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里鼎力添彩的“甘肅力量”

　　原標題：“考古中國”里鼎力添彩的“甘肅力量”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施秀萍 通訊員 陳國科

　　“與中國現代考古學同步，甘肅考古通過歷代考古人百年的艱辛探索和接續奮斗，一步一個腳印，用手鏟翻閱無字地書，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省文物局局長程亮告訴記者，甘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華夏文明形成發展的關鍵區域，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重要舞臺。其獨特多樣的文化資源為考古工作提供了廣闊空間，奠定了甘肅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特殊地位。

　　人類起源與演化、農業起源與擴散、文明起源與傳播、國家起源與發展、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省第十三次黨代會以來，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增強歷史意識和文化自覺，依托甘肅獨特的歷史演進軌跡和文化資源稟賦，圍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等重大項目，開展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工作，取得豐碩成果——

　　先后有6項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4項入選“中國考古新發現”，4項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5項榮獲“田野考古獎”，4項列入“考古中國”發布項目。

　　同時，通過豐碩的考古成果，進一步厘清了早期人類的起源演化與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實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彰顯了甘肅在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為“一帶一路”建設和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提供了堅實的考古學支撐，更為“考古中國”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甘肅力量”。

　　追尋遠古文明 舊石器時代考古持續探索人類起源

　　甘肅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分布不平衡，相關工作主要集中在隴西黃土高原和甘肅西部地區。1920年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等人在隴東慶陽辛家溝和趙家岔的發掘，揭開了甘肅乃至整個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序幕。

　　近年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蘭州大學等科研院所，對隴西黃土高原東部的水洛河、清水河和葫蘆河流域進行舊石器考古調查，新發現20余處舊石器遺址。

　　同時，相繼對莊浪縣徐家城遺址，張家川縣楊上遺址、石峽口遺址，秦安縣大地灣遺址，環縣樓房子遺址和夏河縣白石崖溶洞遺址進行發掘。

　　通過這些舊石器遺址點的調查發掘，基本建立起了甘肅地區尤其是黃土高原西部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以來（距今20萬～1萬年前）舊石器考古年代框架。為探討該地區石器技術的演變、人類行為的發展、人類適應性行為演化與環境變化的關系等提供了關鍵材料。

　　尤其是夏河縣白石崖溶洞遺址的發掘，將古人類在青藏高原的早期活動時間從距今4萬年推至距今19萬年。該遺址是目前東亞首個發現丹尼索瓦人化石和丹尼索瓦人DNA的舊石器時代考古遺址，是青藏高原史前考古的重大進展，更是國際上丹尼索瓦人研究的重大突破。

　　夏河縣白石崖溶洞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為探索史前人類向青藏高原的擴散和高海拔環境適應、丹尼索瓦人及東亞古人類演化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受到了學術界和公眾的廣泛關注，獲得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發現等殊榮。

　　跨越歷史經緯

　　新石器—青銅時代考古持續揭示文明起源

　　甘肅的新石器—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一脈相承，考古工作開展較早，與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相伴而生。

　　經過不斷的發掘和研究，已基本建立起完整的考古學文化譜系和年代序列，為認識中國早期文明與社會演進及早期文明起源提供了科學依據。

　　近年來，在進一步完善文化譜系構建、深化文化淵源探討及器物研究的同時，逐漸向聚落考古、社會復雜化進程、文明起源等研究領域傾斜。

　　依托“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項目，重點對隴東地區揭示中國早期社會的圪垯川遺址和實證文明與早期國家起源的南佐遺址、橋村遺址進行了考古研究。

　　張家川圪垯川遺址是黃河流域目前發現保存最完整、內涵最豐富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之一，自仰韶早期延續至仰韶晚期，清晰再現了仰韶早期史家類型環壕聚落的空間布局和社會結構。

　　大型糧倉及粟黍遺存的發現，對研究仰韶早期人群農業種植、農作物加工儲藏技術、人類生業經濟提供了實物資料，對探討中國北方地區粟黍作物馴化后粟黍農業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玉權杖頭和大型鉞的發現表明社會內部已存在分層和分化，是社會復雜化的初步體現，對探討早期社會結構和組織形式具有重要意義。該項目作為2021年“考古中國”重要成果予以發布，并入圍2021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

