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深夜戈壁徒步送書　農家少年如何成為“西北王”

　　原標題：他們，默默地在人間打造“天堂模樣”

　　為留存一份特殊的記憶，“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項目組叩開了一群人的門。

　　“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記憶資源共建共享項目對熊道光（右）進行訪談　國家圖書館供圖

　　沈迪飛接受訪談　深圳圖書館供圖

　　沈燮元在南圖古籍部看書　南京圖書館供圖

　　朱巖接受訪談　國家圖書館供圖

　　關懿嫻常常憶起這一幕，上世紀80年代，早上八九點，北京大學圖書館人最多的時候，一位病到已無法行走的老人，讓阿姨推著輪椅，將她送到圖書館南門附近，靜靜地看著大家進進出出。

　　這位老人是梁啟超的二女兒、圖書館學家梁思莊，她在人生暮年坐著輪椅，靜靜守在圖書館南門的場景，深深印在了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教授關懿嫻心中，“天天如此，沒有人像她那么愛圖書館的，圖書館像是她的孩子一樣”。

　　“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阿根廷著名作家博爾赫斯關于圖書館的詩句，在全世界廣為流傳，感染著每一個熱愛閱讀與知識的人。但打造出這份美好的那群人，卻隱沒于宏偉壯觀的館舍、溫暖明亮的閱覽室、琳瑯滿目的書籍背后，即使你經常出入圖書館，也未必會想起他們。

　　圖書館是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是滋養民族心靈、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場所。一代代圖書館人為此付出的智慧、心血與力量，值得被銘記。

　　8年來，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和全國同仁一起，敲開了一位位圖書館界前輩的家門，采用口述史訪談的方式，將他們的成長經歷、事業成就、思想情感一一錄制下來。

　　留下圖書館人的記憶

　　回顧人生與事業，畢業于西南聯大、留學歐美、1956年開始任教于北京大學的關懿嫻最佩服梁思莊：“她（自己）最滿意的是編目，但她真正做的（是參考），就是我們各系的老先生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必須來找她，而她都能夠解決……她懂若干外文，不只曉得英文、法文，連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她都懂。”

　　但讓關懿嫻遺憾的是，自己對梁思莊的了解太少，沒能走進她的內心，無法書寫她的故事，一位著名女圖書館學家在風云變幻的二十世紀的人生歷程，她對圖書館事業的愛與投入，只能消散在歷史深處。

　　關懿嫻沒有想到的是，多年后，在她自己也步入暮年時，有人敲開她的家門，訪問她，記錄她的人生故事，也留存她未曾走進梁思莊內心的遺憾。

　　來訪者是“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項目組。2015年12月，在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中國記憶項目資源共建共享”研討會上，包括國家圖書館在內的全國30家圖書館和圖書館學院、系，共同啟動“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記憶資源共建共享項目，對我國現當代圖書館界重要人物進行口述史訪談，并收集照片、信件、筆記、日記、手稿、音視頻資料等相關文獻，形成專題資源。

　　他們的訪問填補了梁思莊在人們記憶中的空白。北京大學圖書館原館長、原圖書館學系主任莊守經，在回憶中提到梁思莊。1980年代初，北京大學圖書館第一次開展職稱評審，那時梁思莊已經70多歲了，是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莊守經這樣形容梁思莊，“她是典型的圖書館人，干實事”，“她的快樂就是管她那攤業務，也就是西文編目、西文參考”。

　　但是，梁思莊沒有著作，甚至沒有論文，她主動找到莊守經，誠懇地說：“我不夠條件，你們不要評我為研究館員了，不要給大家做一個不好的榜樣。”但在莊守經看來，如果梁思莊不評研究館員，國內就沒有人能評，“梁思莊的學術水平，就體現在目錄廳好幾十個目錄柜里，是得到大家公認的”，“她領導進行的西文編目工作，在國內屬于一流，并與國際接軌”。

