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書法”系列之二：論敦煌書法的藝術性

　　敦煌書法是中國書法藝術的脈系和源流所在，從時間跨度來說，其涵蓋了中國書法的重要歷史；從地域跨度來說，其高度代表了“絲綢之路”文化圈的面貌；從涉及范圍來說，其是書法遺跡包括漢簡、遺書、碑刻、題記的集大成者。尤其是“草圣”張芝創立今草，第一次使漢字書寫變為一門獨立的抽象藝術，在中國書法書體形成的過程中至關重要。敦煌書法具有極大的原創性、包容性、代表性和影響力，是中國書法歷史傳承發展的忠實記錄和守正創新的藝術化高原。

　　1.理念意象的超現實性。如前所述，由于宗教觀念、內容以及與此相關的書寫過程的種種神圣和神秘性所致，敦煌書法無論在文字視覺印象與審美意味表現，還是在彰顯人的內在情感與精神觀念上，總有一種超現實的宗教文化張力在法度與意象之間涌動：現實與虛幻交相互映，尚法與尚意相得益彰，自悟與自化自始至終，宗教熱情與人生信念表里貫通，共同構建著敦煌書法的風格與審美旨趣。于是乎這種充盈的張力就存在于摧殘的肉體與強健的心靈之間，瘦削的身體與高妙的精神之間，悲慘的現實與虛幻的樂土之間，艱苦的修煉與自由的揮灑之間，人類的痛苦與神佛的微笑之間，螻蟻般渺小的人力與巨大而不朽的法力之間，虔誠禱告神佛與依靠自己奮斗拼搏之間……所以，敦煌書法如敦煌飛天一樣，成為溝通宗教與世俗的紐帶和橋梁。如楊國學先生所說：“它能消除宗教與世俗的隔閡，架起僧俗之間溝通的橋梁……它能穿過時間隧道，讓古人和今人取得共識。”【1】正是這種超現實的宗教文化的張力，營造了一種充滿熱力和偉力的超現實主義色彩與神秘觀念，才使敦煌書法承載并超越了宗教本體的狹隘范疇，也超越了宗教藝術的固有局限，具有了極高的美學價值和巨大的藝術魅力。

　　2.意蘊內涵的經典性。首先是內容的經典性。如前所述，敦煌寫本中重要作品都與佛教文化、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密切相關，因此敦煌書法的藝術性研究和敘述便常常與宗教文化糾纏在一起，深厚的宗教文化內涵也使敦煌書法具有了文化意義上的“經典性”。其次，是書法藝術上的經典性。“尤其是《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三》《眾經別錄》《勝鬘義記》《因明人正理論后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諸作，無論是風格還是技法上、無論于傳承性方面或是創新性方面，都堪稱其間杰出代表——我們或可稱之為‘非經典’中的經典”【2】趙樸初先生亦盛贊敦煌寫經書法說：“書生妙有傳神筆……”【3】第三，敦煌書法只有以一個藝術“塊面”的形式存在并出現的時候，就具有了“經典性”意義，這是尤其需要強調的一個觀點。作為構成中國書法的傳統系列，尤其是19世紀以來，甲骨文、簡牘、殘紙、帛書、瓦當和磚銘等文字物品陸續大量出土，也促使書法開拓了視野，更新和補充了內容。作為已被認同的“經典書法”，其范圍也隨之擴展延伸。從這個角度看，敦煌書法必然會摒棄所謂的以身份、地位、階級、成分所論的“民間”和“非主流”性，而具有經典性。

　　3.體式元素的豐富性。總括來講，敦煌書法分為藏經洞出土的遺書書法，敦煌地區古遺址中出土的漢簡書法，敦煌石窟墻壁上的題壁書法，敦煌地區遺存的碑刻書法，當然還包括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張芝書法等。而其中的敦煌遺書，又稱敦煌文獻、敦煌文書、敦煌寫本，即藏經洞所出的古寫本和少量刻印本，是對敦煌莫高窟古代文獻的總稱。遺書的年代，上起東晉，下至北宋。其間，西涼、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等朝代的文獻都有保存。遺書的內容，分為宗教典籍和世俗典籍兩大部分。其中漢字書寫文獻最多，大部分是用細致工整的楷書書寫。遺書中還保存了多種少數民族文字和外來文字書寫的古卷，包括古藏、回鶻、于闐、龜茲、粟特、梵文等。遺書作者除了如前所述的四類，應該還有廣大信眾、普通百姓以及政府胥吏和商人等。敦煌漢簡，主要內容為邊塞政治和軍事活動，承上啟下，開啟了后世的楷、行、草書。敦煌碑刻也是重要組成部分。酒泉發現的北涼石塔《高善穆石塔》比龍門石窟早半個多世紀。遺書書體的豐富性還將論及。由此可以看出，敦煌書法可以說是研究中國文字演變和書法藝術最系統、最完善、最豐富、最直接的藝術寶庫。

