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祁連山，就沒有河西走廊”是這位科學家提出來的

　　原標題：“沒有祁連山， 就沒有河西走廊”

　　是這位科學家提出來的

鄧叔群

　　鄧叔群這個名字，對于絕大多數甘肅人來說是陌生的，但是，若提到上世紀40年代洮河林場的開拓者以及由此創立生態林業學說的倡導者，蘭州南北兩山開挖水平溝造林的設計者，特別是他首次考察祁連山北坡提出“沒有祁連山，就沒有河西走廊”的科學論斷并由此對甘肅生態建設帶來的深刻影響，人們都會情不自禁地表達對鄧叔群這位科學家深深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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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知悉鄧叔群在甘肅的事跡是在2005年。那一年，甘肅省檔案館在網上發布向社會征集歷史檔案資料的通告不久，就收到一封署名鄧鋼的人寄自北京的信。信中說：“當我從網上看到甘肅省檔案館關于征集歷史檔案資料的通告，其中有歷史人物、社會名人、專家學者……我就想到我的父親鄧叔群在抗戰時期，以科學家特有的方式投身抗戰，挽救民族危亡——保護黃河上游的生態，控制黃河上游由于水土流失給下游帶來的災害。這與現在黨中央號召開發大西北，保護生態、振興中華的戰略方針不謀而合。所以我覺得有責任和義務將我父親新中國成立前在甘肅奮斗的這段鮮活的為民族崛起的科技拓荒史，呈現給甘肅省的檔案寶庫。”

　　鄧鋼是鄧叔群先生之子。省檔案館接到信后，由收集整理處處長孟明君與鄧鋼聯系，鄧鋼將他父親的檔案資料分三次寄到省檔案館。省檔案館在這些檔案資料的基礎上，又從鄧叔群工作過的甘肅省水利林牧公司的館藏案卷中，查找補充了20世紀40年代鄧叔群深入甘肅林區的原始記錄，建立了“鄧叔群檔案全宗”。

　　鄧叔群先生是福建福州人，1902年出生于一個教師家庭。13歲他報考清華學堂，在清華學堂度過了8個春秋后，又以優異成績被派往美國留學。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5年留學生活中，他用兩年時間學完了全部必修課程和學時數量。由于成績始終處于A級，加上出色的科研能力，他得到了真菌學教授費茨和植物病理學教授惠茨的青睞。在他們的推薦下，鄧叔群被評為全美最高科學榮譽會員，并榮獲兩枚金鑰匙勛章，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森林學碩士學位。1928年獲植物病理學博士學位。1948年，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通過層層選舉，在全國科學家中選出一批精英為院士，鄧叔群就是當時81個院士之一。1955年他又被聘為新中國科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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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戰開始不久，為了使自己的研究與國計民生關系更為直接，鄧叔群轉向了林業研究。他從西南考察原始森林后，認為要治理黃河泛濫、水土流失，必須實施林、農、牧、水利并重，同時還要系統地整理西北林業資源和生態環境。他的這種想法，得到了他的清華校友、時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張心一的支持。張心一聘請他為甘肅水利林牧公司森林部經理兼總技師。1941年4月，他辭去“中央研究院林業實驗研究所”副所長職務，舉家奔赴甘肅，在西北僻地開始了黃河上游水土保持的研究與實踐。

　　他首先著手解決綠化蘭州南北兩山的“瓶頸”問題，當時的南北兩山是天然植被破壞殆盡、水土流失十分嚴重的荒山，他設計出適用于此地的挖掘“水平溝”造林方案，并指導科技人員在蘭州徐家坪等干旱山地開挖水平溝，為積聚雨水、保證較高的造林成活率奠定了基礎。之后經過科技人員對水平溝的不斷實踐，對水平溝的挖掘時間、溝間距離、溝寬、溝深等深入研究，收到了成效，解決了黃土高原水土保持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這一造福于蘭州人民的措施在蘭州南北兩山得到了廣泛應用。他還建議，在黃土高原荒山造林應選用沙棗、檉柳、白榆等耐寒抗旱的小喬木作先鋒樹種。這一建議在當時雖然沒有被充分采納和利用，但對今天改造黃土高原的工作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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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黃河的大支流洮河上游（岷縣、卓尼一帶）的大片原始森林管理混亂，亂砍濫伐的現象十分嚴重，因此水土流失日益惡化，給黃河下游帶來日益深重的災難。為了改變和阻止這種日益惡化的生態進程，鄧叔群于1941年8月離開蘭州赴洮河流域的岷縣、卓尼進行考察。在岷縣，他給當時的省水利林牧公司總經理沈怡寫了封長信，信的內容幾乎都是具體的事務性問題，租房，購馬，準備溯洮河西上卓尼，以及雇用技工等。其中提到“林權”問題，這就是后來由省水利林牧公司買下大片原始森林，并在卓尼城外、洮河之濱的一個林木叢生的灘地，建立的研究基地——洮河林場。

　　考察后，他看到洮河流域森林摧殘嚴重，為了保護好洮河流域的天然林，他又攜家帶口遷到了當時連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卓尼，擔任了為此而設立的第一林區管理處主任，開辦資金150萬元，進行林木管理和育苗等工作。初到卓尼時，無房屋租住，經與當地政府商洽，在卓尼城西、洮河北岸劃出公地百余畝，蓋起了職工宿舍、辦公室、馬廄等60余間房，所需的糧油及生活用品，全要從百里之外的岷縣拉來。