　　莊守經和同事還訪問了一些著名教授，有人提供書面意見，說明他們的學術成果里，有梁思莊非常大的功勞。“梁思莊給教授們提供了科研前期的情報服務，包括工具書和資料等。因為那時候沒有電腦，西文工具書以及各個方面資料的來源，都在她腦子里面，想要查什么東西，她可以很自如地幫你查。”

　　如今，關懿嫻和莊守經都已經去世，但他們關于圖書館事業的記憶，已被永久留存下來。

　　目前，“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已開展了48位圖書館重要人物的口述史采集。此次出版的《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一套5冊，共計130余萬字，是該項目的第一批成果。“他們是新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建設者和見證者，他們的口述資料，是圖書館歷史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國文化發展史的一部分。”《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主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主任、國際口述歷史協會副主席田苗介紹。

　　一輩子忠一事

　　黃明信、關懿嫻、熊道光、沈燮元、劉德原、袁正祥、彭斐章、莊守經、李孝友、張樹華、武復興、謝灼華、倪波、盧子博、烏林西拉、高樹榆、劉尚恒、沈繼武、吳慰慈、張安珍、李龍如、陽海清、沈迪飛、朱巖、潘寅生、譚祥金、趙燕群、韓錫鐸、詹德優——這是《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收錄的29位圖書館領域的重要人物，他們有的是圖書館業界的老館長，有的是圖書館學界的老教授，有的是圖書館各相關領域的老專家，都稱得上是圖書館領域的大家。但是，他們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過去的圖書館研究，注意力多集中在館舍、藏書、技術、制度、服務和學術等方面。這主要是因為圖書館人向來是‘為人做嫁衣’，只知貢獻而不愿自顯，留下的記錄與史料也很有限。”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程煥文說。

　　他分析：“圖書館人不像文學家、藝術家、科學家，在社會上有非常大的影響，他們不會走到大眾面前去，也很難走到新聞媒體面前去，這是他們的工作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圖書館工作本來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甘為人梯的工作。”

　　2022年1月，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第二季）上映，第一集便講述了以上29位中的沈燮元的故事，讓這位和古籍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先生破圈火了一把，網友們熱情洋溢的彈幕布滿屏幕，“好厲害的老爺爺”“太棒了！這樣的老爺子應該被更多人認識和記得”“這個名字是不是要寫進歷史”……

　　其實，這29位在圖書館領域耕耘大半生的老者，每個人的故事都豐厚又精彩。訪問中，他們終于將自己作為主角，在鏡頭前敞開心扉，將隱于書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來。

　　“能將過去一生中的工作體會講出來，我很高興，因為我學的是圖書館學，這一生就干了圖書館一件事，是非常有感情的。”甘肅省圖書館原館長潘寅生說。

　　潘寅生的講述展現了一個愛讀書的農家少年，到被戲稱為“西北王”的圖書館館長的成長之路。

　　高考填報志愿時，老師建議他：“北京大學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李大釗、毛主席都曾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你就報考北大圖書館學專業吧。”再加上潘寅生從小愛看書，一直渴望在圖書館工作，就這樣，他步入了圖書館領域。

　　大學畢業時，潘寅生在人民大會堂聽了一場周恩來總理的報告，那是他“有生以來聽到的最精彩、最難忘的報告”，周總理“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這句話，一直縈繞在他耳邊，于是他主動申請到位于大西北的甘肅省圖書館工作。

　　到達蘭州后，環境的艱苦讓潘寅生有過思想波動，但幸運的是，他正好住進了劉國鈞之前使用過的辦公室，那是大學期間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劉國鈞在艱難環境下創辦了甘肅省圖書館的前身——國立西北圖書館。在老師曾經工作的地方，潘寅生時時想起老師的囑托，繼續著老師的事業，將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延伸至更偏遠的角落。一次寒冬臘月，酒泉農科站來信借書，潘寅生穿著棉衣，背著書箱，從蘭州坐火車到酒泉，再在寒風刺骨、飛沙走石的戈壁灘上走了15公里，直到深夜，才將書籍送到農科站工作人員手中。