　　慶陽南佐遺址和靈臺橋村遺址是隴東地區距今5000至4000年的兩處重要遺址。

　　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隴東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通過對南佐遺址的發掘，證實這是一處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高等級中心聚落，其等級之高、規模之大、布局之嚴整均前所未見。顯示隴東地區當時已進入早期國家或者文明社會階段，為全面認識中原地區和黃土高原的文化成就提供了不可置疑的證據。該項目被列入2021年“考古中國”重大成果發布項目。

　　靈臺橋村遺址作為“考古中國—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項目，經考古發掘，表明該遺址是隴東地區具有區域中心性質的龍山時代大型聚落。其中玉禮器和陶瓦等建筑構件的發現是該區域文化廣泛交流、文化創造力持續加強的體現。

　　國內權威專家認為，圪垯川、南佐、橋村等遺址重要考古發現顯示了隴山兩側是仰韶文化一個極為重要的分布區域，是距今5000年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也是探討黃河流域和黃土高原地區社會復雜化和早期文明化進程的關鍵區域。

　　彰顯國家氣象

　　匯集華夏文明的周、秦、西戎文化考古成績斐然

　　周秦是中華禮制文明產生和發展完善的時期，也是華夏民族和帝制中國的形成時期，對中國歷史走向和華夏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甘肅是周秦考古的重鎮。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五家單位組成的早期秦文化聯合考古隊，先后對西漢水上游地區、渭河上游及其支流牛頭河流域以及涇河上游支流紅河上游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發掘了禮縣鸞亭山遺址、西山遺址、大堡子山遺址、六八圖遺址，清水縣李崖遺址，甘谷縣毛家坪遺址，張家川縣西戎貴族墓地，秦安縣王洼墓地，漳縣墩坪墓地和寧縣石家墓群等一系列早期秦文化或與秦文化密切相關的西戎和周文化遺址。大量新材料的出現，使該區域兩周時期的文化面貌更加清晰，為解決前所未決的問題提供了新線索和新思路。

　　周文化在甘肅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地區、涇河流域及其支流馬蓮河中下游、紅河上游等地區。

　　近年來，甘肅周文化考古以寧縣石家及遇村遺址為代表，目前的考古勘探及發掘，已初步揭露出該聚落功能、結構上的復雜性，是隴東地區兩周考古的一個全新發現，對研究兩周時期城邑布局與沿革、喪葬、禮制等重大學術問題具有重要價值。石家及遇村遺址年代跨度大且文化序列較為完整，對于解構隴東地區兩周時期政治格局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遺址文化內涵復雜，以周文化為主體，另包含有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因素，對于探討兩周時期文化傳播、民族融合及互動提供了新的考古學材料。發現的墓葬、居址，是近年來兩周時期聚落考古的一處重要成果，對于彌補文獻有關西北地區兩周封國部族記載的不足及探索義渠戎相關問題都有重大意義。石家及遇村遺址是近年甘肅周文化考古的重大項目，曾先后入圍2017年和2018年“中國考古新發現”。

　　秦文化考古主要集中在隴山東西兩側，通過十數年的探索，就破解秦人早期都邑和縣治、秦人的族源、秦與西戎的關系和早期國家祭祀制度等問題有了重大突破。目前，以禮縣四角坪遺址的發現較為重要，該遺址是秦統一后代表國家意志的禮制性建筑，是秦從王國到帝國階段轉型的標志性建筑，也是目前僅見秦代唯一代表國家禮儀的系統性建筑實物遺存。四角坪遺址體量巨大，是中國古代統一國家形成初期風格和氣魄的重要體現。四角坪遺址的發現還是統一后秦帝國建筑年代的標尺，是中國建筑史上的重要發現，豐富和補充了中國古代祭祀建筑體系的鏈條，對研究中國早期祭祀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西戎文化考古，是在早期秦文化項目的基礎上延伸出的一個新的目標。其中，以馬家塬戰國墓地為代表。該墓地是戰國晚期至秦代西戎某支首領和貴族的墓地。墓葬形制多樣，以豎穴偏洞室墓為多。獨特的墓葬形制、華麗的車輛、復雜的人體裝飾以及蘊含多種文化因素的遺物是其主要特點。出土的車輛、金銀器、貼金銀鐵器、玻璃和玻璃態制品種類豐富，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貴資料。該遺址反映了戰國晚期至秦代西戎文化的面貌，其兼收并蓄的多元文化融合體是研究這一時期西戎文化、秦戎關系、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國古代車輿發展、演變以及古代工藝技術的重要實物資料。

