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歲涼州古寺的“眼睛”　為何讓人當頭棒喝

　　匾額是“古代建筑的眼睛”，涼州大云寺古鐘樓上有十多塊匾額，其中三塊為清代匾額。它們分別是是乾隆九年（1744）郭朝祚書“慈海鯨音”，乾隆九年（1744）曾國偀書“大棒喝”，乾隆十一年（1746）蘇暻書“聲震蒲牢”。這些匾額不僅有豐富的歷史信息，同時也具有極高的書法美學價值。

　　一、乾隆九年郭朝祚書“慈海鯨音”

　　“慈海鯨音”匾額，上款為“前分守涼莊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一級記錄二次菩薩保”“乾隆九年九月重建”。下款為“郭朝祚書”。

　　“慈海”可以理解為佛教所言的世界，佛教認為“佛菩薩以慈悲心，救渡眾生，出生死海，猶如舟航”。“鯨音”本意指鯨魚的聲音，借指洪亮的鐘聲，與“蒲牢”的傳說有關。“慈海鯨音”是說古鐘的聲音從大云寺傳至各界，非常洪亮，猶如鯨魚的聲音。

　　上款中的“菩薩保”，是滿洲正白旗蒙古人，雍正六年（1728）任涼州知府，十一年（1733）升任涼莊道。在乾隆九年（1744）重建古鐘樓之時，菩薩保已經(jīng)卸任涼莊道，故署名“前分守涼莊道”。

　　郭朝祚（1675-？），字恬庵，一字緦憲，號退翁，室名山牧堂、敬簡堂等，漢軍鑲紅旗人，祖籍汾州（今山西孝義）。歲貢入仕，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松江府同知。康熙四十七年（1708）署任常熟知縣，因為政清廉，愛民如子，人稱“郭老佛”。康熙六十年（1721）改湖北黃州府同知。雍正元年（1723）遷漢陽知府。雍正五年（1727）升湖南岳常道，翌年擢湖南按察使，時正值“曾靜案”風波，因“失察”之過發(fā)配西北軍營效力。雍正十一年（1733）寧遠大將軍查郎阿保舉補授涼莊道道員。乾隆元年（1736）后整飭臨洮道，分巡蘭州道。郭朝祚工詩文，擅書畫。他曾將“黃州赤壁”改題為“東坡赤壁”，所撰“客到黃州，或從夏口西來，武昌東去；天生赤壁，不過周郎一炬，蘇子兩游”為天下名聯(lián)。雍正十一年（1733）繪《征西圖》即《雍正平準圖》。郭朝祚的書法蒼勁雄渾，筆力天成。乾隆七年（1742）為蘭州普照寺大鐘樓題寫“慈海鯨音”匾額。乾隆九年（1744），亦為涼州大云寺題寫“慈海鯨音”匾額。

　　二、乾隆九年曾國偀書“大棒喝”

　　“大棒喝”匾額上款為“署陜西涼州府知府加一級記錄四次鄭松齡”“乾隆九年秋”。下款為“曾國偀書”。

　　“大棒喝”原意是佛教禪宗中祖師接待來學的人時，常用當頭一棒或大聲一喝的方法，促使其領悟，后來這個詞語被用來比喻警醒人們的迷誤。

　　鄭松齡，雍正四年（1726）任武威縣知縣，十一年（1733）升任涼州知府。曾國偀，《武威耆舊傳》中有《曾太學國杰、景明經(jīng)瑞（曾國杰、景瑞）合傳》記載。曾太學名叫曾國杰，武威人。他的兄長曾國偀，字御遴，拔貢生，擅長辭賦，著有《〈離騷〉補注》。曾國杰以擅長書法與兄長齊名。

　　據(jù)說曾國杰、曾國偀為涼州區(qū)松樹鎮(zhèn)馮良寨人。馮良寨遺存有關帝廟，據(jù)《關帝廟修葺碑記》記載，初建于清代乾隆年間，于2003年修葺。此處是乾隆年間監(jiān)生曾國杰、拔貢曾國偀的故里，曾國杰曾為關帝廟撰寫有匾額“護國佑民”。

　　三、乾隆十一年蘇暻書“聲震蒲牢”

　　“聲震蒲牢”匾額，上款為“原任廣東分巡雷瓊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記錄三次張玿美”“原任山西太原府文水縣知縣蘇暻”“斗姥會五祈關廟耆約信士”。下款為“乾隆十一年（1746）歲次丙寅夷則月（農(nóng)歷七月）上浣吉旦”。

　　龍生九子，第四曰蒲牢。薛淙《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于上，所以撞之為鯨魚。”蒲牢平素畏懼鯨魚，遭到鯨魚撞擊，就會大聲嘶鳴。所以鐘上面常裝飾“蒲牢”的形象，而“蒲牢”“鯨音”都可用來指洪亮的鐘聲。

　　張玿美，《武威耆舊傳》中有《張氏三征士（張玿美、張爾戩、張綸）合傳》記載。三位征士都姓張，都是武威秀才，又都在雍正元年（1723），以孝廉方正同時應征，所以稱為“張氏三征士”。他們的名字分別是張玿美、張爾戩、張綸。

