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關于會寧進士劉慶篤的前言后語
劉慶篤
武志元
公元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臘月二十五,北京城里,寒風凜冽。百姓們忙著置辦年貨,朝堂上卻是憂心忡忡。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見儀式,在養心殿里舉行。當隆裕太后帶著6歲的溥儀宣讀完退位詔書后,聲淚俱下,撕心裂肺地哭訴著:無顏見列祖列宗。是啊,從順、康、雍、乾、嘉,到道、咸、同、光、宣十帝,共276年的國祚,就在他們孤兒寡母的手中圈上了句號,能不傷心落淚嗎?這里,我所關心的是身為二品大員的會寧進士劉慶篤,當時究竟在不在朝?見證那一幕了沒有?
當我閱完周大勇編寫的《會寧進士劉慶篤》時,雖未發現任何蛛絲馬跡,譬如雜記、追憶之類,但也生發了不少隨想與叩問。
一、“插天”的文筆
劉慶篤1870年出生在會寧縣城東關,父親為“清吏員”,他自幼聰慧,過目成誦,13歲中秀才,19歲中舉人,25歲中進士。隴上名人范振緒稱其為“藜閣名家,枝陽世族。初登桂籍,旋講柳湖,待報捷南宮,遂票簽于內閣,是大手筆,入小軍機”。奇的是劉慶篤在中舉之后的鹿鳴宴上,吟詠的“文筆插天云作篆,詞瀾浴日藝成龍”的聯句,幾乎是對自己鴻鵠之志的精準預言。這時的他,躊躇滿志,豪氣沖天。他成了皇帝身邊的“小秘書”,整日里起草諭旨,出納王命,不是在“文山”中,就是在“會海”里,踐行著“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士人信條。
用我們今天的眼光看,劉慶篤學業好、“就業”好,是典型的學霸。但從歷史的角度看,無疑是正確的“廢話”。這里我引用一組數據,據科舉制度研究者統計,我國自隋唐開科取士以來,至少考中進士98749人,其中清代26848人。清代共開考112次(三年一次),平均每次錄取進士300余人,也就是每年100人左右。甘肅在清代共中進士343人、會寧20人。掂量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進士的“含金量”,恐怕要遠勝當今的“雙一流”。他們無疑是那個時代的高級精英人才,歷史上許多文學家、政治家、大學者,大多是進士出身。
從平均每年100人的錄取率,可以想象“文筆插天”,何其難也。姑且不說劉慶篤“三更燈火五更雞”的“備考”,也無從查證他究竟有無“頭懸梁,錐刺骨”的“寒窗”之苦,單就那時候赴京趕考的旅途顛沛與盤費之大,也非常人所能承受。我們從左宗棠在1873年給朝廷關于陜甘分闈的奏折中看到,甘肅府距西安“近者數百里,遠者蘭州以西,則三千里或四千里”“邊塞路程悠遠,又兼驚沙亂石,足礙馳驅,較中原行路之難,奚啻倍蓰!士人赴陜應試,非月余兩月之久不達。所需車馱雇價,飲食芻秣諸費、旅費、卷費,少者數十金,多者百數十金……竟有考生不能赴鄉試者,皓首窮經,一試無緣”。
回過頭來,我們看今天的高考,考場都設在本縣域之內。高等教育的大眾化乃至普及化,今非昔比,讓我們感慨良多。
二、歷史的悲憫
劉慶篤在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可謂是春風得意,高歌猛進,主要取決于他的“個人奮斗”。但步入社會,許多事就由不得他了。丁憂守制之后,他重返京師,正是三十而立,宏圖大展時,怎奈庚子國破,八國聯軍進北京,慈禧、光緒一干兒人馬跑到西邊“打獵”去了,他也隨扈而行,不離不棄。此時的種種跡象表明,大清已是風雨飄搖,而新桃換舊符,已趨定勢。憑他一己之力,難挽狂瀾之既倒。掌管晚清權柄47年之久的慈禧已是心殫力竭,罵名滔天。光緒的百日維新,以六君子上斷頭臺而告終。清廷已朽,茍延殘喘,四周已布滿干柴,正巧遇上了武昌城里那一支槍的意外走火。終于風助火力,挽歌響起,曲終人散。
我們想知道的是,處在風狂雨驟的政治中樞,劉慶篤是帝黨呢,還是后黨?他是侍奉那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皇上呢?還是效忠于那個可恨又可憐的老女人呢?
言說劉慶篤,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慈禧青年喪夫、中年喪子,晚年喪國,是大清的掘墓人,可憐又可恨。當時的外交家郭嵩燾曾用“一味蠢,一味蠻,一味詐,一味怕”的12個字,歸納了晚清外交。洋人的堅船利炮,摧枯拉朽般地擊碎了“天朝上國”的夢。慈禧的宿命,應了杜牧在《阿房宮賦》中寫的:“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慈禧的乾綱獨斷,導致了清廷的覆亡,也給劉慶篤的人生帶來了劇烈跌宕!
沒有叩問,就難以走進歷史,就無法用歷史的語境,厘清其復雜與詭異。
沒有悲憫,歷史也就沒有溫度,也就無法找到歷史與我們今天的關聯。
生逢辛亥,劉慶篤的“命運交響曲”在42歲畫上了一個休止符。如果沒有那一聲槍響,以他的二品之銜,若能外放湖廣、兩廣等地歷練歷練,這個年紀正是修齊治平的黃金期。然而,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讓人心生疑問的是“劉慶篤年譜”里顯示,他是1914年才回到會寧的。那么,從1911年到1914年的3年,他逗留京城,又在干什么呢?
