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薈萃】伏羲文化與楹聯對仗現象之關系

　　天水伏羲廟

　　萬象任究察畫卦知機陰陽勘破乾坤定

　　八方承化育匡俗論嫁琴瑟扶來歲月新

　　撰聯 陳 琳 書法 薛虎峻

　　□ 陳 琳

　　伏羲文化博大精深，其對中華文明發展產生的影響是巨大、深遠和多方面的。在此，筆者就伏羲文化對漢語言文學創作中尤其是對楹聯的對仗現象形成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探討。

　　關于對仗的概念及其產生和運用

　　1979年版的《辭海》中，對于“對仗”的注釋是：“指詩文詞句的對偶”。而對于“對偶”的注釋為：“修辭學上辭格之一，用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語句表現相反或相關的意思。”

　　1989年版的《辭源》中，對于“對偶”注釋為：“詩文以類排比，字面音節，兩兩相對，稱對偶。”其對于“對仗”的注釋則是：“（一）唐制，皇帝御正殿，設儀仗，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御史彈劾百官，都是對著儀仗上奏，稱對仗奏事。其后許敬宗、李義府等擅權，奏事官不愿他人聞知，多待儀仗下殿……（二）詩賦等的對偶，也叫對仗。”

　　從以上解釋中可以看出：對仗和對偶同義，可以互為解釋；它們是文學作品中的一種修辭手法；其基本特征是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字面音節兩兩相對，用以表現相反或相關的意思；對仗一詞的產生，是同朝堂（公堂）的儀仗形式比喻而來。

　　文學作品中，具有對仗這種特征的句式古已有之，從先秦諸子散文到《詩經》《楚辭》、漢《樂府》中，都有原始句式存在，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菲菲”（《詩經》）；“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德經》）；“當戶理云鬢，對鏡貼花黃”（《木蘭辭》）等。但它作為一種重要的修辭方式，形成一種理論和規則后被大量應用，則是在唐代及以后的詩、詞、聯、賦、曲的創作中。之所以如此，按現在詩聯界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因為在南北朝的齊梁時期，有沈約等人提出的“四聲八病”學說，以及稍后的文學理論家劉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龍》的《麗辭》《聲律》《章句》等篇目中的有關論述。對漢字平仄聲調、音韻、詞性對仗等，在總結前人創作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們比較系統的觀點和五言詩寫作規范。這為后來以唐詩為代表的近體詩平仄、押韻及詞性對仗格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其后人們不斷的研究探索和完善中，至初唐以后逐步形成了成熟完備的五、七言律詩和絕句的創作規范。并以此為基礎，又分別演化、形成了詞、曲和楹聯的對仗格律。而在這些格律中，對仗手法的嚴格要求和普遍運用，是其中重要內容。尤其楹聯的創作，更是完全以對仗為基本特征，演化成為肇啟于五代，興盛于明清，廣泛應用于近現代的獨立文學體裁。

　　對仗（對偶）從一種修辭手法形成的句式，到形成一種理論和規則后主動應用，再到形成獨立的文學體裁——楹聯，經歷了自然的初創、總結規范，在理論和規范指導下運用發展、演化為多種文學體裁中廣泛運用的發展軌跡。它運用漢字形音義相統一的特質組合形成的特定句式，把自然界對稱之美在文學作品中表現到了極致，因而也極大地增強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使詩聯等大量運用對仗手法的優秀作品，尤其對仗佳句，成為千古傳頌的文學精華，從古至今受到人們的喜愛，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抒情勵志、陶冶情操、傳承文化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是，這種理論形成的思想源頭何在呢？

　　關于對仗理論的思想源頭

　　這個源頭有兩個：一個是大自然，一個是伏羲文化。大自然是人類智慧的啟蒙老師，動物有雌雄，人有雙目雙耳。一體有前后，一山有高下。一日之內有黑白，四季之中有冷暖……這種對稱之美和對立統一、循環往復的自然規律，本來就是客觀和普遍存在的。感受、觀察、領悟這些規律，并運用于生產生活、創造研發和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藝術創作之中，是古今普遍運用的，此即“道法自然”之理。

　　伏羲氏是遠古第一個通過觀察自然、發現大自然對稱之美和對立統一規律，并創造表義符號，試圖以此規律探索破解大自然更多奧秘的先哲。伏羲氏生活的年代，眾多學者根據有限的資料推論，應在距今6000至8000年間。按《周易·系辭下》和《史記·三皇本紀》的記載，他對人類文明有諸多貢獻：“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一段話，十分明確地記載了伏羲氏通過長期觀察天地萬物而從認識上升華、頓悟并畫卦的過程。而畫卦，則是把觀察自然獲得的對陰陽的認識，通過陰爻和陽爻兩種文字符號表現出來，以兩爻組合演繹八卦這種直觀明了的圖形，來反映陰陽相反相依、對立統一、生發演化的基本原理，從而成為中國古典哲學的肇啟之人。因之，才有了后人“開天明道”“一畫開天”“道啟鴻蒙”等高度的評價。后來，人們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明了太極圖，通過“陰陽魚”，把對立統一、相生相克、相反相依、物極必反、相互轉化的深奧自然規律，用最簡潔、明確、直觀的圖案標示出來，體現著古代先哲的智慧之光。伏羲至三千多年后，周文王姬昌在他“先天八卦”的基礎上演繹后天八卦，形成中國古典哲學著作《易經》，完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闡釋。幾千年來，這種哲學思想一直都在啟迪著人們對大自然運行規律的認識，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思想、政治、科技以及文化藝術，包括文學、美學等各方面的研究與創作，其中也包括楹聯這種完全以對仗形式創作的文學體裁。