　　融匯東西文明

　　見證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考古方興未艾

　　河西走廊自古以來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越來越多的考古學證據表明，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東西方文化間就存在著比較廣泛的交流。河西走廊西銜中亞、東接中原，其間綠洲相連，境內有著豐富的早期文化遺存，是早期文化相互交流和傳播的重要通道，孕育并催生了早期絲綢之路的開通。

　　依托“河西走廊早期冶金遺址調查、發掘與研究”項目，相繼對西城驛遺址、缸缸洼遺址和火石梁遺址進行了發掘，確認命名了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西城驛文化。構建了黑河流域史前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和發展譜系，并就早期冶銅技術的傳播與發展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通過馬鬃山玉礦遺址和敦煌旱峽玉礦遺址的發掘，揭示了我國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一批集采礦、選料、防御等于一體的采礦聚落址，從實物層面展示了公元前兩千紀至公元前一千紀河西走廊西部地區的采玉活動，對研究玉礦開采及相關的采礦技術、選料技術、行業組織、社會管理等各個方面具有重要意義。

　　陽關是中國古代陸路對外交通的咽喉之地，是絲綢之路南路必經的關隘。陽關遺址的調查，新發現烽火臺20余處，厘清該地區漢代邊塞防御系統和行政建制，對判明陽關遺址及其附屬設施具有重要價值。張掖黑水國漢代墓葬群，辨識確定了西漢中期的墓葬器物，填補了河西走廊早期漢墓研究的缺環，其墓葬特征、隨葬器物組合特征及發展演變，與兩京地區漢墓的整體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與西安、洛陽地區漢代墓葬一脈相承，體現了中原王朝對甘肅的經略及甘肅在整個中華文明形成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

　　實證多元一體

　　聚焦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區域考古獨具一格

　　甘肅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區，從史前時期的氐羌到秦漢時期的戎狄、匈奴再到隋唐宋元明清時期的突厥、吐蕃、吐谷渾、黨項、回、蒙、藏等，都曾一度或長時期生活在隴原大地。

　　與之相關的眾多古文化遺址，真實記錄了多民族最終匯聚形成中華民族，產生“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統”主流意識的重要進程，反映出中華民族治理體系、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由單一走向復合，由原始走向成熟的過程。

　　武威亥母寺遺址的發掘，揭示了武威地區西夏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歷史文化、厘清了西夏的發展歷程及其與中原王朝的政治軍事關系。

　　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考古發掘和研究，首次發現唐代白葡萄酒實物遺存、木質胡床、成套鐵甲胄、六曲屏風、大型木質彩繪床榻、筆墨紙硯、木列戟屋模型；首次確認吐谷渾文字、吐谷渾蓬子氏家族墓地；首次發現數量巨大且保存完整、種類多樣的唐代絲織品。該墓群的發現，使我們能夠從文字或實物層面，生動揭示吐谷渾民族自歸唐以后百年間逐漸融入中華文明體系的史實，并從中窺見歸唐吐谷渾人思想觀念、物質生活、文化認同等歷史細節的變遷。

　　回望百年考古路，繼往開來續新篇。展望未來，甘肅省文物局將以特色資源為依托，持續推進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工作。以整理公布考古資料為抓手，重點做好考古資料的成果挖掘與價值闡釋。以科技考古中心建設為契機，完善基礎設施，提升科研環境。全面改善工作條件，初步形成田野發掘、實驗室考古、文物保護、科技考古、公眾考古等多學科融合發展的考古研究體系。全面建強隊伍力量，盡快形成涵蓋考古研究、保護研究、歷史研究及科學管理，多領域、高層次的人才隊伍，打造甘肅領軍、西北領先、全國知名的科研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