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簡牘“熱”現象背后的“冷”思考

　　在紙張發明前，簡牘是中國最普通、最常用的書寫載體。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簡，牒也”，“牘，書版也”。簡牘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見證、承載著悠久歷史。2023年9月，甘肅簡牘博物館建成開放，這是目前我國漢簡藏量最大的專題博物館，也是全國唯一的省級簡牘博物館。建成開放以來，甘肅簡牘博物館持續數月熱度不減，單日最高游客接待量近7000人次。當年10月25日，簡牘博物館聯合央視頻推出“夜游博物館”直播活動，直播當晚全網總播放量超過200萬次。今年春節期間，簡牘博物館與全球首部洞窟式沉浸體驗劇《樂動敦煌》聯動，熱度再次爆棚。近期，甘肅簡牘博物館獲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同時，其“簡述中國”展榮獲2023年度全國博物館十大展覽精品獎。原本比較小眾的甘肅簡牘，為何迅速躥紅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筆者以此為題，對有關部門和機構負責人、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融媒體平臺負責人進行了訪談，從社會學和傳播學等視角進行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認識和思考。

　　一、甘肅簡牘“熱”現象何以形成

　　（一）得益于良好的大環境。2012年以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從留住文化根脈、守住民族之魂的戰略高度關心和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這一重要論斷，已成為全國思想界文化界的共識。國家將博物館教育納入國民特別是青少年教育體系，持續完善博物館免費開放政策，我國90%以上的博物館實現免費開放。近年來，甘肅省委、省政府始終把文物工作擺在重要位置，從政策、資金、人力等方面全面發力，以新發展理念全面構建保護利用新格局，以創新實踐寫就引領時代的文物保護利用“甘肅方案”，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取得喜人成效。甘肅省文物工作者圍繞“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來”目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活化利用、傳承發展，以獨具特色的多樣“甘肅路徑”，讓寶貴歷史文化遺產綻放時代光彩，煥發時代活力。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建成開放和簡牘這一“冷門絕學”走向“大眾顯學”，正是甘肅省文博事業蓬勃發展的生動體現和真實寫照。對此，甘肅的宣傳部門、文旅部門及省博物館等單位有關負責人感受深刻，說起文化思想、文化自信、文化建設引領甘肅，文化文博視野發展的措施和成效，他們如數家珍。

　　（二）得益于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熱愛。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僅包括更高品質的物質生活需要，也包括更豐富的美好精神文化需求，這也是甘肅簡牘持續走熱的深層次原因。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正在見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深入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底蘊及其創新偉力。近年來，公眾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興趣日趨濃厚，文博火爆，文創風勁吹，傳統文化題材影視、綜藝爆款頻出，漢服、中醫、戲曲甚至八段錦，這些過去似乎只為老年人專屬的古老“寶貝”，日漸成為年輕人的新寵。“考古熱”“博物館熱”“非遺熱”“古籍熱”等等這些文化現象的興起，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發蓬勃生機的生動寫照。

　　（三）得益于自身豐富的簡牘資源。甘肅是我國簡牘大省、漢簡之鄉，出土簡牘數量大，地域范圍廣，時間跨度長，簡牘資源優勢得天獨厚。自1907年在敦煌首次掘得簡牘以來，百余年間先后在敦煌、居延、武威、天水、甘谷等地出土簡牘40余次，包括了秦、漢、晉、唐、西夏5個時期的簡牘，出土漢簡6萬多枚，占全國出土漢簡總數的半數以上，成為研究兩漢時期政治、經濟、地理和交通的第一手資料。甘肅簡牘博物館內現有藏品50129件（組），包括從秦代至魏晉時期的簡牘近4萬枚，以及與簡牘相伴出土的紙張、紡織品、木器、漆器、鐵器、骨器、陶器等文物1萬余件，三級以上的珍貴文物共31935件（組），其中一級文物1679件（組），珍貴文物數量排名全國第20位。數萬枚簡牘，詳細記載了兩千多年前古人屯戍勞作、衣食住行、往來書信等絲綢之路上的點滴故事。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展覽全面展示了簡牘發現的歷史、簡牘中的絲路故事、漢代邊塞人的日常生活、漢簡中蘊含的書法藝術等，全面、生動地展現了甘肅簡牘里的絲路文化與中華智慧，可以說是記錄西北邊塞生活的“百科全書”。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里程簡，證明了漢代從長安到天山廊道路網的存在，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史實根據。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和甘肅簡牘博物館相關負責人對甘肅簡牘研究保護利用的前景信心十足。