　　4.形質風格的融匯性。首先，是敦煌書法囊括了五體幾乎全部藝術形式，反映了書體演繹的多樣性和過渡性痕跡。如《篆書千字文殘紙》兼融篆楷、初具楷法；敦煌文物研究所藏《大慈如來十月十十日告疏》和《金光明經序品第一》，敦煌縣博物館藏《大涅槃經》等似楷如隸、楷隸結合；還有些卷子草隸結合，為研究今草提供了依據，其中隸書有《晉人寫經》《大涅磐經》等最為典型。而行、草、楷三種書體的作品最為精妙，行書中《勸納諫文》后記、《大涅磐經疏釋》等，流露了王羲之的精神氣息；草書中《賢護經疏》《法華經疏》等，表現了章草與今草的銜接和過度。所有這些，除了具有文字演變的參照價值之外，在藝術審美性上更具有借鑒價值。而其中最具獨立審美價值和創新意義的應首推楷書寫經。從《法句經》《十頌比丘戒本》《成實論卷第十四》《華嚴經》《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大云經疏》等，就真實再現寫經體楷書形成發展到定型的全過程。其次，是地域風格兼融。環境和宗教背景決定了敦煌書法具有風格的多重融匯性：以敦煌為主，借助戍邊或遷徙流入的經典名著抄本等，兼有中原和江南、內地傳統書風沿襲和異族多元痕跡。再次，就形式風格而言，除了寫經，不乏還有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柳公權《金剛經》等名碑拓本。另外，就審美風格而言，既有技藝超群的一流大家墨跡，也有大量無名氏經典之作，如王羲之《瞻近帖龍保帖》唐人摹者，《因明入正理論》《三國志·步騭傳》書寫者等。這一方面反映了經典書法對敦煌書法的滲透和推動，也說明敦煌書法對經典名家名帖和士人審美的崇尚、學習和追慕。南北、東西、中外、古今洋洋大觀七百年，這就是具有“海納百川”精神的敦煌書法。

　　5.法度神采的率意性。法無定法乃為藝術之至法，這可以說就是敦煌書法的寫照，而對法度的個性化理解與把握就成了敦煌書法的藝術特色之一。敦煌書法，如果只是僅僅遵守了一般法度，而缺乏“書手”獨特思考與個性表現，是不可能建構具有自己風格的書法藝術的。無論是隸楷、魏楷，還是隋楷到唐楷；無論是篆書、簡隸，還是草書、行書，不斷揣摩法度以至于心領神會而得心應手，創作上的率性、自由與充滿生氣，筆法上的尊法與拓新的滲透與交融，在敦煌書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雖然不乏水平低俗的“寫生”，但基于率意而對法度的尊崇則是普遍的共識。也就是說，對法度的尊崇與堅守，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書法門派，而是基于“寫經”的審美要求和“書手”的經驗，對官方主流和名家經典兼收并蓄基礎上的重構，這樣的情況在敦煌書法中比比皆是、蔚為壯觀。正如遺書《開蒙要訓》末題：“聞道側書難，側書實是難，側書須側立，還須側立看。”側是不正，“須側立”就是說結體必須有欹側變化。遺書中受這種觀念影響的作品很多，如《新菩薩經》《太公家教》后所附殘紙、《雜字》《論語》等，風格面貌各異，結體變化之大令人驚詫。所謂的欹正、疏密、長短、大小、寬窄、參差、伸縮、開合、俯仰、向背等各種對比因素充分地被表現出來，而且輕松自在、和諧統一，自有一番天然率意之真趣在。

