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文化】光彩絢爛的絲路文化

　　原標題：【溯源甘肅文化】

　　光彩絢爛的絲路文化

　　唐代三彩鳳首壺

　　莫高窟第323窟壁畫《張騫出使西域圖》

　　安息鉛幣（正面、背面）

　　河西走廊重要關隘嘉峪關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并成

　　“絲綢之路”一名是著名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的，此后遂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采納。概括地說，古代絲綢之路是一條我國與中亞、西亞、南亞、歐洲、北非等地溝通，即連通舊大陸三大洲的最重要的國際通道，數千年來曾為整個人類世界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做出過巨大的歷史貢獻。

　　甘肅位居東亞與中亞的接合部，為我國東中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區乃至西方各國的天然走廊和必經孔道，遂成為絲綢之路所經的黃金路段和樞紐地帶。絲綢之路貫穿甘肅全境，其主干線在甘肅東西綿延長達1600多千米， 約占其全程總長度的1／5，東西方文明在這里交融匯聚，西傳東漸，絲綢之路文化遂成為甘肅歷史文化資源中極具優勢、光彩絢爛的一大品牌。

　　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及其歷史意義

　　絲綢之路的形成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早在張騫“鑿空”之前，亞歐大陸上就已經出現過“玉石之路”“陶器之路”“青銅之路”“小麥之路”等。可見東西文明的交流早已選擇甘肅大地作為重要通道。這一時期可稱之“前絲綢之路”時期。

　　絲綢之路的正式開通，可追溯至2100多年前的張騫出使西域，歷史上稱其為“鑿空”。公元前139年、前119年，張騫兩次受漢武帝之命率團出使西域，到達烏孫、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于闐等許多國家和地區，進行友好活動，由此溝通了東西方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使漢族和西北邊疆各族，中國人民和西方許多國家和民族建立了友好關系。絲綢之路的開拓，不僅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貢獻至偉至巨，而且為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做出劃時代的巨大貢獻。

　　絲綢之路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大通道，它曾是連接世界上幾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希臘等的紐帶。在絲綢之路經過的地方，出現過波斯帝國、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等地跨亞、非、歐的世界大帝國；在絲綢之路的要沖，誕生了迄今仍然影響著億萬人思想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古代世界劃時代意義的偉大創造發明和思想流派，首先是通過絲綢之路流傳到了全世界；古代世界歷史上許多重大的政治、軍事活動也是通過絲綢之路進行的。因而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絲綢之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影響和推動了世界歷史、社會的發展，絲路文化在人類歷史上放射出了燦爛的光輝。有學者將絲綢之路比喻為“世界文化的孕育地”“世界文化的母胎”“世界文化的大運河”，或稱其為“推動古代世界歷史車輪轉動的主軸”。

　　絲綢之路在我國的歷史發展中，也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由于絲綢之路的開通和經營，加強了漢族與西部邊疆各少數民族之間的聯系和交往，使我國西部與內地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進一步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內在聯系。中國古代文化和創造發明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方，西方的文化、藝術等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對于東西方世界的歷史發展都給予了巨大影響。絲綢之路的開拓，使河隴大地成為中國歷史上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我國歷史上的對外開放、走向世界，可以追溯到2100多年前張騫的“鑿空”。張騫出使西域無疑是一種國家行為，是我國主動作為、走向世界的壯舉。由于我國東面瀕臨浩瀚的大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遠涉重洋，因而對外開放的主方向只能是選擇向西開放，向歐亞大陸開放，即沿著絲綢之路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而位處絲綢之路主通道“黃金路段”上的河西走廊和隴右一帶，因之成為我國率先對外開放的地區，成為我國走向世界的第一條通道。

