心的晉陜豫交界地區及渭河流域恰處華山（古代華山是對秦嶺山脈的統稱）北麓，這里存有豐富的關于黃帝和炎帝的古史傳說。仰韶文化尤其是中期與中華人文始祖——黃帝以及華夏民族之“華”族的形成關系密切。

　　仰韶文化是我國延續時間最長的考古學文化，年代跨度約距今7000至4700年，長達兩千多年，它代表了中國新石器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階段，被稱為“仰韶時代”。仰韶文化大體可分為初、早、中、晚四個時期，其中仰韶中期即廟底溝期，是仰韶文化的鼎盛期。仰韶文化分布區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向外則具有極大輻射力。仰韶文化彩陶十分發達，尤其是仰韶中期廟底溝期出土彩陶頗多，其富有特色、線條柔美流暢的彩陶圖案在周邊諸多文化內大范圍傳播，達到史前藝術巔峰，王仁湘全面研究后盛贊其掀起了中國史前一次波瀾壯闊的藝術浪潮。長期以來，仰韶文化成為認識、定位周邊其他史前文化年代的比照標尺。

　　仰韶文化也是我國史前影響最深遠的主干性文化。著名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通過對中國史前文化的全面系統分析，提出多元一統或多元一體“重瓣花朵”理論，指出以漢族為主體多民族現代中國的根基深植于遙遠的史前時期，是具有統一性與多樣性中國史前文化長期發展的結果。在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它以渭河流域和晉陜豫三省鄰接地區為中心，范圍幾乎遍及陜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在大中原地區周圍有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區和江浙文化區，更外層還有福建、臺灣、廣東、云南、西藏、黑龍江、內蒙古、新疆等文化區，“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位居花心位置，而中原文化區的主體就是仰韶文化。韓建業則認為，正由于仰韶中期的強力擴張影響，使得中國大部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交融聯系形成相對的文化共同體，為后來統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可稱之為“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國”，簡稱“早期中國”。

　　仰韶文化還是學術研究歷史最長的中國新石器文化。考古學的發展進步大都與仰韶文化發掘及研究息息相關。近百年前仰韶村遺址的發掘是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和近代田野考古學的發端，新中國建立前的考古工作者幾乎都涉及了仰韶文化的研究。新中國成立伊始，1951年中國考古學的領導者夏鼐先生就帶隊對仰韶村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成為率先開展的考古工作之一。20世紀90年代初，由考古、環境、動植物及物理、化學等眾多學科合作對河南澠池班村遺址的考古發掘，開創了中國田野考古中由多單位聯合、多學科參加的發掘與研究工作的新模式，成為考古學科從物質文化史研究向復原古代社會和重建歷史更高層次目標轉變的重要標志，該遺址的主要內涵正是仰韶文化。

　　考古發現揭示的仰韶文化社會復雜化進程

　　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我們近年對豫晉陜交界區域河南三門峽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開展了較全面的考古調查，其中靈寶盆地是仰韶文化尤其是其中期的核心分布區，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193處，是中原地區新石器遺址數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縣市。這些遺址按照時代可劃分為366處聚落，包含仰韶文化初期的聚落數量26處，仰韶早期聚落74處，仰韶中期聚落105處，仰韶晚期聚落44處，廟底溝二期文化聚落70處，龍山文化聚落47處。

　　通過區域聚落調查結合文化譜系的研究可知，進入仰韶時代后，當地文化、聚落便開始了穩定和持續的大發展，經仰韶初期、早期千余年的長期積累，到距今約5800年至5000年前的仰韶中期，文化最為繁盛，無論聚落數目、聚落總面積、聚落面積均值，都達到了頂峰。這時聚落規模出現明顯差異，有面積達近百萬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四五十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二十萬平方米左右的中型聚落、十萬以下乃至僅有數千平方米小型聚落的差別，并已經出現區域（即靈寶盆地或鑄鼎原周圍）核心聚落、聚落群中心聚落、聚落組中心聚落和一般聚落的分化，呈現出了“金字塔”型多層級的區域聚落結構。

　　從河南靈寶西坡、三門峽廟底溝、南交口遺址發掘材料可知，聚落內部遺跡也出現面積達200余平方米以上的處理考究的特大型房址、百余平方米經精心加工的大型房址、墓口達17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級墓葬，以及面積數十平方米的中型房址、中型墓葬，另外還有面積十余或僅有幾平方米的小型簡陋房址、僅可容身墓葬甚至灰坑亂葬。各個等級差距明顯。其中西坡大墓出土包括玉器、象牙器在內的大批珍貴文物；最大的房址F105外帶回廊，總面積516平方米，是迄今所見中國史前最大的單體建筑，開創中國回廊式古典建筑先河，推測其很可能是高聳的重檐大屋頂結構，具有殿堂性質。

　　從以上的考古發掘來看，顯然此時的仰韶文化已分化出平民、顯貴、首領甚至“王”的社會差別，已經進入復雜社會，文明火光閃爍，開始出現古國，著名考古學家李伯謙先生稱其為“仰韶古國”。

