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原紫泥封

　　復原紫泥封

　　左玉麗 杜雪琴

　　或許，每個人到這世間來，都是帶著某種使命的吧。

　　關聯說，他的使命就是復原紫泥封、傳承武都紫泥文化，讓家鄉的這一珍貴文化遺產，不被歲月的塵埃所湮沒。

　　提起紫泥封，知之者寥寥。然而，她在世界郵政史、保密史，中國古代官制史、文字史、書法篆刻史上，有著特殊而顯赫的地位。

　　從1982年初知曉紫泥封開始，關聯孑然獨行在研究、尋找和探索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的路上。這一走，就是近40年。

　　2019年12月，關聯的不懈努力有了結果：武都紫泥入選隴南市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關聯成為武都紫泥的傳承人。

　　一

　　關聯結緣紫泥封，實屬偶然。

　　1982年，36歲的關聯被派到北京學習。一天，在圖書館翻閱《人民畫報》時，一篇介紹“泥封”的文章吸引了他的目光。文章中提到，漢代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目前僅有一枚紫泥封存世，上鈐“皇帝信璽”。這枚西漢時期的紫泥封并不在國內，而是收藏于日本東京博物館。

　　此前，關聯并不知道“泥封”為何物，身為土生土長的武都人，他也從未聽說過“武都紫泥”這一物產?；实郗t印要鈐在武都紫泥上，這令關聯十分震驚，自豪感和責任感油然而生。他暗下決心，一定要讓被遺忘的武都紫泥以及紫泥文化重煥光彩。

　　然而，要實現這一理想談何容易！

　　《階州備志》卷六說得明白：“在州東六十里，舊屬福津縣地出紫泥，漢封璽書用此。有紫泥集。今紫泥亡集亦失傳。”

　　關聯并不氣餒。

　　他利用機會到各地圖書館查閱史料，多次赴北京、上海、浙江請教封泥研究專家，到相關地檔案館查閱地方史和檔案，尋找一切可供研究借鑒的資料，不放過一絲與紫泥有關的線索。

　　他在書中看到四川已故著名印家曾右石先生在“荒謬絕倫”巨印邊款中有這樣一段話：“壬午五月，余甫弱冠，晤徐悲鴻大師於鏡齋先生‘紫泥山館’，為余擬刻‘荒謬絕倫’一印。”就因為這句話，他兩次專程到四川尋找著名書畫篆刻家鏡齋先生徐文鏡的“紫泥山館”舊址。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不懈努力，關聯的研究小有成果。1996年，他撰寫的《篆刻藝術與武都紫泥》一文先后在《書法報》《甘肅日報》《甘肅經濟日報》《隴南報》《開拓》《萬象》等報刊刊載，使武都紫泥第一次走入大眾視野。

　　二

　　關聯本是個多才多藝之人，吹拉彈唱樣樣能行。為了紫泥封，他放下了心愛的手風琴，拿起刻刀學習篆刻。

　　這是因為，紫泥封本是皇帝的玉璽留在封泥上的印痕，要了解紫泥封，必須從印章和封泥入手。

　　印章在中國的歷史十分久遠，至少在周朝就已經出現了。在歲月的淘洗中，它已經成了一個鮮明的中國記號，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會徽，就采用了印章的元素。

　　印章最初的名稱是“璽”，有關印章起源的記載，將它歸于神靈的賜予，富有神話色彩。

　　漢代《春秋運斗樞》說：“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者，文曰‘天王符璽’。”《春秋合誠圖》的描繪更為具體：“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

　　顯然，印章最早是權力的象征。

　　私有制出現后，為證明物歸誰主，便在器物上戳壓記號，其作用是用來證明加蓋印章的東西為自己所有。

　　《后漢書·祭祀志》中這樣描述：“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詐偽”“奸萌”是詐騙、冒認、偷盜、侵奪等不正當的行為。