　　絲綢之路穿越甘肅段的主要線路

　　一般認為，廣義的絲綢之路應主要包括穿越關隴、河西、西域、中亞、西亞的主道，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其中絲綢之路主道以漢唐時期中國的首都長安、洛陽為起點，穿過關中平原、隴東隴西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亞西亞，以至南歐和北非。穿越甘肅的絲路古道曾有多條線路和多種走法，如一些學者所命名的回中道、隴關道、隴坂道、秦隴南道等，但綜合起來看可將其分為三大段，即由長安取向西北直通武威的北道，由長安向西穿越隴山經渭河谷地、蘭州，翻越烏鞘嶺至武威的南道，以及由武威沿河西走廊抵達敦煌及其以遠的道路。此外還有一些支線。

　　據有關史料和出土簡紙文書的記載，以及學者們的實地考察，長安至武威（姑臧）北道從長安出發，大體沿涇河一線西北行，經涇陽、彬縣、長武、涇川、平涼、固原、平川等地，抵達黃河岸邊靖遠與景泰之間的索橋渡口。渡河后沿大沙溝繼續西行，經景泰吊溝古城、古浪大靖、土門，而至武威。武威，漢為郡治，唐設涼州及河西節度使，地處石羊河綠洲腹地，系長安連通河西南北兩條絲綢之路的交匯點，物產豐饒，人煙稠密，為漢唐時期我國西北除首都長安之外最大的城市、國際性都市。武威至西域間的通道可稱之為當時國際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線。

　　長安至武威的南道，由長安沿渭河西行，在寶雞（虢縣）附近溯千水（汧水）西北行，越過隴山南部的隴關（今陜西隴縣西北），復沿渭河西行，經天水（上邽）、隴西（襄武）、臨洮（狄道），折而向北，翻過七道梁至蘭州（金城），再由蘭州渡過黃河北行，越烏鞘嶺（洪池嶺）至武威，與前述長安至武威北道合。南道大多路段沿渭河谷地行進，沿途人煙較稠密，所經城鎮較多，且安全性比北道更好；但其路途較遠，較北道約要遠160千米，多出當時約4天的行程。

　　從姑臧往西，沿河西走廊大道依次經永昌、山丹、張掖（甘州）、臨澤、高臺駱駝城（漢表是縣、唐建康軍）、酒泉（肅州）、嘉峪關、玉門赤金（漢唐玉門縣）、花海（漢沙頭縣）、鎖陽城（瓜州），漢懸泉置等地，而至敦煌。沿途除其西部一些地段戈壁、沙地面積較廣、跋涉較艱辛外，總的來看一路上綠洲連片，地勢平坦，城鎮棋布，為沿途行旅提供了較為便利、優越的通行條件。因而河西大道也就自然成為絲綢之路前往西域的首選路段。

　　位處西域門戶、絲路喉襟的敦煌，作為聯結中原與西域的樞紐和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薈萃之地，為古代交通館驛網絡頗為密集的地區。于敦煌遺書及有關史料見，古代敦煌可東通中原，北通伊吾（今哈密，矟竿道），西北通高昌（吐魯番，大海道），西通焉耆、龜茲（新疆庫車，大磧道），西通鄯善、于闐（新疆若羌、和田，于闐道)；又由敦煌向西南行，過馬圈口，越今當金山口，經西桐（今蘇干湖）可通青藏高原（奔疾道）；又由敦煌東面的瓜州（鎖陽城）出唐玉門關，西北可通往伊州（哈密，莫賀延磧道）。

　　除上而外，穿越隴原的絲綢之路還有其他一些重要路線：

　　大斗拔谷道 由蘭州西渡黃河，取道湟水谷地西行，于西寧附近折向西北，翻越祁連山埡口大斗拔谷（今扁都口），沿童子壩河、洪水河河谷而行，抵達張掖，連接河西走廊大道。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煬帝巡行河西即經此道。