　　我認為，由于豫晉陜交界地區仰韶中期廟底溝期是在當地仰韶初期、早期文化基礎上發展而來，在整個仰韶文化中最為發達，也最早出現社會復雜化現象，因此發生的文明化現象應是中原早期文明的中心、源頭和最重要代表。這一時期仰韶文化對外產生強力輻射，其與周邊其他史前文化之間主要是影響與接受的關系。又因為仰韶中期正如嚴文明所指出的，是“啟動社會文明化進程最早的史前文化之一，并在短時間內迅猛發展而沒有經驗借鑒”，所以這里出現的早期文明應該可以視為中國史前的原生文明。

　　在仰韶文化分布區偏東區域的河南鄭州以西至河洛地區，仰韶中晚期文化也十分繁盛，是仰韶文化發展的又一高峰。區域中心性大型聚落遺址呈集群狀叢體狀分布，聚落規模普遍較大，動輒數十萬平方米，多配有二或三周寬深的聚落環壕，防衛色彩濃重。鄭州大河村遺址面積70萬平方米，為一處包含多時期文化遺存的大型遺址，延續達3000多年，是仰韶文化遺址的典型代表，規模龐大、文化序列完整，發現經統一規劃的原始村落、規則的圍壕、墻體至今仍保存完好高1米左右的連間套房、發達的制陶技術以及絢麗多姿的彩陶藝術。在鄭州西山遺址發現中原地區最早的城址，距今約5300至4800年，其中國最早的技術先進的版筑夯土城垣，在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顯示出巨大的技術進步和創造力，城內房址多有奠基坑，對于探討早期城市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考古人員最近在鄭州點軍臺和西山遺址也分別發現同時期的城址。鞏義雙槐樹遺址位于伊洛河匯入黃河地理位置獨具的“洛汭”地帶，現存面積117萬多平方米，是經過發掘確認最大的仰韶文化遺址，為仰韶中晚期的核心性聚落。其三重環壕，核心區是多組由半圍墻和壕溝圈護的多排大型房址區組成似具準宮城性質的“宮殿”區，出現中國最早甕城的雛形，有深厚夯土精心筑成的大型活動廣場，土坯被廣泛應用，呈“前朝后寢”的布局，顯示其“古國時代都邑”的非凡氣派。鄭州青臺遺址中心區及其外圍共發現環壕4條，聚落功能分區明確，有居住區、墓葬區、祭祀區、作坊區。這里代表性的發現，是古人設置九個專門栽立陶罐組成的“北斗九星”圖案，附近還有純凈夯土筑成的臺基“寰丘”，斗柄指向北。“北斗九星”已被天文學家確認為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天文類祭祀遺跡，由此刷新人們對于古人定方向、定季節、定時辰星象知識所達高度的認識，將中國觀象授時的歷史提前了近千年。青臺以及附近的鄭州汪溝遺址還發掘出中國最早的絲綢實物。雙槐樹遺址出土了牙雕家蠶造型文物，呈晶瑩剔透吐絲前蓄勢待發的亢奮狀態，是中國年代最早的蠶雕藝術品。這些發現，以堅實的材料表明，絲綢發源于我國，是古代中國對人類做出的一大貢獻，進而說明，在仰韶中晚期，農桑文明已經形成。

　　通過以上發現，可見仰韶中晚期的鄭州至河洛地區文明化程度甚高，考古專家認為在5300年前后這一中華文明起源的黃金階段，這里是當時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文明中心。尤其是雙槐樹遺址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被譽為“早期中華文明的胚胎”，是黃河文化之根。

　　此外，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出土有距今6500年前仰韶早期四組沿子午線方向等距排列的大型蚌塑龍虎圖案和特殊墓葬，龍形象已經十分成熟，馮時解讀其為中國最早的天文宗教祭祀遺跡，反映了當時高度發達的知識體系、思想觀念、農時意識、宗教和王權的制度。湖北棗陽雕龍碑、河南鄧州八里崗、淅川龍山崗、南陽黃山諸遺址發現仰韶中晚期結構復雜的套間房址，帶有先進的木質推拉門等設施。作為關中地區仰韶中晚期超大型中心聚落之一的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面積達80余萬平方米，聚落布局規劃性強，大型環壕、專門的墓地和制陶作坊區、聚落中央儲水量達1000立方米的大型池苑等重大發現，填補了許多學術空白。仰韶晚期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也是一處區域中心聚落，發現了一座高規格的特殊建筑F901，雄踞遺址北部高處，由主室、后室和東西兩側室相連構成，占地總面積約290多平方米，是前所未有的一座特大型復合體宏偉建筑，具有“前堂后室、東西廂房”的獨特結構，主次分明，均衡對稱。其主室地面鋪敷的混凝土抗壓強度相當于100號水泥，燒制溫度1000攝氏度以上。室內出土有四足大陶鼎、長條形陶盤、撮箕形陶抄、大石匕等，都非尋常日用品而屬重要的公用性器具，房前還有130平方米寬闊的平坦前坪。這座建筑當屬社會組織的中心機構所在或首領居所，具有殿堂色彩和功能。