　　（四）得益于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守正創新。甘肅簡牘博物館創新文物展陳方式，突出簡牘整理研究，開展多樣文化活動，讓“冷門絕學”走近大眾，讓簡牘文物更好地“活”起來。簡牘本身的觀賞性不強，作為展品最大價值所在的簡牘文字，觀眾又很難直接解讀。因此，甘肅簡牘博物館運用多種方式讓簡牘“活”起來。走進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展廳，生動有趣的描述隨處可見，文物簡介不再是“一本正經”的嚴肅面孔，還多了些許活潑的味道。短視頻還原簡牘考古發掘時的情景，微電影講述著一個戍卒的思鄉之情和回家之路，動畫短片生動講述邊塞的故事。展館中還設有多種互動游戲：觀眾輸入信息，可以生成自己獨一無二的出關憑證——“符傳”；舉起弓箭射靶，體驗戍邊將士的“秋射”考核等豐富多樣的展陳方式，充滿趣味，帶著溫度，讓簡牘近距離走近觀眾，為人們帶來知識的滿足和藝術的享受。甘肅簡牘博物館精心策劃社教活動，多維度傳播簡牘里的中國故事，著力打造“簡述中國·牘懂絲路”系列主題社教活動品牌。圍繞傳統節日及節氣時點開展“百人寫簡牘”“秋月映山河·簡牘話團圓”“節氣話情長”等社教活動近20場，通過沉浸式體驗簡牘的編聯與書寫等，將傳統文化以觀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進行多樣化表達。同時，簡牘博物館通過產品聯名、異業合作、商業快閃等模式，開發了“大道至簡”“永年”“字有聲”三個IP，生產了“永年”漆器套裝、漢字有聲·便攜式茶具、香牌、手帕套裝、羊絨圍巾、簡龍毛絨玩偶、徽章、帆布包等文創產品，滿足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

　　（五）得益于各類媒體平臺的大力推介。甘肅簡牘博物館開館以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香港文匯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多個頻道、甘肅衛視、陜西衛視、新疆衛視、深圳衛視等各類媒體，作系列報道或專題報道累計300多次。甘肅簡牘博物館開設微信公眾號和抖音號等第三方賬號，基于不同新媒體平臺的定位，緊跟熱點，圍繞以“簡”述中國作世界表達這一主線，挖掘并闡釋簡牘里的中國故事，持續推出系列融媒體精品，獲得較好的傳播效果。同時，甘肅簡牘博物館積極參與由中央網信辦網絡傳播局指導的“簡牘中國”網絡主題活動，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同先賢對話，向文脈溯源，該活動被評選為2023中國正能量網絡精品。此外，甘肅簡牘博物館協同配合陜西衛視“星空傳奇‘簡’述絲路2023絲綢之路萬里行”活動、央視頻“夜游博物館”等大型直播宣傳，以及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上海廣播電視臺東方衛視中心、嗶哩嗶哩等拍攝的《長城之歌》《大敦煌》《何以中國》《亙古文明》等大型紀錄片的制播。

　　接受筆者訪談的專家學者在前述之外，還從不同角度談了一些真知灼見。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復旦大學顧東輝教授，天津市僑聯原常務副主席、南開大學陳鐘林教授，中國社會學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陳濤教授，“別現代主義”理論創始人、上海師大王建強教授，深圳大學敦煌藝術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陳振旺教授等多位專家學者，和甘肅文旅、文博單位相關負責人結合博物館的幾大功能，聯系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特征，分別從文化覺醒與認同及文化自信、國民文化素養的提高、環境體驗、社交互動、符號消費、神圣性追求或炫耀性消費、補償性需求、休閑空間、消費降級、網紅效應、創新性傳播等角度，對近年來全國博物館“火爆”“走紅”等現象做了許多精辟、獨到的分析。

