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史里守護國門的這把“鎖”　是如何被考古學家發現的

　　原標題：肩水金關與金關漢簡

　　西漢建立后，為保障河西走廊暢通、保衛中原王朝安全，有效經營通往西域、中亞、歐洲的絲綢之路交通線，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設立了玉門關和陽關，在河西走廊通往北方地區的居延驛道設立了肩水金關和懸索關，被譽為漢代“河西四關”。

　　玉門關、陽關地處古絲綢之路咽喉重鎮和前沿哨所，政治軍事地位顯要，史料記載紛繁復雜。至唐代，隨著邊塞詩歌的描寫和傳誦，玉門關、陽關成為中國文化的地理坐標，文人墨客永恒的詩歌意向和精神寄托。相比之下，肩水金關、懸索關史籍鮮有記載，寂寂無聞沉睡大漠深處。

　　當肩水金關遇到現代考古學，甘肅省居延考古隊眾多簡牘學家還原了肩水金關的歷史面貌，其扼守漠北、俯瞰天地之勢，逐漸走向學術研究前沿和大眾視野，而懸索關依舊沉寂在歷史隱幽處。

　　肩水金關發現者遠逝的歷史身影

　　1927年4月27日，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北京成立，西方代表團團長為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同是瑞典籍的年輕考古學家貝格曼是成員之一，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北京大學教授徐炳昶。考察團成立后對西北地區開展了兩次大規模考察，第一次是1927年5月開始，先后對內蒙古、甘肅、新疆等地進行考察；第二次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的考察。初期，中西方考察人員26人，中期增加10多人，后期加上雇傭人員達60多人，駱駝260多峰。斯文·赫定在其《亞洲腹地探險八年》一書中，記述了考察團自內蒙古包頭到額濟納河流域，途經甘肅、新疆，用文字和圖片記述了考察行進的路線，考察的范圍，在古城遺址、長城、文物、寺廟、石器等方面均取得重大考古發現。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貝格曼在居延地區先后發現許多亭障、烽燧，并對其進行了發掘。4月27日，貝格曼在博羅松治發現第一枚漢簡。此后，他在北到額濟納河下游的索果淖爾和嘎順淖爾，南到金塔毛目（鼎新）的地區，展開了地毯式調查和大規模考古發掘至1931年3月27日，歷時11個月，在29處遺址中共掘獲1.37萬件文物，其中漢簡10200枚，尤其是肩水金關出土漢簡850枚，給中國學術界帶來極大振奮，轟動了世界。

　　貝格曼在其《考古探險手記》一書中記錄了發現居延漢簡的情景，“在一個強侵蝕山頂的烽燧旁的房屋廢墟下面，我發現有院墻的痕跡。當我測量這個長方形墻體時，鋼筆掉在了地上。我彎腰撿拾鋼筆的一剎那，意外發現鋼筆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漢朝硬幣——五銖。于是，我開始仔細四處搜尋，不一會兒發現了一個青銅箭頭和另一枚五銖……第二天從最東邊開始挖掘，很快就發現了窄條的木簡。這個發現使我激動不已。我們帶著極為興奮的心情又開始四處搜尋起來。果然，不一會兒就找到另幾塊保存更好的木簡。”

　　1931年3月27日，貝格曼的40多峰駝隊滿載著隨行家當和發掘文物，在駝鈴聲中踏上了東歸之路。5月，12箱居延漢簡和其他文物運抵北平，存放于北平圖書館四庫閱覽室。由于抗日戰爭的爆發，該批居延漢簡先后輾轉移存于北大文史研究院考古學會、北大圖書館后面北長街的一個小廟、德華銀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后運藏中國臺北。

　　年僅27歲的貝格曼是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參與考察時間最長的外籍學者之一。從1927年到1935年，貝格曼有7年時間在考察團參與田野調查和考古工作。他3次來中國，行程數萬里，大部分時間是在荒漠戈壁、古城遺址和駝背上度過。他先后踏勘了410多處古代遺址，最著名的考古發現是居延及肩水金關漢簡和小河墓地，載入了中外考古學史冊。