　　當時，凡是征士到了京城，所在的部門以他們的名字上報，雍正皇帝就會召見。先前有其他省面見皇帝的征士，皇帝問：“你們這些人作為秀才，必定是考試經(jīng)常考為高等嗎？”征士則回答說：“是的。”不久，皇帝下旨命令各地掌管禮儀的官員查核征士的考案，并不是考試都是高等。于是皇帝便開始厭惡這些征士，欺騙君上，而三征士并不知情。

　　次日，皇帝召見三位征士，如前面一樣提問。張玿美上奏說：“秀才所學，深淺不同，文章好壞，很難一天之內(nèi)就決定，并且品評文章的人看法也不同，考試怎么能必定高等呢？”皇帝非常高興，看著左右的人說：“究竟是西北人老實啊。”于是，便提拔張玿美為知縣，張爾戩為主事，張綸為知縣。

　　張玿美，字崑巖，其人文武雙全，擔任惠來縣知縣時鏟除了為禍鄉(xiāng)里的百花山盜賊“大黃、二黃”團伙。掌官軍務的上司上奏了這件事，雍正皇帝非常高興，馬上升遷他為廉州知府，后晉升雷瓊道，聲名顯赫。張玿美以父母年事已高辭官回鄉(xiāng)，行李很簡陋，只載有數(shù)千卷書回家。著有《濯硯堂詩鈔》流傳于世。

　　雍正十三年（1735），朝廷頒發(fā)圣旨，封贈張玿美的父親張振英為中憲大夫、廣東廉州府知府。乾隆十三年（1748），張玿美將這道圣旨刻于石碑之上，現(xiàn)存于大云寺。據(jù)《惠來歷代縣長考略》《惠來縣志》等資料，張玿美任惠來知縣的年代是雍正五年（1727）。由于政績顯赫，張玿美于雍正十一年（1733）升任廉州知府。乾隆年間，張玿美任職廣州雷瓊道。但不知牽扯到何事，于乾隆八年(1743)降職調任。《乾隆實錄·卷一百九十八》記載：乾隆八年八月，諭曰：“廣東雷瓊道張玿美，緣事降調。著吏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大意是張玿美因事降職調任，到京城由官員引導入見。張玿美不再留戀官場，遂于乾隆九年（1744），以父母年老為由辭官歸鄉(xiāng)。《武威歷史人物》記載，張玿美關心地方教育事業(yè)，向書院贈送“十七史”等書籍955冊。乾隆十一年至十四年（1746-1749），張玿美主持編修了《五涼考治六德集全志》。

　　蘇璟，字元暉，號雪峰，武威縣人。雍正七年（1729）己酉科舉人，雍正八年（1730）庚戌科三甲274名進士，曾任山西文水縣知縣。

　　《武威耆舊傳》中有《蘇雪峰先生傳》記載，根據(jù)這篇傳記，蘇璟是武威北鄉(xiāng)人，據(jù)鄉(xiāng)老講述或為金羊鎮(zhèn)三盤磨村人。蘇璟考中進士后被委派為山西文水縣知縣。但因為不習慣于官場事務與習氣，不久便辭官回家，在家鄉(xiāng)收徒講學，被尊稱為“雪峰先生”。

　　蘇璟以文章名世，和孫俌（fǔ）齊名。蘇璟的文章“不尚藻飾，讀之甚黯然者，而于圣賢立言之旨，不一粟隔”。在乾隆年間，武威文壇推崇孫俌，而在雍正年間則推崇蘇璟。蘇璟性格耿直，直露胸懷，而且身材魁梧，飯量、酒量巨大，雖然高中進士，但完全一個“赳赳武夫”的形象。鄉(xiāng)人因而有俗語：“蘇公不文，李公不武”。這個“李公”，名叫李萬倉，官鄖陽總兵，雖是一名武將，但平生喜讀《論語》，精熟歷史，善于談詩，是一名“儒將”。

　　蘇璟善于書法，尤其工于楷書，潘挹奎評論說“雪峰先生工作楷書，腴潤而有骨，觀其字可想見其人。”蘇暻與張玿美關系密切。張玿美總修的《五涼全志》中《武威縣志》由曾鈞和蘇璟擔任纂修。曾鈞，字萬樓，湖廣湘潭縣人。

　　四、結語

　　涼州大云寺是武威歷史上最古老的一座佛教寺院，創(chuàng)建于前涼張?zhí)戾a執(zhí)政的東晉升平年間（357-361），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大云寺及古鐘樓自創(chuàng)建以來，進行過多次修繕。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重修大云寺鐘樓碑記》中記載“延至本朝雍正十二年（1734），樓臺將圮，仰賴道憲菩（菩薩保）、府宗鄭（鄭松齡）大力飭令武所鄉(xiāng)耆等興工補筑，晏安如故。”乾隆二十二年（1757）秋，因連綿陰雨使鐘樓北面傾頹大半，鐘樓岌岌可危。本郡國學生李煥彩、同邑善士楊三益、大云寺住持思善、時任武威縣令永某等積極倡議，共同籌劃，將原土筑的鐘樓臺基改用磚砌石嵌。碑刻中的記載，與三塊清代匾額的信息相互印證，真實反應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間對于大云寺及古鐘樓的修建過程。

　　作者簡介：趙大泰，甘肅武威人，碩士研究生學歷，武威市涼州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主編非遺專著《涼州賢孝之“二十四孝”》《涼州賢孝之“三十六記”》，主持完成省社科院單列課題2項，在省級期刊發(fā)表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