　　以上發現表明，各地各時期的仰韶文化，曾生發出許多熠熠閃爍的文明因素光芒，有的正在壯大轉化，而有的甚至已經升華成為文明體，一起構成耀眼的仰韶文化的豐富內涵。

　　個人認為，由于仰韶文化的復雜化是仰韶初、早期階段旱作農業經濟穩步發展基礎上先量變后質變在仰韶中晚期出現的，是黃河流域自然條件背景下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結果，長期積淀形成了世俗淳樸、務實重農、重貴輕富、王權至上、重族群集體、崇敬祖先輕淫巫神祇、兼收包容等諸多古代中原文明的基本品質，仰韶文化因起步早而成為中國最早文明化的史前文化。而正如李伯謙所指出的，仰韶文化社會復雜化的特點、發展模式符合中原地區的生存條件、文化傳統、社會背景，而這里正是中原龍山文化和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地域舞臺。因此仰韶文化開啟的中原和黃河流域早期文明化進程一直被傳承，其文明特質被夏商周三代乃至整個古代中國所繼承和發展，為成熟的早期國家的誕生奠定了深厚基礎并產生深遠影響，確立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基本特點和格調的趨勢性方向。

　　仰韶文化與黃河流域早期文明

　　作為新石器時代的主體文化，嚴文明于20世紀80年代曾經指出，因其所處位置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搖籃，仰韶文化是調查發掘遺址最多、研究最深入的文化，往往啟示或推動著其余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此后由于各地考古工作的蓬勃開展，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后開始，周邊一些地區陸續有驚人的遺跡遺物面世，恰于這時，中國史前考古研究也開始轉向了以文明起源為中心的討論，當時學術界通常采用是否具備所謂文明要素（即冶金術、文字和城市三要素）的辦法來判斷某一文化時期文明是否已經誕生，仰韶文化當時因缺乏這幾種要素而被排除在文明起源探索的對象之外。由此，仰韶文化研究的勢頭似乎有所減弱。

　　其實，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指出的，上述判斷文明是否形成標志的“三要素”是西方學術界比較流行的，中華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遂提出了符合中華文明特質的判斷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的“四項標準”，他認為靈寶仰韶文化遺址群是中原地區發現的最早出現明顯社會分化的例證，雙槐樹遺址考古發現則是實證中原地區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證據。考古學家趙輝也指出，在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發展的基礎之上，在距今5000年前后，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諸多地方出現了文明并立的現象，分別建立自己的國家，可把這個時代叫作“古國時代”，并總結出各個地方的文明特征。舉其要者，各地文明都是社會分工和階層分化充分發展，出現了復雜的社會管理運作體系和強權即王權。可見，隨著中國考古學近百年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大發展，我國考古學家立足于大量具體材料，經過多階段聯合攻關，創造性地為古代文明研究貢獻了更多見解。

　　在考古學科新發展的背景下，我們明顯感到，仰韶文化顯非文明探源的局外者，未來需要更加重視仰韶文化的發掘與研究，重新評價仰韶文化的發展高度。一方面，由于仰韶文化時間長、分布廣，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文化系統，我們在肯定以往研究取得的諸多成就的同時，還應清醒地意識到，即使是已經開展較長時間的基礎性的文化譜系結構研究中，仍有許多薄弱環節，既有資料原因所導致的時間序列上的缺環、地域空間上的不平衡或空白，還有因某些方面研究不夠系統深入而存在的不確切甚至不適當的認識，這就要求我們應繼續重視基本資料，做扎實細致的基礎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雖然仰韶文化已被認識到是中國最早開啟文明化進程的史前文化，其發達的文化成就和優秀厚重的基本特質對周邊及其后的諸多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諸如仰韶文化的形成背景、動因及具體過程，仰韶晚期文化低潮或發展不平衡的原因，中原早期文明的起伏演進及發展模式，與周邊其他史前文化或文明的關系，中原早期文明的突出成就及其對黃河文化發展壯大的貢獻，其核心品質、價值觀念、倫理道德、稟性精神在成熟華夏文明中的沿襲承遞等許多問題，要么已有一定的認識尚需進一步深化理解，要么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并繼續傾力探究。唯有如此，才能夠充分廓清仰韶文化的根本特征、精神實質與價值取向，充分闡釋黃河文化和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

　　仰韶文化所蘊含的文明成就，作為“黃河故事”中的重要篇章，需要我們在未來繼續大力加強仰韶文化研究、全面深刻地揭示其文明內涵。我們相信，隨著發掘與研究工作進一步深入開展，仰韶文化與黃河史前文明的關系這一學術課題，將會得到更多關注。

　　文/魏興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