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史海揭秘|古代也有“律師”

在現代,律師是維護正義、解釋法律、保護公民權利的關鍵人物。那么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古代,究竟是誰在承擔這份職責呢?
盡管現代意義上的律師屬于舶來品,但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隨著成文法的頒布,類似于現代律師的“訟師”就已經興起,他們的主要工作是指導民眾進行訴訟并撰寫訴狀。據已有史料記載,春秋末期的鄧析可以算是“訟師祖師爺”,《呂氏春秋·離謂》云:“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褥袴。民之獻衣、褥袴而學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可見鄧析不僅事實上開始代人訴訟,而且收費也相當“親民”。
秦以后,因社會、文化等原因,“訟師”的生存空間一度被壓縮。直到唐代,隨著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和社會風氣的兼容并包,“訟師”行當迎來又一發展時期。以至于官府為了遏制“斗訟”的風氣,管控部分“訟師”擅自在訴狀中增加內容以及誣告等行為,出臺了相應的處罰條款。《唐律疏議·斗訟》記載:“諸為人作辭牒,加贈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贈罪重,減誣告一等。”
兩宋時期“訟師”職業迎來了“黃金時代”。這個時期不僅從業人數激增,而且民間首次出現了教人撰寫法律文書的教材。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侮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同時,被官府承認的合法執業機構也出現了。宋代李元弼所著的《作邑自箴》記載:“寫狀鈔書鋪戶,每名召土著人三名保識,自來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軍(扌東)放。”這一點對“訟師”行業的職業化十分重要,因為在宋代以前,民間“訟師”們幾乎都是以個人名義進行代訟活動,很難形成行業規模,尤其是在官府的刻意壓制下,極難在全社會產生足夠大的影響力。
“訟師”行業的發展在元代遭遇低谷,而到了明清時期,由于封建專制發展至頂峰,官府對“訟師”這種代表民間權利的職業打壓愈重,甚至專門給“訟師”設立了“教唆詞訟”的罪名。《大明律》記載:“凡教唆詞訟,及為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人者,與犯人同罪;若受雇誣告人者,與自誣告同。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見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實,及為人書寫詞狀而罪無增減者,勿論。”《大清律例》更是在其基礎上以嚴懲“訟師”為宗旨,制訂了十余條例文。但同時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訴訟觀念被民間百姓廣泛接受,“訟師”們深度參與到各類助訟活動中。于是,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盡管官府層面一直在嚴厲打壓“訟師”們的活動,但百姓們的訴訟熱情卻不減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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