　　谷水（白亭河）道除東西走向的主方向通道外，河西還有兩條重要的南北向通道，一為石羊河沿岸和黑河沿岸。谷水（白亭河）道由武威向北，沿石羊河（谷水）北行，可通往漠南、漠北。二為居延古道。由酒泉或張掖北出，沿黑河（弱水）北行，經古居延綠洲可深入蒙古高原腹地，亦可由此東接陰山、河套。

　　絲綢之路甘肅沿線興起的重鎮

　　甘肅境內的許多城鎮，皆因絲綢之路的開拓而興起和發展，河隴地區的開發史與絲綢之路的發展史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絲綢之路的繁榮，使得敦煌、武威、張掖、酒泉、蘭州、天水等地發展成了當時國際性的都會或樞紐重鎮。

　　敦煌，位居河西走廊西端，地當西域門戶，為西出西域古道上無可替代的咽喉樞紐。東漢應劭解釋“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即寓有開辟西域交通之意。《漢書·西域傳》記，出敦煌玉門關、陽關往西域有南北兩道。曹魏時增至三道，即新增敦煌徑通高昌（今吐魯番）、以至龜茲(今庫車)以遠的新北道。南朝劉昭注《后漢書》引《耆舊志》云：敦煌“國當乾位，地列艮虛，……華戎所交，一都會也。”隋代裴矩《西域圖記》記，赴西域有北、中、南三道，但無論哪一道都“發自敦煌”,“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漢唐絲綢之路的興盛，使得敦煌成為中原與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吐納口。東西方文明在這里匯聚傳播，使其可以長時期地吸收、汲取這條道路上薈萃的各種文明成果來滋養自己，促進自身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聞名于世的莫高窟就是絲綢之路上一處光輝的歷史足跡。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曾說：“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 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誠如其言，敦煌確為具有國際意義的文化匯流要地。

　　武威，史書稱其“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旅往來，無有停絕。”“蔥右”指蔥嶺（帕米爾高原）以西的廣大地區。武威作為河西都會，就像一件衣服上的襟和帶子一樣，把西方各少數民族和蔥嶺以西各國連帶起來，以至于胡商漢賈絡繹不絕，并有不少西域和中亞商客長期留居這里。唐詩人岑參寫道：“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城內居民多達十萬家或許有所夸張，但涼州城人口眾多、漢胡雜居、經濟繁榮，當是實情。武威市博物館藏全國重點文物《西夏碑》記：“武威當四沖地，車轍馬跡，輻輳交匯，日有千數。”

　　張掖，地處橫貫河西走廊東西的絲路干線與向南穿越祁連山大斗拔谷（今扁都口）溝通湟水流域的交通大道的交匯點，紅塵走馬，商賈絡繹，物產豐饒，素有“金張掖”之美譽，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貿易重鎮，“萬國咸賓”“聲教四達”。隋代“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煬帝特派吏部侍郎裴矩到張掖“護視”，即主持對外貿易和聯絡西域各族事務，以至“西域諸蕃，往來相繼。”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親自率隊西巡，歷經艱辛穿過大斗拔谷到達張掖，會見前來這里的西域27國國王和使者。清康熙時胡悉寧《登甘州城樓》詩憶其當年“三邊鎖鑰河山壯，萬國車書驛路通。”

　　酒泉，位處河西走廊東西交通大道與向北、東北方向沿北大河、黑河干流直達居延古綠洲要道的交匯處，位置顯要。《通志》記其“乃諸夷入貢之要路，河西保障之襟喉”。初唐詩人員半千《隴頭水》吟道：“路出金河道，山連玉塞門。旌旗云里渡，楊柳曲中喧。……將軍獻凱入，萬里絕河源。”金河即流經酒泉城西的今討賴河，金河道即途經酒泉的交通大道，該道的暢通與否，甚或關乎整個西北一帶的戰局。明代酒泉為西北經貿的前沿重鎮，西方波斯、大食、印度、花剌子模、撒馬爾罕、阿富汗等國客商，都要經由酒泉以西的嘉峪關通關，進入中國內地貿易。