　　二、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仍然面臨著許多困難問題

　　實踐證明，越是“熱”的現象越需要“冷”的思考。甘肅簡牘的走紅、爆熱固然可喜，但簡牘保護研究中存在一些結構性的困境和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一）學術壁壘高。對普通人來說，不同于其他觀賞價值較高的文物，很多簡牘內容往往晦澀，學術門檻很高，簡牘學也因此一度成為絕學。在當今的融媒體時代，對簡牘學的弘揚仍缺乏創新的傳播方式和手段，大眾對簡牘文化及甘肅簡牘的認知與了解仍然不夠，使得大眾參與感、體驗感不足，難以拉近簡牘與大眾之間的距離，甘肅簡牘博物館也還沒有成為甘肅旅游的新地標和蘭州文旅的新名片。如何讓簡牘“開口說話”，推動簡牘學這門書齋絕學走向大眾顯學，更好承擔起普通大眾與歷史文化間的橋梁作用，成為擺在簡牘研究者、保護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二）專業人才匱乏。目前，甘肅簡牘博物館初步建立了一支專業涉及簡牘學、歷史文獻學、文物與博物館學、文物保護等專業的研究團隊和包括管理人員在內的人才隊伍。甘肅簡牘研究團隊最早主要是以甘肅省博物館為中心的團隊，當時的考古隊隸屬于甘肅省博物館，后來博物館和考古所分開之后，研究人員分屬兩個單位，甘肅省博物館幾位老專家就是研究居延漢簡的。甘肅簡牘博物館除了兩任原館長等個別幾位專家之外，高水平的研究者還很少，與簡牘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簡牘博物館與蘭州大學文學院的讀簡班缺乏相應的教師指導，主要依靠甘肅簡牘博物館帶領學生進行相應的釋讀，完成教學任務。西北師范大學雖然成立了漢簡研究院，但研究人才十分緊缺，他們主要從原簡牘館聘請個別退休專家作為研究主力，教師中只有極個別人是研究漢簡的，人才隊伍建設短期內無法滿足簡牘學研究的需要。

　　（三）保護修復任重道遠。一方面，簡牘的許多材料未能得到及時有效保護、整理與研究，再加上出土文物的脆弱性，一旦保護和整理工作不能及時進行，將有可能永久損毀，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另一方面，除了保護已出土的簡牘，還要隨時迎接新出土的簡牘，隨著簡牘文獻出土呈“井噴”之勢，也出現了簡牘“排隊”等待保護修復的現象。同時，由于簡牘缺乏集成性的整理成果，圖像、釋文版權較為分散，整體數字化水平不高，在資源整合、技術運用、功能迭代等方面與深度融合發展的目標還有不小差距。

　　另外，受訪者普遍認為，文博、文物的研究和推廣普及，應該堅持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研究解讀要“小心求證”，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等專家學者強調，歷史文化遺存要引領高質量的文化旅游，應當堅持引領而不是迎合甚至媚俗。許多人認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甘肅簡牘的研究保護利用在實現持續高質量發展上還有很長、很艱難的路要走。

　　三、甘肅簡牘“熱”現象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但如何避免甘肅簡牘“熱”現象曇花一現，需要結合實際、遵循規律，多措并舉、久久為功。綜合有關負責人和專家學者的意見，提出5個方面的建議：

　　（一）推動冷門“絕學”大眾化、通俗化。積極策劃精品展覽，為觀眾提供精彩的文化盛宴，在不斷完善“簡述中國”四大基本陳列展覽的同時，引進優質外展，不斷豐富和滿足觀眾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借助科技手段，著力打造智慧化博物館。立足“行業館+科技館”設計理念，充分發揮數字優勢，推動簡牘文化傳播更具趣味性和生動性。優化公共服務，提升服務質量，以更好地滿足公眾需求為開展社教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依托線上數字展，挖掘館內豐富的文博資源，通過互聯網技術，以更加通俗的方式，增強觀眾與數字簡牘信息的互動性，為觀眾帶來更豐富、更生動的參觀體驗，多維度傳播簡牘里的中國故事。

