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禮馬銜山】朱忠元：《禹王書》——歷史的想象性還原和理解

【專題】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展考察活動

《禹王書》：歷史的想象性還原和理解

朱忠元

　　馮玉雷多年從事文化小說的創作，其小說營造了水羅城、六千大地、閬風苑等文化空間，涉及到敦煌等明確的“絲路”文化和西部大地上隱形的“絲路”文化，近年來尤著意于“絲綢之路”形成之前人類活動的追溯性勾勒和想象性重構，在廣袤的西部大地上展開巨大的文化意象，形成對西部的文學重構，營造出多個藝術性的文化空間。

　　馮玉雷先生多年來一直致力于敦煌文化的關注和書寫，主要作品有《敦煌百年祭》《敦煌遺書》《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近年來以“玉石之路”為核心，將目光轉向與“玉石之路”相關的史前文化，主要作品有《禹王書》等。總體而言，其創作和學術關注點一直集中在以遠古的西部、古代西域、黃河上游以遠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即使是那些以敦煌為核心的作品，表面上書寫的是近代的事情，也經常有一些游離于時空的遠古想象。他的小說經常涉獵的歷史地域和地域歷史，總體上屬于“絲綢之路”的時空界定，其所涉獵和描述的文化狀況基本上屬于“絲綢之路”文化的范疇，此前他所做的工作傾向于明確的“絲路”文化空間的營構及其歷史的重述，比如敦煌就是明確的“絲綢之路”要塞，圍繞其展開的文化重構、重述是明確的絲路文化；而此后的一些創作實際上是隱性的“絲綢之路”文化空間的營構，是明確的“絲綢之路”形成之前人類活動的追溯性勾勒和想象性重構，其所做的努力應該是以小說這類文學形式對“絲綢之路”之前存在“玉石之路”的文化判定進行的藝術化描述和文學性論證，李繼凱先生稱之為“新絲路文學”，其文學創作從一開始就超越了“西部風情”或者“絲路風情”的層面，不斷走向文化的深處或者向文化深處開掘，這不僅是一種文化的關注，更是一種文化的展現，甚至是可以說一種文化還原。

　　任何人類活動都發生和發展于在一定地理空間之中。這種空間應該包括地理因素，諸如山川、河流、植物等自然因素，也應該包括人類活動產生的活動痕跡，諸如洞穴、房屋、交通活動痕跡、生產活動痕跡，生活活動成果、工具器具等，僅此還是不夠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還產生了諸多的關系，諸如血緣關系是自然的也是社會的文化，更重要的還有婚姻、社會、族群、民族等關系，其中更重要的是文化關系，是文化關系產生的諸多社會性行為的組織，是社會生活的秩序諸如文化創造等。

　　文化空間一定是一個基于一定地理條件基礎上的時間與空間交織的存在，這個空間在共時性維度上顯示為同一時間維度上人與人的交往，在歷時性維度上體現為人類自身的發展和演進，人類自身的演進所留下的痕跡構成了歷史，人類的歷史被用文字符號記載、被實物所證實、被傳說所延續，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人們可以通過文獻的記載想象，有實物證明的歷史可以通過實物來反觀，置身于傳說之中的歷史成為一條介于文學、歷史之間的中間地帶，不同的民族都通過傳說來敘述自己的過去，這也構成了歷史重要的佐證，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歷史傳說一維構建的敘述模式最具藝術化，是最形象化的具有質感的文化空間。

　　在這個空間之中，有人們對于歷史的理解、認識、情感當然還有想象，這些想象如果依據一定的歷史基礎則構成了歷史的存在狀態，構成了歷史的另一條發展線索和存在狀態。文化空間就是能夠在一種時空中承載和凝聚與之休戚與共的文化元素，并化為日常式的有親近感的行為習慣，將文化顯示為日常化的細節，形成存在于一定時間空間中的生活場面。作為一種時空結合體，其中的內容豐富，可以集某一地區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之大成，將文化元素呈現在其中并形成一定的生活場景甚至生活流是需要良好的想象力和描繪能力的。

　　馮玉雷的小說應該是這樣一種存在，其所營構的文化空間有重要的歷史生發點和材料支撐，具有地理氛圍的真實性，具有史料的真實性，甚至人們的生活場景和使用的器具具有文物實證性，他是通過這種空間的營構來實現自己對歷史重構，實現對遠古及近代歷史生活的想象性還原，表達對歷史的理解的。

　　注：本文根據《絲綢之路》2019年第3期發表的《在文化空間的營構中藝術地還原文化》一文改寫。

　　作者簡介：

　　朱忠元，蘭州城市學院《甘肅高師學報》編輯部副主任、副主編，三級教授，甘肅農業大學漢語國際教育專業兼職碩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中華美學學會會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美學研究和當代戲劇評論，發表學術論文70余篇，其中C刊13篇。出版專著三部，成果獲甘肅省第十二、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十五屆二等獎。參與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項，正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體觀念文獻整理與研究”（18ZDA236）子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