　　到了西周，隨著商品經濟的出現，印璽躋身符節行列，成為通商的憑證?！吨芏Y·地官·司市》條下有“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之句；《掌節》條下有“貨賄用璽節”的話。有的商品生產者，在制作的陶、磚、瓦、鼎、璽等器物上，蓋上有自己的姓名或者徽記的印章，便于識別，可以防偽，也可以算是品牌標識。這樣的做法延續至今，比如在瓷器底部，經?？梢钥吹缴w有制作者姓名的印章。

　　這一時期的印璽，起的是憑信的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印章登上了政治舞臺。統治階級的官員，人手一印，以此為政治上的憑信，統治的法物。各種不同官階，授以不同大小質地的官印，代表其身份與權力，略同今日之委任狀。至官升遷，或去世，亦需解收印綬。蘇秦就是佩戴著六國相印游說諸國的。

　　秦以前，無論官印、私印都稱“璽”。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為了鞏固集權統治，對印章的使用有了嚴格的規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稱“璽”，以玉制作，象征著至高無上的權力；臣民使用的印章稱“印”，可以用金、銀、銅等材料制作。漢代還有軍印，這種印往往是在行軍中因臨時任命，而在倉促之間刻成，所以又稱“急就章”。

　　據記載，最早的皇帝璽印始于秦王嬴政，共制有六方白玉璃虎鈕御璽，即“乘輿六璽”，包括皇帝三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與天子三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六璽的用途都不同，由符節令丞掌管。

　　此外，秦始皇還命丞相李斯另制一“傳國玉璽”，其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刻“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作為“皇權天授、正統合法”之信物。

　　漢代基本沿襲秦制，《漢官舊儀》中記載了皇帝六璽的用法：皇帝行璽——凡封命（諸侯王及官員）用之；皇帝之璽——凡賜諸侯王書用之；皇帝信璽——凡發兵用之；天子行璽——征召大臣用之；天子之璽——策拜外國事務用之；天子信璽——事天地鬼神。

　　隨著時間的流逝，皇帝六璽早已不見了影蹤，唯有那枚“皇帝信璽”紫泥封，成為漢代皇帝六璽存在過的唯一見證。

　　2019年，關聯托人買了六方老撾田黃，仿“皇帝信璽”刻制了“皇帝六璽”。

　　此時，關聯已是武都知名的篆刻家。他從開始學習篆刻的那一天起，堅持每天至少刻一枚石章，日積月累，至今刻印上萬方。這也為他后來復原紫泥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

　　在紙張發明以前，古代的印章都是蓋在封泥上的。

　　封泥，也叫泥封，顧名思義，就是古人封緘文書、信件時，用來封口的泥團。封好后在泥團的表面蓋上印章，使人不得隨意拆開，以免失密。因此，封泥相當于現在的郵票，被稱為中國最早的文件保密手段。除封文外，封物、封門也常用此法。

　　封泥主要流行于秦漢時期。魏晉之前，公文、書籍、律令等大都寫在簡牘上。“古者無紙，有事書之于簡，謂之簡書。”寫好后，把簡放在一塊“凹”型的木板上，這塊木板叫“函”；然后將一塊同“函”的內徑尺寸一樣大小的木板，蓋在“簡”上，這塊木板稱為“檢”。“檢”同今天的信封類似，在檢上書寫收件人姓名、地址，稱為“署”。函與檢一起用繩子捆綁并打結，稱為“緘”。為了防止私拆，檢上除刻有捆繩的深溝外，并鑿有一方孔，將繩子打結處塞在方孔內，用軟泥填在孔內繩結上，用璽印鈐之，待軟泥干燥硬化，即為封泥。

　　近代金石家孔云白和鄧散木有這樣的論述：“發現之封泥，猶能窺其遺制。蓋古之簡牘上必施檢，然后約之以繩，填之以泥，按之以印。”

　　封泥既是憑信，也是回執。收件人收到公文或書信，確認封泥完好，才取下封泥，啟封文件。有的時候，寄件人需要回執，送信人則會將取下的封泥再送還寄件人，封泥的使命才算完成。