　　蘭州，地處中國版圖南北之中、東西扼塞之處，九曲黃河穿城而過，故稱“陸都”。這里既是陸上絲綢之路的要徑，又是扼守黃河的重要渡口，歷來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咽喉重鎮。“護秦聯蒙，援疆系藏”，區位條件十分優越。秦隴南道（長安至武威南道）、羌中道（由蘭州西行，經樂都、西寧等地，翻越日月山，穿過柴達木盆地，直達新疆若羌，可接通西域南道）、唐蕃古道（蘭州西渡黃河，取道湟水谷地西行，穿過青海高原腹地，南越昆侖山，再越唐古拉山口，經安多、那曲等地至拉薩）等多條重要干道亦在蘭州一帶輻輳相聚。

　　天水，唐代有天水“繁富大出于隴右”的記載，唐安史之亂爆發后不久，杜甫避難天水，在這里仍可看到“城上胡笳奏”“胡舞白斜題”，胡漢文化交相輝映暫時偏安升平的城市景象。天水曾出土許多胡人牽馬、牽駝等三彩俑、鳳首壺、禽獸葡萄鏡、波斯錢幣等文物，從中亦可窺見當年這座國際性城市的繁榮面貌。

　　絲路文化的輝煌與傳承

　　除以上所舉絲綢之路途經甘肅的主要路線、沿線形成的重要城鎮外，甘肅絲路文化還有著以下豐富的內涵和諸多突出的優長。

　　甘肅是絲綢之路上享譽遐邇的文物大省，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隴原大地上留存下了許多價值極高、飲譽全球的文物古跡和遺址名勝。如武威雷臺東漢墓葬出土的銅奔馬，完美無缺地塑造出了一個天馬騰空的形象，轟動海內外，一時間“四海盛贊銅奔馬，五洲爭說金縷衣”，它被確定為中國旅游圖形標志。又如清乾隆時編纂的《四庫全書》文溯閣本今藏蘭州。再如甘肅是我國彩陶保存最為集中、品級最高的地區，被譽為“彩陶之鄉”。長城、石窟、碑銘、古代文書、簡牘、古城址、古建筑、古墓葬等文物遺存，爭奇斗勝，不勝枚舉。

　　甘肅有著絲綢之路上獨一無二的規模壯觀的石窟走廊和藝術長廊。莫高窟、麥積山、炳靈寺、榆林窟、馬蹄寺、北石窟、南石窟、天梯山、云崖寺等50多處石窟群、2500多座洞窟、16000余身造像、56000余平方米壁畫，燦若繁星，輝耀于絲綢之路上。

　　甘肅是世界文化遺產萬里長城所經的重要路段和現存長城長度最長、保存遺跡最多、形態結構最復雜的地區。戰國秦、漢、明三代長城如游龍走鳳，至今仍綿延于隴原東西，總長度超過4000公里，氣勢磅礴，長城沿線許多烽燧、城障、關隘遺跡今仍歷歷可見。

　　甘肅是我國近代四大文獻考古發現的兩大奇觀——敦煌遺書和漢代簡牘的出土地，是絲綢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國際性顯學——敦煌學、簡牘學的故里。

　　甘肅歷史上是祖國許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和民族大遷徙、大融合的舞臺，曾為中華民族各個民族間的交往、團結和發展作出過歷史性貢獻。多民族的共同開發建設，賦予甘肅歷史文化多元的內涵和民族融合的斑斕色彩。例如公元1247年，代表西藏僧俗各界的政教領袖薩班與蒙古汗國皇子闊端，在涼州（今武威）就西藏的歸屬問題舉行了著名的“涼州會談”。會談的成功使西藏正式納入了偉大祖國的懷抱，成為祖國神圣領土永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甘肅為促進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建樹了永不磨滅的功勛。

　　在共建“一帶一路”繁榮發展的今天，古老的絲綢之路在新時代里又煥發出了絢麗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