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歷史照片的回憶——著名畫家趙望云的兩次敦煌之行

　　原標題：一張歷史照片的回憶

　　——著名畫家趙望云的兩次敦煌之行

　　1950年，趙望云（前排右4）、張明坦（右5）和常書鴻（右3）等人合影。

　　2011年年初，著名作曲家趙季平受甘肅省委宣傳部的邀請，為甘肅省歌舞劇院創作大型民族交響音畫《敦煌》。由此，趙季平踏上了敦煌采風之路。

　　有一件事情在趙季平腦海里久久縈繞，難以忘懷。當年，趙季平的父親、著名畫家趙望云曾有兩次不平凡的敦煌之行，但時隔多年，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多次尋找父親敦煌之行的資料都未能如愿。這次在敦煌采風，趙季平又托朋友多方打聽，希望能幫助他尋找到那段難以釋懷的歷史。原敦煌市政協副主席高德祥先生多方努力，幾經周折，終于在敦煌研究院的歷史檔案中發現了唯一一張照片：是趙望云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與張明坦、常書鴻、段文杰、李承仙、范文藻、孫儒僴等人在研究所大門前的合影。高德祥囑托好友韓蘭魁先生將照片帶給了趙季平。

　　捧著這張珍貴的歷史照片，趙季平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不由回想起了父親那兩次不平凡的敦煌之行。

　　一

　　趙望云，1906年生于河北束鹿（今河北辛集），現代著名畫家。早年與王森然、李苦禪等組織吼虹藝術社，1937年創辦《抗戰畫刊》。擅長山水、人物，創作面向生活，畫風于質樸厚重中蘊含秀雅，尤長于表現陜北山水和各族人民的勞動生活，為長安畫派的開創畫家之一。主要作品有《農村寫生集》《西北旅行畫集》《埃及寫生畫集》《趙望云畫集》等。

　　1943年，趙望云和關山月夫婦、張振鐸等決定一路西行去敦煌石窟面壁臨摹。關山月跟趙望云的友誼，可以追溯到兩年前。那是1941年，關山月在重慶開畫展的時候，趙望云來參觀了畫展。或許是由于關山月的畫反映的內容跟趙望云所作有共同之處吧，他們真的是一見如故。

　　趙望云一行四人，先到西安，又從西安到蘭州，在西安和蘭州一起開畫展，籌劃盤纏。之后，他們一起騎著駱駝，以西瓜當水，鍋盔作干糧，在河西走廊的戈壁灘上走了一個多月。他們出了嘉峪關，登上祁連雪山，穿過茫茫戈壁，終于來到了敦煌。

　　在敦煌莫高窟，正值張大千剛剛撤走，而常書鴻則剛到任，臨摹條件異常困苦。當時，趙望云一行的到來，讓常書鴻非常興奮，他沒想到在這困難時刻還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來一起干事。常書鴻興致勃勃地領著趙望云一行詳細參觀了密密麻麻的洞窟。趙望云一行每天打著手電筒，不分晝夜如饑似渴地揮毫臨摹，并和常書鴻一起交流探討，對這座偉大的藝術寶庫贊嘆不已。

　　趙望云與關山月在莫高窟考察臨摹古代壁畫，共同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那時候，西北的條件非常惡劣，不僅要忍受生活上的艱辛，更要面臨莫高窟臨摹壁畫的艱難。莫高窟洞窟比較深，即使是光線比較好，到下午四點鐘后洞內就已漆黑一片了。他們整天在崎嶇不平的黑洞里轉，渴了就飲點宕泉河流下來的雪水，明知會瀉肚子也得喝下去，餓了就吃點備用的土干糧。趙望云和關山月他們就這樣在黑洞里爬上又爬下，轉來又轉去，一旦從燈光里發現了自己喜歡的畫面，就高興地一同欣賞，分析研究其不同時代的風格、造型規律和表現手法。但由于條件所限，只能挑選自己喜歡的局部來臨。有時想臨的局部偏偏位置較高，就得搬石塊來墊腳，若在低處，就得蹲下或半蹲半跪，甚至躺在地上來畫。