　　從1975年開始，潘寅生在甘肅省圖書館領導崗位上干了30多年，在館舍建設、讀者服務、地方文獻研究、信息技術等方面都有所成，但在他心中，劉國鈞等前輩才能被稱為圖書館學家，而“我本人能當好他們的一個學生，也就心滿意足了。我給自己最實際的定位是：西北高原圖書館戰線上的一名老兵”。

　　與時間賽跑

　　《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出版時，29位受訪人中已有十多位離開了人世，從確定訪問對象開始，就是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事實上，“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專題”項目一開始，就秉持“搶救性”原則，即先采訪年齡較長、身體狀況欠佳的老人。

　　《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的目錄順序也是“年長者優先”。這套書的副主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記憶組副組長戴曉曄介紹，項目目前已經訪問了48位老先生，但這套書里面只收錄了29位。“因為我們是按年齡排序，最年長的是第一冊第一位黃明信先生，1917年出生，最年輕的是第5冊最后一位詹德優先生，他也已經是80多歲的高齡了。”

　　在《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中，有兩位由湖南圖書館負責訪問的老先生——湘潭大學信息管理系原主任張安珍與湖南圖書館古籍專家李龍如。“我們收集資料時，也有其他成就高的老先生，為什么最后選擇他倆？我們更多考慮的，還是他們的身體狀況，是把他倆作為第一優先的搶救對象。”湖南圖書館館員夏雨雨告訴記者。

　　李龍如專門從事古籍和地方文獻研究。“老先生很有意思，我們一開始采訪他的時候，他說我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但一聊起專業方面的事，各種細節又記得非常清楚。”夏雨雨回憶。

　　張安珍特意為訪問準備了文字稿，一開始打算照著念，但在夏雨雨的鼓勵下，他放下文字稿，面對鏡頭講述了自己的經歷，甚至還在文字稿的基礎上有所發揮。“比如一個地名，他在寫文字稿時已經記不清了，但是我們陪著他慢慢回顧，隨著記憶的流淌，之前已經忘記的細節就又呈現出來了。最后他很感謝我們，說好多東西是我們一起回顧才想起來的。”

　　如今，張安珍與李龍如都已經去世，但他們在圖書館領域耕耘的點點滴滴，被永久記錄下來。

　　即便抓緊時間“搶救”，仍有受訪者在訪談期間去世，留下了永久的遺憾。

　　戴曉曄負責對接聯絡國家圖書館編目專家熊道光。熊道光對待口述訪談的認真，深深打動了她。“熊老把自己的日記本、工作筆記全都翻找出來，很認真地為每一次訪談做準備。我們每一次訪談的主題會跟熊老提前說，然后熊老就會用大概10天的時間去準備。”

　　就這樣，與熊道光的訪談進行了十次。第十一次訪談之前，熊道光去世了。戴曉曄回憶，熊道光去世前幾天，他們通電話，還在聊下一次的訪談。“完全沒想到，因為前一天他還正常出門遛彎。所以挺遺憾的，訪談沒有做完，沒能讓熊老看到最后的成果。”戴曉曄的聲音低沉下去。

　　熊道光去世之后，夫人羅霞一直配合著戴曉曄后續的工作，包括對書稿的最后審定。“最近羅老師收到了這套書，說特別好。還有熊老的很多學生，都人手一冊在看這套書。”受訪者親友的肯定，讓戴曉曄欣慰，覺得沒有愧對熊老先生。

　　對田苗來說，最大的遺憾也是關于生命的遺憾。“很多圖書館界的老前輩，他們在圖書館及相關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還來不及去訪問，他們就離世了，再也沒有辦法通過我們的項目對他們的記憶進行保存。”