　　封泥是古代信函文書封緘的實物遺存，保存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信息，保留了大量秦漢官印的鈐痕，承載了厚重的歷史信息，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古代歷史和文化的認識，也給后世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史、官制史、歷史地理、各朝代疆域范圍及政區沿革、文字發展史、印學史等諸多學術領域，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第一手材料，是對中國歷史的佐證與補充，被專家稱為是可以彌補《史記》《漢書》闕漏的珍貴文獻。

　　清末學者、金石研究專家羅振玉這樣評價：“（封泥）可考見古代官制以補史乘之佚，一也；可考證古文字，有裨六書，二也；刻畫精善，可考見古藝術，三也”。王國維曾說：“封泥之物，與古璽相表里，而官印之種類，較古璽印為尤夥（多），其足以考證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

　　封泥，也是古人用泥土鑄就的一部美學史詩。

　　封泥不是印章，卻與印章本身有著同等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由于印章本身絕大多數沒有留傳下來，封泥上的印文，就是后世摹習與考證的直接資料，其外部形狀和篆刻形式，到現在還在沿用。它以文字書法的原真性和篆刻藝術的原真性的雙重身份，見證了中國書法和中國篆刻在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明清以后的篆刻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

　　封泥的印痕并非有意的藝術創作，是在鈐印時無意形成，因而形態各異、姿態萬千，給人一種古拙質樸、自然率真的美感。璽印在泥上鈐蓋過程中，由于軟泥入槽多少不等，鈐按力度大小不等，使形成后的封泥塊或呈方形、或呈不規則的圓形；加之年代久遠，自然剝蝕脫落致使封泥的邊緣殘缺破損，極富變化，很有意趣。

　　封泥上的字體多用篆書，這些秀麗挺拔的小篆，成為建構篆刻藝術的重要“資料庫”，后世的篆刻家從這些珍貴的封泥中得到借鑒，用以入印，從而擴大了篆刻藝術取法的范圍。齊白石高度評價封泥“全在不蠢，膽敢獨創，故能超出千古……”清末篆刻大師吳昌碩印作中，那種高古雄渾、大氣磅礴的風貌，無不留有封泥的氣質和古韻。他在《聾缶》一印的邊款中曰：“力拙而鋒銳，貌古而神虛，學封泥者宜守此二語。”又說：“方勁處兼圓轉，古封泥時或見之。”

　　封泥一般都是就地取泥，但玉璽，權力之象征，搭配它的，也該至高無上，無可匹敵。漢代皇帝用的就是特供的泥——武都紫泥。據蔡邕《獨斷》謂：“‘皇帝六璽、玉螭虎紐’，皆以武都紫泥封之。”東漢學者衛宏《舊漢儀》中有“皇帝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里”的記載。《西京雜記》中說，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當代封泥研究專家孫慰祖教授在其《封泥發現與研究》一書中指出：“漢代封泥高下有別，武都紫泥為皇帝專用。”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的兩漢（包括西東漢間王莾篡位新政十幾年），武都紫泥為皇帝封璽專用貢泥。

　　漢代以后許多重量級詩人和文人都有歌頌紫泥封的詩文傳世，大詩人李白、白居易更是多次提及。如李白《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鳳凰丹禁里，銜出紫泥書”、《玉壺吟》“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口號贈征君鴻》“云臥留丹壑，天書降紫泥”、《送別得書字》“圣朝思賈誼，應降紫泥書”，白居易《初除尚書郎，脫刺史緋》“頭白喜拋黃草峽，眼明驚拆紫泥書”、《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恩隨紫泥降，名向白麻披”、《和錢員外禁中夙興見示》“坐卷朱里幙，看封紫泥書”、《草詞畢》“罷草紫泥詔，起吟紅藥詩”、《戊申歲暮詠懷三首》“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等，由此可見紫泥封的影響之大和地位之尊。

　　隋唐以后，紙張替代了簡牘，印色取代了軟泥，泥封喪失了它的社會功能，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為了宣傳紫泥文化，關聯制作了三百多方秦漢泥封，專門用作展示、展覽，讓人們通過這些直觀的實物，認識和了解泥封，進而認識和了解紫泥封和紫泥文化，認識和了解家鄉獨特的文化和歷史。

