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毅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比較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曾稱馮玉雷《野馬,塵埃》是中國文壇和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一種“博學小說”“學者型小說”,《禹王書》是中國古代神話的重寫,尤為炫目,無論語言、歷史承載量、學術承載量或者藝術表現,稱得上是一部開創中國文學新體裁的小說。
葉舒憲(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教授)
從上五千年崇拜圣玉,到下五千年崇拜圣王,潛藏著一個完整的文化基因譜。
陳星燦(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禹王書》主要人物生活的舞臺和道具多取自百年來不斷進步的考古學,增加了小說的張力和親和力。這部堪稱“考古敘事”的長篇小說,極富想象力,也很有畫面感,讀來仿佛走進了那個時代。
周明全(批評家、《大家》主編)
根植傳統,放眼中西,推陳出新,氣象宏大,終成一家之言,開文學新風尚!
鄭欣淼(文化部原副部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
《禹王書》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國精神,講述的也是貫穿中國核心文化價值的故事。玉雷通過這部小說,完成了西北高原般宏闊的大文化書寫,正如葉舒憲在馮玉雷、趙錄旺合著學術著作《敦煌文化的現代書寫》的序言中說:“張騫來到于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絲毫提及佛教的內容,只有兩種東西引起中原王朝統治者的極大興趣,這種興趣甚至驅使漢武帝做出兩個非同尋常的舉動,都被司馬遷如實寫在《史記》中:一個是查對古書,為出產玉石的于闐南山命名,那便是在中國文化中一言九鼎的名稱‘昆侖’;另一個舉動是艷羨烏孫和大宛所產的良馬,專門為馬而寫下贊歌《天馬歌》。直到明清兩代,這條路上最繁忙的進關貿易物資仍然是玉和馬。由此看,敦煌的經卷和佛教藝術都是派生的輝煌,華夏玉教神話驅動的西玉東輸和玉門關的確立,才屬于原初的輝煌。而將中原文明與西域率先聯系起來的西玉東輸運動,一定和四千年前西北地區的崇玉文化——齊家文化密不可分。這就是馮玉雷近十年來從敦煌書寫,轉向齊家文化遺跡踏查的內在因素吧。”
總之,《禹王書》是通過小說藝術轉化文獻、學術成果的成功嘗試,當前,風云際會,正逢“一帶一路”經濟文化如火如荼地建設,現代絲綢之路文學藝術方興未艾,期待越來越多的作家、藝術家能加入到這個創作隊伍里來,創作出更多闡釋中國崇高文化精神的藝術作品!“春江水暖鴨先知”,如果說《禹王書》是這方面的成功探索作品之一,我堅信,受過民族文化滋養、秉承中國文化精神的文學藝術家一定能夠創造出藝術化書寫偉大時代的優美作品!
李繼凱(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原院長、教授)
馮玉雷在這部小說中沒有糾結大禹到底是歷史人物還是神話人物,僅僅看成史前特定歷史階段的文化精神象征,是玉帛文化發展到禮制文化的符號化體現,進而塑造蘊含著時代精神的小說人物,并且對女媧補天、夸父逐日、共工怒觸不周山等中國傳統經典神話進行重述,賦予夸父、倉頡、女媧等神話人物形象以新的內涵。近年來,馮玉雷利用人類學“四重證據法”深入研究考古學成果,并且運用到文化寫作中,難能可貴。應該說,《禹王書》是馮玉雷創作歷程中的又一部力作,是文學藝術上的又一次超越,可喜可賀!渴盼、祝愿人類學書寫、神話書寫的隊伍越來越壯大!真心希望我們的文學藝術家傳承創新,通過文學書寫和藝術表達,向偉大的人類文明以及創造文明的偉大歷史致敬!
胡秉俊(作家、甘肅省人大干部) 胡瀟(清華大學博士)
《禹王書》雖然在宏大的背景下敘事,但不影響其細膩的語言描寫、行動描寫、心理描寫、細節描寫以及具有沖擊力的場面描寫和畫面感,還有其詩意語言的音樂性。第一章中有一段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描寫:“脩己步履蹣跚、跌跌撞撞,艱難地邁出細小的步子。坎坷阻擋,她重重地摔倒。喘息片刻,向前爬幾步,歪歪斜斜地站起來。站而未穩,趔趔趄趄,向后倒去。她慌亂地揮舞雙手,試圖抓住云朵或鳥翼,但都滑脫了。她仰天摔在地上,碰出金星無數。短暫頭疼夾雜著短暫眩暈。她爬起來,晃晃悠悠站穩,踉踉蹌蹌向前。邁出幾步,被裸露的樹根絆住,磕磕碰碰,向前栽倒,臉觸碰地,鮮血直流。她氣息奄奄,昏厥過去……”
小說中又以這段完全相同的文字描寫了禹、倉頡、夸父,第八章中對“很多人”遭受洪災后的群像描寫也用了這段話。
(楊博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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