　　當地的林主為了擴大放牧草場，把林木賣給木商，定期砍光樹木，年復一年，大批的原始森林就不復存在了。民國時期，隨著各地對木材需求量的劇增，不少木商紛至沓來，兜攬伐銷木材，或言明采伐地點，以株計價，或訂立“林盡歸山”契約，肆意濫伐，山林被“剃光頭”。據記載，1926年在蘭州只有一家木商開設木廠，專收木料。至1931年，僅蘭州、臨洮、岷縣等地的木商已達250余家，在洮河上游的車巴溝、拉力溝、卡車溝、卓尼溝、大峪溝等地開設木廠，大量砍伐青山，販運木料，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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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淑群到卓尼后，首先制定了“先收購林區，保育開發，減少人為破壞，合理經營利用”的方針，代表省水利林牧公司在卓尼收購了當地林主的大片原始森林，制定了一整套保證森林的更新方案和營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學經營管理制度。1943年5月17日，第一林區管理處改組為洮河林場，場部下設生產、財務、運輸、總務用林警隊和岷縣野橋工作站，鄧叔群兼任經理。

　　在木材生產方面，他實行了“禁伐幼樹、禁止皆伐、核發準采伐許可證”等管理措施。明文規定，無論公私林，凡采伐林木者，均須向林場申請采伐許可證，林場派技術人員親臨現場實地勘查，在核實采伐面積、林木大小等主要指標后，在不妨害林木生長的條件下，才發許可證準其按照規定采伐。否則，停止其采伐。1943年，對未經洮河林場許可辦理采伐、運輸許可證的49家木商進行了處罰，在岷縣檢查站當年扣留大小木材258根。

　　1944年4月8日，在已經收購的卡車溝、大峪溝和粒珠溝建立了三個分場。在征得當地政府同意下，在卓尼南岸葉兒灘墾辟植物園100畝，在粒珠溝建立了馱畜繁殖場。另外還呈請當時的甘肅省政府在岷縣木寨嶺荒地中劃撥170多畝，建立苗圃。至1944年，累計在粒珠溝購進林地86平方公里、草山84平方公里；卡車溝購進林地101平方公里、草山84平方公里；大峪溝購進林地68平方公里、草山77平方公里。共計購進林地255平方公里，草山245平方公里，林木胸徑10厘米以上的樹木約510萬株。所購進的林地、草山占洮河上游林區南片總面積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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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鄧叔群帶領幫技師和練習生6人，歷時4個多月，對所購進的林區進行了極為詳盡的外業實地調查。他們邊調查、邊勘探、邊繪制詳細的林型圖。他繪制的“林型圖”為我國林型的劃分、繪制和應用開了先河。

　　尤其是，他提出的合理經營方針，推行采育擇伐，為洮河林區森林的“永續利用”開了個好頭。幾十年來，黃河上游的多數森林均不同程度地被濫伐毀壞，惟洮河林場為黃河上游保住了寶貴的森林區，今天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誠如紀念鄧叔群院士的電視短片解說詞所說的：“祖國大地的這一片綠洲是獎給鄧叔群的勛章。”

　　1946年7月，鄧叔群接受了由省政府派遣的祁連山脈森林調查工作，省水利林牧公司派周重光、葛占鰲兩人協助工作。7月10日離開蘭州到達張掖，8月24日返回蘭州，歷時46天。此次赴祁連山是調查天然林之分布、樹種、材積及生產量，并考察各樹種的生態等等。根據調查觀察結果，為擬定祁連山天然林區更新及人工造林的方法，并提供將來開發及利用該區森林作為參考資料，此外，他們還截取柏杉斷片十數段，為研究河西祁連山北坡氣候循環之憑據。此次調查是歷年來首次對河西走廊祁連山森林的調查，具有開創性意義。

　　在山間調查行程中，沿途各地皆有森林采集、勘測工作，沒有停止過一日。對于祁連山森林豐富的地區即停下來工作，約占百分之二十的時間。森林未經目睹者，則詢諸當地居民。所以祁連山北坡森林分布的情況，得以全部獲悉。他們對祁連山北坡天然林分布情況、黑河流域森林狀況、祁連山天然林的更新以及河西平原造林種樹與方法、祁連山森林與水利等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鄧叔群進而提出“祁連山森林對河西中農大之貢獻，除產生木材、保持水土外，厥為延緩融雪之十七。蓋河西農田端賴灌溉，所謂‘無黑河則無張掖’，推而廣之，可謂無水利即無河西。”鄧叔群對河西生態的真知灼見，今天依然是指導祁連山森林保護工作的重要思想。

　　鄧叔群在甘肅期間，根據實際調查寫出不少林業論文，如《甘肅林區及其生態》《甘肅的造林與管理》《甘肅農村造林備要》《祁連山森林調查簡述》《甘肅林業的基礎》《甘肅的氣候與樹木年輪》，這些論文都珍藏在甘肅省檔案館“鄧叔群檔案全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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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卓尼，一次山洪暴發，鄧叔群九歲的小女兒去河邊提水，不幸被洪水沖走，連遺體都找不到。失去女兒的傷痛，也未能動搖他治理黃河上游水土流失的決心。多年后，曾任甘肅省建設廳廳長張心一的秘書張思溫先生撰文說，張心一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說，鄧叔群是我國第一流的植物學家。不顧女兒犧牲的悲痛，試建了一個邊砍伐、邊更新，森林永遠存在茂盛的水源林場。

　　青山隱隱會有時。鄧叔群對改善甘肅生態環境的貢獻以及他的名字應該被甘肅人民永遠地記住。

　　奔流新聞·蘭州晨報特約撰稿 姜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