　　不僅僅是國家圖書館，田苗告訴記者，項目開展時，全國很多圖書館都反饋，有一些非常值得訪問的人物，在訪問策劃階段，或者在訪問開始之前就離世了。

　　湖南圖書館2008年開始做口述歷史項目，2010年，夏雨雨加入這個團隊，至今已經13年。“我最直觀的感受，口述歷史真的是與時間賽跑。”夏雨雨說，她有段時間很怕接電話，因為總帶來哪位老先生又離世的消息。

　　“推開房門容易，叩開心門難”

　　向國家圖書館自動化專家朱巖提出訪問申請時，戴曉曄“碰壁”了。

　　對于自己的研究領域，朱巖已經在不同場合多次介紹，也寫過很多報告，他當時認為沒有必要再錄口述了。

　　“我們就跟朱巖老師溝通，說我們要進行的是口述訪談，不是寫紙面報告。我們之所以請您口述，是希望您能多講一些細節，特別是那些在報告當中沒法體現的細節。”戴曉曄回憶，經過勸說，“朱巖老師也感覺到，還是有想說的話是之前那些報告體現不出來的，所以就接受了我們的訪問。”

　　朱巖的訪問一共進行了11次，訪問結束后，他對于口述史的態度，已經完全發生了轉變。他后來曾在公開場合說：“記憶訪談既展現了被采訪人的成果及其成功的喜悅、經驗、體會，個人的酸甜苦辣，乃至失誤的教訓，也追溯了工作團隊團結合作、奮力攻關的情景，是立體的、貼心的、接地氣的。”

　　和朱巖不同，深圳圖書館原館長沈迪飛一開始就很樂意接受訪問，但心里仍有一些顧慮，他后來回憶說：“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當然非常高興，但是心里也有點忐忑，真要講出來，也還是有一定的困難，因為太久遠，有些事情也記不太清楚。”

　　沈迪飛的顧慮很快被打消了，訪問進行得相當順利，這源于深圳圖書館館員肖更浩等人扎實的準備。采訪之前，他們翻閱了沈迪飛當年的工作檔案，閱讀了他寫下的報告和書信，還找來他出版的書和發表的論文仔細研讀。與此同時，他們還跟沈迪飛共事過的老同事交流，了解沈迪飛當年的做事風格和喜好。

　　沈迪飛回憶說，采訪中，自己偶爾有記不清楚的地方時，“就跟他們提出來，大家幫著回憶”。

　　參與這個項目之前，肖更浩跟沈迪飛沒有過直接接觸。“但我希望能夠跟沈館長在一些事件上、人物上、經歷上，有更多的共鳴，所以我盡可能多地去了解他當時的時代背景和工作情況，努力做到共情。比如說他提到某個人物，我可以馬上反應過來，這個人物跟沈館長的交集是怎么樣的。”

　　年輕人的付出得到了老館長的認可，沈迪飛這樣評價肖更浩和他的同事們：“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經常跟我聯系的肖更浩同志，和我成了忘年交。”

　　在《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中，有一篇訪談體例與眾不同——譚祥金和趙燕群兩位受訪者的內容是編到了一起的。他們是夫妻，是武漢大學圖書館系的同學，畢業以后都分到北京。趙燕群在北京師范大學，譚祥金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北京圖書館，還擔任過北京圖書館副館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又一起調到中山大學，譚祥金擔任圖書館系主任，趙燕群擔任圖書館館長。

　　在這套書出版之前，譚祥金因病去世。出版后，田苗和同事拜訪了趙燕群。讓他們特別感動的是，當把這套書送到趙燕群手中后，趙燕群立刻就把這套書放在了譚祥金的遺像前。

　　有多年口述史訪談經驗的田苗跟記者感嘆：“推開房門容易，叩開心門難。”憑著真誠的心與扎實的準備，他們叩開了一位位老人的心門，協助他們留下對人生與事業的珍貴回憶。

　　有一種精神殿堂叫堅守

　　國家圖書館藏學專家黃明信接受訪問時，已經是99歲的高齡了。

　　田苗一直記得他們去拜訪黃明信時的情形。老人獨自一人住在國圖北門對面，由一個保姆照顧生活。“老人將近100歲了，每天堅持寫日記，而且是用電腦記，更讓我意外的是，老人用的是藏文。”