　　6.造型結體的自由性。書法運筆和造型的自由發揮，乃至創作過程的自由意象，是敦煌書法藝術性的重要特征。這既是當時大環境的折射，又極具地道的敦煌特色。從宗教感情和書寫心理的需要出發，無論點畫、結體、字法、章法，都表現出鮮明的自由取向。首先表現在造型上，主要是采用個體所理解把握的理想比例進行處理，使結體造型體現驃悍、強健、豪爽、率意的個性化特征。運筆根據書寫速度和情感表達需要，按照需要給筆畫賦予動態，講究筆法和筆畫的整體對比。結體以側取勢，自然放逸，這與漢字的構成方法一脈相承，也反映出書法文化中特有的藝術天性和思維方式，表達書寫者的一種精神自由。章法奇崛恣勢，開合自然，疏密得當，極具自然酣暢的藝術趣味，同傳統書法相比，新穎別致，異趣橫出，為書法創作提供了別樣風格的文本。比如，當代的“學院派書法”“智能書寫”“流行書風”等似乎都可以從敦煌書法的文本中找到或多或少的影子。由此看來，敦煌書法不僅僅是提供了一種自由的書寫風格和書寫形態，更重要地是營造了一種自由自主的書法的理念。

　　7.意趣情態的質樸性。通觀敦煌書法，與同期代表性主流書風相比，其民俗、自由、不規范的風格更為突出。分析其書寫過程可以看出，盡管“書手”心理上力求規范齊整，但由于書寫能力局限，在一種想寫好而不能好，想規范而規范不了，想文人化而文人化不了的努力中，才表現出淳樸自然的審美情態和意趣，留下了既與官方正體不同，也與文人書寫迥異的自然書寫，這正是規范的文人書寫難以表現的淳樸消散和質趣天然的審美風格。特別是行書、草書寫經的出現，給敦煌書法帶來了新的生機，這些作品不追求嚴謹的法度、優美的體形，不講究用筆技巧的工拙，而是以發掘自我靈性，追求自我情感抒發和創作過程中個人心理上的愉悅為意趣。這種生動、自然、質趣的書體樣式，顯示了民間的、鮮活的、自然生命的活力。柴劍虹在談論學習啟功先生鑒賞與研究敦煌寫本的體會時說：“敦煌寫經，有許多是當時一般信眾為做功德而請人抄寫的，寫經多為文化程度較低的‘經生’，若與朝廷專門頒發的‘標準經卷’相比，似可目之為‘俗寫’，藝術水平會有高下之分；但重要的是它們非但不偽，反而常常不乏真率可愛之趣。”所以說，敦煌書法“形態稚拙，欲工不能”“尚未規范化、雅化、藝術化的各種形式”所成就的質樸性，就成為敦煌書法的藝術個性。

　　8.技巧手段的創新性。創新一直是敦煌書法不自覺和自覺的實踐過程。不自覺是基于被動寫經過程而產生的但在客觀上卻存在的試探和摸索，這種更少受到“標準”和“規則”制約，“不經意”的、因書寫“自由度”而導致的意外“創新”比比皆是，而更多的則是基于書寫的形式的革命引發的創新：即書寫載體的變化和更新，書寫姿勢的改進，執筆方法的變化，線條質量的提高，用筆方法的更新等等。這種情況在“書法發展的關鍵時期”是經常發生的，也會在大多數“書手”身上發生，并在實際上推動者敦煌書法的自主創新。同時，具有“民間”性質的敦煌書法與“官方”主流書法自覺的互動一直在進行和延續著，而且在事實上成為敦煌書法創新的主要動力。敦煌書法因其宗教性、社會性原因，必然會受到上層文化、官方法則或名人名家等的影響，這種來自于上層或官方的“創新”(自覺的藝術創新)必然作用于敦煌書法。反之亦然，歷代也有不少經典書法受到民間書法的影響和啟發。這種雙向互動常常會表現為：筆法融合創新、章法融合創新、內容融合創新、意態融合創新，特別是書體從隸變——楷變——寫經體的融合創新等等，可見，不間斷的自主和互動融合創新，成為敦煌書法藝術性表現之一。

　　【注釋】

　　【1】楊國學《承前啟后的敦煌藝術“三絕”》《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

　　【2】沈樂平《敦煌書法蹤論》，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第200頁；

　　【3】參見《敦煌遺書書法選序》。

　　（作者王佐東，系中國甘肅網特邀撰稿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甘肅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學術委員會委員，《論敦煌書法的宗教性與藝術性》《論敦煌漢簡書法的美學特征及現代價值》《面向“新時代”中國書法再出發的思考》等獲“張芝獎”書法大展論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