大勇的文字里,語焉不詳。
由于民初的當權者大都在前朝供過職,與進士階層屬于舊雨新知,他們對科舉出身的人員比較平和友好,只要稍稍運作,還是能謀到一份差事的。
三年的盤桓與滯留,劉慶篤是難舍難分?還是在尋尋覓覓呢?
讓我們將鏡頭拉回到那些年的北京城:袁世凱、段祺瑞、張勛、徐世昌……一個個政治狂人,把時局整得很亂,把水攪得很渾。從皖系、到直系、奉系,像走馬燈似的,不停地換“馬甲”,真正是“你方唱罷我登場”:狠人上場,猛人翻車,愚人出局,高手登臺。時不時地,還有革命黨人行刺的夜半槍聲。
當然了,作為那個時代科舉出身的知識分子,都面臨一場艱難的抉擇,是“一臣不事二主”,還是順時應變,再顯身手呢?
古人有以詩述史,以詩代記的傳統。或許,我們的問號,在劉慶篤5集的《鏡仁堂詩草》中就有抒發和表達,遺憾的是,這本詩集找不見了。抑或是在清末民初與他有過交集的人物史料中有記載。倘有感興趣者,可循此鉤沉。
三、無奈的解藥
心病,還要心藥治。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或曰魏晉風骨,詩酒年華。這些藥方,都是現成的。服用與否?劉慶篤在彷徨中猶豫了三年。最終,他遠離了廟堂的喧囂,如同納蘭性德詩中寫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我們可以推想,在一個夕陽西下的黃昏,他踩著“七十二道腳不干”的泥濘,回到了祖厲河畔那座彌漫著鄉愁的老屋。
他的人生,從此“翻篇”了。
他給自己的書房,起名“懶隱齋”,自題楹聯:“引壺觴以自酌,無案牘之勞形”。上聯取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下聯取自劉禹錫的《陋室銘》。這,就是解藥,他,釋懷了。
古往今來,一個人最深的腳印,往往留在最泥濘的路上。
或許今人為劉慶篤嘆惋悲憫,只緣劉確屬少年得志,起點高,所以期望值就高而已。按常人論,他已經是門楣光耀,可圈可點的人物了。何況,世間沒有一馬跑出頭的人生,每個人都有酸甜苦辣,榮辱沉浮乃尋常事。
歸隱后的劉慶篤似乎淡出江湖了。但從后來發生的事,我們可以看出,他想“隱”,也“隱”不了;想懶,還懶不成。他被請“出山”,先是主編纂修《會寧縣志續編》,后又擔任《甘肅通史稿》總校,還為鎮原、隆德等縣志以及友人著述作序題詩。
1919年他母親去世,時任“大總統”的徐世昌送來了挽匾。他在一代京劇大師梅蘭芳寄來的劇照上寫道:“九畹(梅蘭芳,字畹華)云界石根斷,寥落西飛雁”。那年頭,照相是貴族們玩的事,寄贈照片,勝似今天的名人字畫交流,梅氏不避前朝舊臣之嫌,寄來玉照,可見兩人交情甚篤。劉比梅年長20余歲,有音樂天賦,時人言其“凡音樂技藝一學即會”。劉善胡琴,兩人在京劇藝術方面有很多交流。辛亥年后,劉掛冠歸里,梅為其治辦行裝,剪除發辮。后知劉生活窘困,曾數次郵資接濟之。
由此我又萌生一問: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恢復帝制,做了83天的皇帝夢;1917年6月,張勛率5000“辮子兵”,擁戴溥儀復辟,掛了12天的龍旗,等等。身處天高皇帝遠的會寧,劉慶篤知道嗎?倘若知道,他又會有何反應呢?
耦斷了,絲還連否?
1929年(民國十八年),會寧荒旱,地方不寧,劉慶篤旅居蘭州。
1936年10月26日,劉病逝于蘭州。范振緒撰文追悼,對其一生給予精當評述。省城社會名流如鄧寶珊等100多人前去致吊并送挽聯挽幛。
嗚呼!片云在天,滴水知海。劉慶篤的一生,是那個時代的側影與折射!
從1936年至今,也不過是八九十年時間,劉慶篤這位會寧近代歷史名人的詩詞文賦,許多已隱入塵煙,杳無蹤跡了。《會寧進士劉慶篤》中著墨較多的還是他的書法作品。身為近臣,他常常書寫的是“奉天承運,皇上詔曰”之類的“館閣體”,這也是他學識淵博,才華過人的一種印證。現存他的書法作品,確如人們所評,有唐楷之功力,歐體之精髓,兼收并蓄顏之深厚,趙之妍美。一言以蔽之,見字如面,圓通工穩。
應該肯定的是,大勇的虔誠與執著,他的專業與特長是中醫,但他“勇”于跨界,讓人刮目。當然了,這本文集在史料史實的考據、體例章節的布排、文字語法的運用等方面,還需要淘沙瀝金,下功夫打磨。還是那句話:瑕不掩瑜。
劉慶篤
□周衛宏
北平告急。
一個王朝在你的護持下,
顛簸西來。
車要跑散架了,
馬要跑散架了,
你知道,你嶙峋的骨骼千萬不能散架。
不需要給你貼什么標簽,
改良派也好,保皇派也罷,
那都不能說明你的一切。
你是梅蘭芳戲文里的一句唱詞,
你拉動的胡琴悠揚里,
還是那段千古佳話。
怎么聽,
都像高山流水。
摘自《會寧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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