　　歲月滄桑，曾經固若金湯的肩水金關已成為一抔黃土，肩水金關的探尋者和考古發掘工作者早已消失在時間的風煙中，但他們探索歷史遺跡的精神值得后來者敬仰與銘記。

　　肩水金關設置及建立居延塞防體系的戰略考量

　　肩水金關是漢代張掖郡肩水都尉府所轄的一處重要關隘，兼有關口、郵驛、候望、交通管制等多種職能，是河西走廊進入居延地區的咽喉要道。肩水金關與肩水候官（地灣城）、肩水都尉府（大灣城），共同構成居延邊塞防御的指揮樞紐和居延漢塞賴以生存的屯戍生活區。1973年，居延考古隊在肩水金關處發掘，出土簡牘中有“肩水金關”字樣，證實了肩水金關遺址的具體地點。肩水金關遺址位于金塔縣航天鎮雙樹村東北28.6千米處黑河東岸的戈壁灘上，在今地灣城（肩水候官）遺址北部600米處。遺址東西長17米，南北寬12米，臺體為夯土版筑，遺址有關門、鄣、塢等建筑，現僅存坍塌呈圓丘狀的烽火臺一處，遺址西南側有塢院遺跡，周圍散見大量灰陶片及少量石磨殘片。出土遺物包括刀、劍、箭簇等武器，鐵農具、鐵工具，用竹、木、漆、陶等材料制作的生活用具和紡織品殘片，還有點燃烽火用的草炬等。

　　考古證實，肩水金關始置于漢武帝太初五年（公元前100年），延續至晉武帝太康四年，時間跨度200多年。尤其是出土的宣帝本始至光武建武八年這105年的簡牘數量最多，說明這一階段是肩水金關最為興盛的時期。西漢時肩水金關一帶駐兵達2000人，足見重兵把守肩水金關的戰略考量。肩水金關作為居延塞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一把巨大的鎖鑰，將居延地區的城障、關隘、墩臺、烽燧等建筑鎖錮起來，依托黑河形成的天然地理位勢，發揮了“以關為鎖、鎖控漠北、衛戍河西”的重要作用。

　　顏師古在《漢書·武帝紀》元狩二年注云：“居延，匈奴中地名也。”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設置居延縣，修建居延城，并置居延都尉。居延為河西走廊中段之北部咽喉，具有近屏河西、遠控天山和黃河之勢，乃漢王朝與匈奴領主反復爭奪的戰略要地。據《史記·匈奴列傳》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夏，漢驃騎將軍奉命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驃騎將軍霍去病率軍向北繞過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沿黑河上溯過居延地區，深入匈奴地區二千余里，大破匈奴渾邪王、休屠王兩部聯軍，斬首敵人三萬二千人，俘虜小王七十余人。史稱第二次河西之戰。同年，漢朝在河西走廊設立了河西首郡——酒泉郡。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廣利率軍第二次伐大宛時，“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史記·大宛列傳》載：“而漢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漢書·張騫傳》臣瓚注：“筑塞西至酒泉也。”漢朝在建置酒泉郡的同時，興筑了令居（今永登）至酒泉近800公里的障塞烽燧，從而保障去西域的道路暢通無阻。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漢廷同時也修筑了由張掖至居延澤、由休屠城至休屠澤的塞墻。“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澤上”，亦即于居延澤、休屠澤南，興筑障塞亭燧，屯田駐守。太初五年（公元前100年）設立肩水金關，從而構筑起酒泉北部嚴密的居延塞防體系。

　　現在的居延遺址，是指分布于金塔縣境內黑河流域和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境內額濟納河流域兩岸，綿延約300公里范圍內的古城遺址、長城遺址、亭障烽燧遺址、古墓葬、古河道、古驛道、古屯田區、古建筑及近現代重要史跡、建筑物和與之相關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總和。