　　（二）提高簡牘保護研究水平。落實中宣部、甘肅省委宣傳部“繁榮發展簡牘學”重大部署，依托蘭州大學和西北師范大學，在簡牘研究這門國際顯學中發出更多“甘肅聲音”、作出更多“甘肅貢獻”。拓展簡牘學研究的視野，補齊碎片化短板，綜合運用漢簡、敦煌文獻等各類檔案材料等，開展絲綢之路、中外關系、西域歷史等相關研究，讓附著于文物之上的精神內涵不斷提純，與當下碰撞出新時代的思想火花，以高質量研究成果為簡牘文化傳承弘揚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借鑒敦煌研究院的經驗做法，持續推進可移動文物預防性保護工作和館藏文物數字化采集工作，開展數字文物保護、技術應用和業務模式等前沿課題研究，穩步推進簡牘文物數字化儲存、信息化管理和規范性保護，打造優質數字文物保護內容產品。運用大數據、AI等方式，搭建簡牘文物數字化整合信息研究平臺等，促進簡牘安全保護與現代科技融合創新，實現數字資源的活化利用與多元化的創新性發展。同時，甘肅省簡牘博物館應當沿著通力協作的路走下去，推動簡牘文獻的整理研究，如此才能產出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之旅和新時代的文化重建貢獻更大力量。

　　（三）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在甘肅全省范圍內遴選符合簡牘學領軍人才基本條件或具有發展潛力的高層次人才，作為領軍人才重點培養。支持甘肅簡牘博物館招聘引進國內外簡牘領域高層次人才。針對簡牘人才成長周期長、實踐能力要求高、成果業績顯現慢的特點，創新“簡牘保護研究項目+人才”培養模式，發揮簡牘保護修復項目和修繕工程聚才、育才優勢，通過師帶徒、“匠”帶“兵”的方式，培養一批甘肅省內名匠、簡牘修復師等簡牘學方面的“中堅力量”。積極推進與故宮博物院等文博機構，蘭州大學、西北師范大學等院校的戰略合作，實施簡牘研究保護中青年骨干人才培養計劃。鼓勵更多有條件的甘肅省內高校開設簡牘研究保護修復相關專業，適度擴大招生規模，完善培養體系。同時，通過與高校及研究機構聯合辦學、聯合開展人才培養、在職進修等多種路徑，為在職專業技術人員繼續學習深造、提高業務能力創造良好條件，推動行業整體技術水平不斷提升。

　　（四）增強簡牘文化傳播力。在做好館藏文物保護整理研究的同時，深度挖掘簡牘背后的歷史文化，突出甘肅“漢簡之鄉”的特色，以主流媒體權威話語為依托，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創新報道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多渠道、立體化地還原簡牘背后的故事，將簡牘文化及其中的故事以書法、舞蹈、音樂等多種藝術方式展現給大眾，推出像舞劇《大夢敦煌》《絲路花雨》一樣具有感染力、傳播力的文藝作品，將歷史智慧以喜聞樂見的形式“簡”述給大眾，讓千年簡牘走出“深閨”重煥光彩，讓簡牘文化深入人心、走向大眾。

　　（五）加大對外合作交流力度。加強甘肅省簡牘博物館與兄弟省份、“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在文物保護修復、文化遺產數字化、學術研究、人員培訓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向國家圖書館、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歷史研究院等借展文物，推動館藏文物赴省外、國外參加精品主題特展，讓更多的國內外公眾了解甘肅漢簡文化。辦好絲綢之路國際漢學聯盟，不斷增強簡牘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拓展對外傳播渠道，加強與國際友好城市的交流，借助海外具有影響力的網絡平臺開展甘肅漢簡文化的國際傳播。注重借力和調動各方積極性，發揮文博場所的教育功能、團建和精神文明建設窗口陣地作用，探索與教育部門等常態化開展交流合作新路徑，進一步推出研學等各類公益文化活動，充分發揮“博物館第二課堂”作用，增加公眾對甘肅簡牘文化及甘肅簡牘博物館的好感度。

　　作者：胡瀟（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蘭州大學傳播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