　　四

　　然而，紫泥具體產地在武都何處？

　　多年來，關聯苦尋無果。

　　《階州志》說：“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赤而粘。貢之封璽，故詔浩有紫泥之美。”具體地點“在州東南六十里，本漢羌道也，后魏置武都郡，西魏置覆津縣，唐為福津縣。”古福津縣址在今武都區三河鎮、桔柑鎮之間。紫水即福津河，也在三河鎮。

　　關聯從福津河取泥，制成泥封，泥塊晾干后，變成了青色，與“其色紫赤”大相徑庭。顯然，紫泥封的用泥，并非河泥。

　　三河鎮境內有山曰紫泥山，海拔2000余米，山頂有一道觀，觀門匾額紫底金字，上書“紫泥山”三個大字。關聯曾八上紫泥山，從山上各處取土和泥。然而，泥干后，泥塊要么開裂，要么變形，都不是他要找的紫泥。

　　雖然很長時間都沒有找到紫泥的取土地點，但關聯篤信紫泥的開采地一定就在附近。

　　他挨個村莊勘察，遍訪有文化的老人，搜集民間傳說。

　　2019年初，終于有人告訴他，相傳當年皇宮開采武都紫泥的紫泥洞在廣嚴院。

　　關聯立即前往位于三河鎮紫泥山半山的廣嚴院。

　　廣嚴院俗名柏林寺，始建于北宋，因水毀，于南宋重建，是目前甘肅省保護最完好的宋代木結構建筑。院內立有北宋元年豐年立《敕賜廣嚴之院》石碑：“敕宜賜廣嚴院為額牒至準嘉祐七年十一月”。這說明，廣嚴院是朝廷賜予名額準予修建的寺院。

　　在廣嚴院，關聯一眼就看到，在大雄寶殿右側木門，鐫刻著一副對聯：“紫泥清風吹開云霧千年曉，玉瓶法雨灑動乾坤萬戶春。”

　　聽了關聯的來意，廣嚴院的住持說，他要找的紫泥洞應該就在大雄寶殿大佛底下。住持讓關聯進殿觀看，大殿內壁泥色紅中泛紫，壁泥用土正是就地取材的?！峨A州直隸州續志》有如下記錄：“廣嚴院……殿壁用紫泥粉，色如紫朱……”

　　關聯由此推斷，廣嚴院大殿佛像下面就是武都紫泥的開采地。因為武都紫泥為皇帝專用，普通人是不能使用的。雖然紙張發明后，泥封早已不用，但為了防止百姓取土，宋仁宗嘉祐年間特意在紫泥山麓紫泥洞址敕建這一寺院，既體現皇權神威，又保證了紫泥不再被人開采使用。

　　皇帝為什么會派人千里迢迢從武都來取泥？關聯認為，一個原因是武都紫泥的土色發紫，有祥瑞之意；二是武都紫泥黏性強，光澤度好，干燥后牢固不易開裂。還有一種說法，紫泥山也叫回龍山，山形似臥龍，山頂的形狀恰似龍回頭。古人迷信，尤信風水，故在此取土為皇帝封璽專用。

　　關聯從廣嚴院取土和泥，制成泥封。泥干后，呈赭紅色，不開不裂，光滑圓潤。

　　于是，關聯開始著手準備復制紫泥封。

　　他按出土文物資料，找能工巧匠定制了函和檢，捆扎好后，在檢上的方孔中放入和好的紫泥團，鈐按上之前刻制好的皇帝六璽，復制出了漢代“皇帝六璽”紫泥封。

　　隨著關聯不遺余力地宣傳推廣以及紫泥封的復制，關注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的人越來越多。武都紫泥正在申報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隴南首個主題文化旅游商業街區“古今里”專門規劃了一個紫泥文化廣場，用來展示和宣傳武都紫泥和紫泥文化；關聯也收了兩個藝術學院畢業的徒弟……武都紫泥文化再一次被喚醒。

　　關聯說，古代封泥早已退出歷史舞臺，即便找到了當年漢代開采地之紫泥，也無實用價值。其實，尋找紫泥，尋找的是紫泥文化，尋找的是文化自信，喚起的則是更多人的文化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