　　關于肩水金關的命名，學者研究認為，“肩水”寓意是“弱水的肩上”，肩水金關正好位于黑河的肩膀上。“金關”有“固若金湯”之寓意。學者李正宇在《玉門關名義新探——金關、玉門二名互匹說》一文中指出，漢武帝在西北邊地設金關、玉門二關，而周易恰有“乾卦”為“西北之卦”，言其卦象，又有“為玉為金”之說。西北置關便取了“金關”“玉門”之名。董仲舒云：“名號之正，取自天意。”說明肩水金關的命名得于《周易》，合乎“天意”，又與古代天文學、“星野”分域之說相合。

　　肩水金關及居延遺址考古發掘記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居延遺址先后開展了4次較大規模的考古調查及發掘，共出土漢簡33310枚，其中肩水金關漢簡12427枚，是我國出土漢簡最多的大型遺址之一。這些漢簡數量巨大，內容豐富，簡牘形制品類齊全，紀年較早的為西漢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下迄東漢永初五年（公元111年），書寫時間跨度達200多年。這些漢簡依其自書名稱，有牒、檢、板、檄、槧、簡、兩行、觚、冊、府、傳、過所、削衣等。簡牘中完整或較完整的簡冊70多個，紀年簡約1200多枚。

　　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瑞典人貝格曼等一行，在今金塔縣與額濟納旗交界的居延地區黑河流域沿岸的漢代亭障烽燧遺址中先后發掘漢簡10200枚。其中，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簡牘850枚。出土地點主要分布在金塔縣鼎新鎮以北的雙城子，沿額濟納河西北至宗間阿瑪之間的漢代亭障烽燧遺址中，以今大灣城、地灣城、破城子三地出土漢簡居多。

　　1972年9月15日至11月底，甘肅省派出13人組成的文物調查組，對黑河流域古代烽燧遺址進行了勘查，采獲漢簡800多枚。1973年7月13日至9月25日，甘肅省居延考古隊對肩水金關、居延甲渠候官和甲渠第四燧三處遺址進行發掘，基本摸清了候官障塢、烽燧和關門的建筑結構布局，獲得漢簡19637枚，遺物2297件。其中，在肩水金關遺址出土漢簡11577枚。1976年，甘肅省博物館考古隊、酒泉地區文化局、額濟納旗文教局共同組成調查組，以前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調查線路為基礎，對額濟納旗境內的漢代城障烽燧遺址進行復查，采集漢簡173枚及部分遺物。

　　1986年9月至10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肩水候官障塢遺址（今地灣城）進行了搶救性發掘，獲得漢簡近2000枚。

　　1999年至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采集漢簡500多枚。

　　肩水金關漢簡的整理研究及史料價值

　　我國最早研究居延及肩水金關漢簡的是勞榦先生。1943年，勞榦撰寫出版《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1944年，出版《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兩書收入簡號9363個；1957年，出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1963年，勞榦又對居延漢簡釋文作進一步修訂，釋簡10156枚。1956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出版《居延漢簡甲編》，1980年，出版《居延漢簡乙編》，1987年，謝桂華等編成《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998年，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居延漢簡補編》，補充了《居延漢簡甲乙編》未曾收錄的1109個編號簡。2014年，臺北歷史語言研究所對這批漢簡重新整理后出版《居延漢簡》（壹、貳）。

　　1990年7月、1994年12月，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輯出版《居延新簡》和《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釋文簡裝本和圖文精裝本，收錄了1972年至1976年發掘甲渠候官、第四燧遺址出土漢簡8419枚。2016年8月，甘肅簡牘博物館等歷時5年，編輯出版《居延新簡集釋》（全七冊），對居延甲渠候官、第四燧等出土的8419枚漢簡重新彩色拍照和釋文考釋后予以刊布。