　　每次訪問時，黃明信都穿戴整齊，還會把自己之前的一些研究材料提前準備好。口述中的每一個點，他都能拿出依據，還提醒田苗他們可以去查閱哪些材料。

　　隨西南聯大由長沙步行至昆明的“長征”，為學習藏文在甘肅夏河拉卜楞寺受戒出家8年，在普通人退休的年齡開始為國家圖書館的藏文書籍進行編目……談起一生的工作事業和一些重要的經歷，黃明信仍有一份赤子之心。“老人的那種活潑，那種光彩，那種興奮，我現在閉上眼睛還能想起來。”田苗告訴記者。

　　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研究館員范瑞婷是《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第五冊主編，她沒有直接參與對老先生們的訪問，但在對口述材料的整理與編輯中，她同樣深有感觸。“老先生們那種特別上進、特別自律、有自己目標和理想的人生，很有感染力，圖書館人的精神就應該是這樣的。”

　　“他們這代人很純粹，認準了圖書館，就一心去鉆研，有的是古籍領域，有的是寫作領域，有的是管理領域，每個人的領域不一樣，但是對于圖書館都是同樣的毫無雜質的熱愛，這種感情真的特別珍貴。”《中國圖書館人物口述史》第四冊主編、中國記憶項目中心副研究館員劉東亮說。

　　老先生們的口述就有這樣打動人的力量，因為投入，因為純粹，因為堅守。

　　那是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堅守。

　　“天下人之書，天下人共讀”，受《澹生堂書約》的影響，李孝友放棄當大學老師的機會，進入云南省圖書館。他早年師從目錄學家王謇，打下了古籍整理的扎實基礎。他親手對館藏古籍進行鑒定、著錄、上架、分編，做到部局有序，方便讀者在眾多古籍里面找到自己想要的，還對比敦煌文書更早的南詔大理寫經進行了研究。下面市縣圖書館需要鑒定古籍的時候，都會找他，而他總是隨叫隨到。

　　那是對創新服務方式的一種堅守。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譚祥金在國家圖書館，經歷了國家圖書館新館從規劃到開館。千頭萬緒的新館建設工作之余，他還在時任館長劉季平的帶領下，思考如何更好地為讀者提供服務，推進圖書館服務的創新，比如盡可能地實現開架借閱，開展計算機技術在圖書館里的運用。

　　那是對推動全民閱讀的一種堅守。

　　長期主持首都圖書館工作的劉德原，退休后在家鄉河北省易縣固村莊村自費創建了愛鄉圖書室，被中國圖書館學會授予閱讀推廣獎。他說：“圖書館精神從哪兒來？我認為是從圖書館里來，是從圖書館員這個職業中來，它實質上就是一種無私奉獻的精神。”

　　那是對滿足讀者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種堅守。

　　古籍版本學家、天津圖書館研究館員劉尚恒，1990年曾到寶坻講課，認識了寶坻區郵政局職工宋健。宋健喜歡《紅樓夢》，身處僻壤，沒有老師引導仍肯下功夫，劉尚恒對他又贊賞又同情，于是就想辦法幫助他。凡是天津圖書館有的文獻，他都告訴宋健，為宋健的研究提供資料，在他的幫助下，宋健陸續有了學術著作出版。

　　……

　　這些被記錄與留存下來的記憶，會繼續傳遞，成為一代代圖書館人共有的精神殿堂。

　　對中國圖書館界重要人物的訪問也仍在進行中，不斷為這一精神殿堂注入更多的記憶與力量。（記者　劉夢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