　　就這樣，他們整個白天在莫高窟洞窟里活動，晚上回到臥室還得修修補補。轉瞬間一個月的時光過去了，他們費了不少汗水，終于換來了一批心愛的臨摹壁畫。

　　這是趙望云藝術生涯中最為重要的一次臨摹活動。在這一非凡的寫生旅程中，他獲得了完全不同于嶺南地域風貌的視覺體驗，敦煌壁畫的獨特風格、雄渾瑰麗的西北景色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的活力，對他后來的美術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趙望云平生致力于中國畫創作，面向生活，畫風質樸渾厚，骨高氣雄。作品的創作內容十分廣泛：農民工人的勞動生活、農村的田園風光、塞外的遼闊草原、終年積雪的祁連山、風沙彌漫的戈壁灘、三門峽水利工程、寶成鐵路建設工地、南海之濱、西北高原……凡是他足跡所到之處，都保留有他反映祖國風貌的佳作。他所表現的題材，前人很少表現過，因而也無成法可循。這使他在寫生實踐中下了很大的功夫。根據內容和形式的需要，對國畫傳統的筆墨表現方法進行了各種探索和創新。他的早期作品，很重視捕捉人物的神態感情，所繪形象生動，韻味無窮。從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筆墨趨于成熟，不論隨意揮灑，還是精求工致，都能形神兼備。50年代以后的作品，筆墨技巧已達到駕輕就熟的程度，線條剛柔相濟，墨色溶化滋潤。

　　他們離開敦煌時，已是大雪紛飛的冬季。趙望云和關山月夫婦、張振鐸分手后，關山月和妻子遠赴青海塔爾寺寫生，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趙望云繼續他的西北寫生，向嘉峪關、酒泉、張掖、武威，一路歷時好幾個月，又完成100余幅寫生畫稿。

　　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酒泉軍分區接管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由于受當時一些思潮的影響，有些人認為莫高窟的壁畫與雕塑是封建腐朽的東西，應該停止修復工作。因此，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全面癱瘓，研究人員投入到了蔬菜和糧食的生產中。在洞窟圍墻內一塊小土地上，他們種哈密瓜、芹菜、洋芋、韭菜、小麥、胡麻等蔬菜和作物。這種情況一直到1950年秋天還在繼續。

　　常書鴻面對這樣的局面心急如焚，他不得不寫信把所里的嚴重情況向政務院文教委和鄭振鐸作了匯報。不久，常書鴻便收到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通知：將由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派員來敦煌藝術研究所解決問題。

　　這次西北軍政委員會派出的正是常書鴻熟悉的著名畫家趙望云。1943年1月，趙望云在重慶舉辦“西北旅行寫生畫展”。1949年6月赴北平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美協理事。會后赴東北解放區參觀學習。不久，陜甘寧邊區文協美術工作委員會成立，趙望云任副主任。1950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同年4月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

　　新中國成立初期，甘肅、青海境內的殘匪還沒有徹底肅清，從西安到敦煌的路途十分危險。當趙望云聽到組織派他們去敦煌處理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遺留問題時，顯得又牽掛又興奮。敦煌是他藝術生涯中仰慕的地方，他又有機會來敦煌了，但莫高窟怎么樣了？研究所的工作怎么會亂成那樣？他沒有考慮個人安危，接到組織分派的任務后，他便和副處長張明坦匆匆踏上了去往敦煌的路。

　　1950年9月，他們終于抵達敦煌莫高窟，看著那魂牽夢繞的九層樓，趙望云好像回到了七年前，往日一切涌上心頭。他只是緊緊握住常書鴻的手，望著面前兩鬢斑白、面容憔悴的老朋友，感慨萬千，心情很激動。

　　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暫時接管了敦煌藝術研究所。他們帶來了不少慰問品，其中包括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中急用的繪畫顏料、筆墨紙張、收音機等文化用品。他們還給常書鴻出生不久的兒子嘉煌送了一套大紅緞繡花衣服。當孩子的媽媽李承仙再三推辭不肯接受時，張明坦副處長說：“這是黨組織對你們的關心，也是延安解放區的老規矩，是軍民一家干革命的老規矩，這一點禮物務必全部收下！”

　　趙望云和張明坦他們很快就和研究所的人打成一片了。四五天后，時逢傳統的中秋節，趙望云和張明坦組織大家開了一個團結的“月光晚會”。中寺前院的兩棵大榆樹下，桌上擺滿了剛摘下的大紅棗、梨、哈密瓜、西瓜等。趙望云笑哈哈地首先上場，他手拿二胡，拉著“山丹丹開花紅艷艷”的陜北抒情曲調，晚會在鑼聲中開幕了。

　　隨后，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對敦煌藝術研究所進行了重新組建工作。對以前的文物保護、修復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贊許，并積極地幫助研究所做出了今后的工作計劃、經費預算及工作人員工資待遇安排等等。

　　從此，敦煌藝術研究所歸屬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趙望云的第二次敦煌之行，對敦煌莫高窟的意義重大，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

　　撰文 張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