　　2011年8月至2016年8月，甘肅簡牘博物館等單位編輯出版《肩水金關漢簡》（壹、貳、叁、肆、伍），每卷分上、中、下冊，用出土簡牘的彩色原大圖版、紅外照片以及簡牘釋文等形式，正式公布了肩水金關出土的10746枚漢簡。

　　2005年4月，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出版，介紹了1998年至2002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的500多枚漢簡及釋文內容。

　　肩水金關漢簡的整理刊布，為學術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新史料。據《近年來肩水金關漢簡研究論著目錄》，自2011年《肩水金關漢簡》陸續出版以來，至2016年已出版肩水金關圖版4部，論文266篇。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曾說：“上個世紀是甲骨學的世紀，這個世紀必將是簡牘學的世紀。”學者們普遍認為，西北地區漢簡的整理出版，必將給當下的學術研究帶來新的學術增長點。這當然包括肩水金關漢簡的學術研究。

　　被譽為“肩水金關漢文庫”的肩水金關及居延漢簡，書寫時間延續之長、數量之眾多、內容之豐富、史料價值之高，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認同。肩水金關及居延漢簡所記載的內容，對研究漢代時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外交、民族民俗、郵驛交通、西北史地、文字書法、科學技術等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居延及金關漢簡的發現及整理研究，直接促成了國際性顯學——簡牘學的誕生；其通過簡牘之制、公文運轉、有關史事舉隅、河西四郡行政建制、邊塞制度、士卒生活、書牘與文字等記述，彌補正史記載之不足，佐證傳世史料記載之真偽。肩水金關及居延漢簡還是一部完整而珍貴的漢代編年體檔案史。

　　1973年，出土于肩水金關遺址的出入關門的憑證“張掖都尉棨信”，為研究兩漢時期的棨信種類和書寫形式提供了實物資料。出土于肩水金關遺址的《元康二年使者傳書》簡，記載經過肩水金關使者團隊的吏員、隨從、馬匹、車輛、通關時間及檢查登記吏員的姓名等信息。《新莽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簡冊，全文276字，內容是朝廷派使者慰問邊地吏卒途經肩水金關時的費用記錄。該簡為研究漢代人飲食結構、接待習俗、勞邊制度及冊書編聯形式提供了實物依據。《甘露二年御史書》簡冊，全文528字，是一份字數較多，內容較為完整的朝廷文書，記載了丞相府、御史府聯合發文，追查一名叫麗戎的嫌疑犯。該文書的發現，為研究西漢中、晚期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永始三年詔書》簡冊，全文13枚，記錄時任丞相翟方進和御史大夫孔光上書漢成帝的奏文，皇帝批準“制可”后就成了發向全國的詔書。詔書由御史大夫發給丞相，又由丞相發給中央各府官和各郡。張掖太守收到后再下達給肩水都尉府，肩水都尉府照文下發給肩水候官，最后由肩水候官下發給行塞尉和關嗇夫具體執行。描述了漢代公文運行的完整過程。

　　肩水金關遺址還出土了“涂鴉”式木簡，如奔跑的兔子、靜態的牛、飛奔的馬、寫實的魚、形象的文吏與武吏，以及傳神的“小兒戲驢”木板畫，生動展現了在“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雄渾美景中的人間煙火氣息。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重陽節”日歷簡，時間是居攝三年（公元8年）。推測是一名肩水金關的巡邊戍卒，將這份寫有最早“重陽節”的日歷，隨手扔進了大漠戈壁，沉睡2000年后再次與我們相遇。

　　閱讀肩水金關漢簡，我們還看到了向上級稟報回家照顧生病父親的乞歸信，反映邊塞苦寒、自己生病、兄弟難以相見的未曾寄出的家書，傾訴邊塞生活乏味寫給友人的書信，邊塞戍卒生活窘迫向好友急迫借褲子的求助信等。從沉睡的肩水金關簡牘中我們看到了古今相通的生活場景。

　　？？楊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