　　關于楹聯與對仗理論發源地

　　正是因為上述關系，2017年，中國楹聯學會于伏羲文化節期間向天水授予了“對仗理論發源地”的匾牌。這對于對仗文學研究者明確思想理論源頭，搞清中國古典對立統一的哲學思想和對稱之美的美學思想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伏羲文化諸多方面的內涵中，其畫卦所初創的陰陽爻符號和揭示的深邃哲學思想，在后世文學中最典型的體現和代表性體裁，只有楹聯。楹聯創作從內容到形式，都是講求對仗、對偶的，這兩個詞，似乎是同義互通的，但事實上它們又有所差異。“對偶（耦）”一詞起源較早，在作為一種修辭手法之后，其主要含義指兩個句子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字面音節，兩兩相對”。而“對仗”一詞，出現較晚。如前述，它是從朝堂儀仗得名。已故中國楹聯學會常務副會長、著名學者劉太品先生說：“對偶修辭在一般文章中應用，稱為對偶句；在格律詩中使用時，因為同時又加入了聲調方面的諸多限制，形式上更趨工整華美，如同古代出行的一對儀仗，所以又稱為對仗句。”（《對聯文體特點及對仗與聲律原理》）。由此可以看出：“對仗”是比喻、借用于文學創作的一種手法，它承接了“對偶”的全部內涵，同時又增加了“聲調方面的諸多限制”（大致包括平仄及平仄聲的組合規則），所以比傳統、一般意義上的對偶句含義更豐富，要求更嚴格。“這是對偶修辭自身的一種發展和進步……這種修辭手段成長到自身獨立起來作為一種文體的階段，這種獨立使用自成篇章的對仗句，就是對聯文體”（劉太品——同上文）。所以，我們在說楹聯的創作手法和藝術特色時，用對仗而不說對偶，因為它更形象、全面、準確。如果拋開修辭學上的狹義，而從“對仗”的喻義——一種左右或上下的對稱、一致性上來講，楹聯除了有上下聯字數相等、詞性和句式結構相同的一致性對仗、上下聯相同位置或節奏點上平仄相反的對立性對仗、上下聯詞語內容和關聯意義相反或相關的對仗要求外，還有書寫、張貼、刊掛時追求的對稱性對仗。也正是由這幾種從內容到形式構成的對仗、對稱之美，以及既相反又相同；既相分離對立，又相關聯依存的對立統一之美，構成了楹聯最突出的藝術特色和美學特征。這種統分結合、既對又聯的藝術形式，也成為世界僅有、又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學藝術奇葩。

　　由此，可以說古代先民們在長期的生活生產中，感受到了大自然存在的對稱美、節奏美，并把它應用于語言、舞蹈等多方面。先哲伏羲氏，更是從中抽象，悟出了陰陽（矛盾）對立、統一和相互依存的現象和規律，并創造了陰陽爻這種最初的文字符號和表示陰陽相依相反、對立演化的“八卦”。這種有形無聲、抽象又直觀的符號圖形，啟迪了后世人們思維創造的諸多方面，包括文學創作中對仗理論的形成。所以，把它稱為對仗理論的思想源頭是成立的。它在看似簡易直觀的符號后面所蘊含的豐富思想，與后世從對偶到對仗理論形成、完善、成熟，以至產生楹聯這種獨立文體，是一脈相承的。

　　當然，這也只是一種分析和推理，從伏羲之世至殷商甲骨文出現，這中間三千年左右的時間發生的事，是沒有確切文字記載的，有的只是傳說和其后的史學家根據十分有限的史料和傳說整理的很不完備的記載。近些年所研討并形成的大量伏羲文化成果，大多數也都是基于周秦漢唐時形成的相關文字記述和民間傳說而進行分析推論的。

　　在此，不妨以對仗為基本特質的楹聯的形與義，與陰陽爻的形與義作一番直接的分析比較：作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楹聯的確很“另類”：既短小精練，有詩中之詩的雅稱，又非常接地氣，是民間應用最為廣泛、普及的文學形式。它通過字數相同、結構一致的上下（左右）兩行文字，形成一副作品，做到了類似陰陽爻“形”的等長；又通過上下聯分別表達相反或相關的內容（劉勰在《文心雕龍·麗辭》中說：“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這又從“義”上形成了類似陰陽爻相反相依的對立效果；而且，上下聯作為一副完整的作品，不論正對反對，它們都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一個整體，這一點，又十分類似陰陽爻作為一個矛盾的統一體表義的特質。

　　再倒推一下：楹聯的對仗形式，如果抽象到普通的哲學概念，或用一種最簡潔的符號表示的話，那就基本和陰陽爻符號的形式以及其表義內涵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以楹聯為代表的對仗文學（包括含對偶句的詩、詞、曲、賦及其他文學體裁），其對立統一、對稱和諧的藝術特征，是大自然對立統一規律和對稱美在文學形式上的具體體現。

　　伏羲畫卦所創立的“陰陽爻”蘊含的對立統一思想，是源于自然又抽象于自然的重大理論貢獻，也是其后歷代學者汲取靈感、認識自然、創立學說的理論思想源頭，這一哲學理念，也是楹聯等對仗文學理論借鑒產生的思想藝術源頭。

　　我們應重視對仗理論發源地的價值和意義，把它作為伏羲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優秀歷史文化的傳承弘揚，以及品牌宣傳打造、旅游開發推介等角度，全方位深入研究探討，以期發現應有的文化、學術價值和其他社會價值，并更好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