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洞的封閉與敦煌學之興起

　　原標題：藏經洞的封閉與敦煌學之興起

莫高窟第285窟的洞窟形制。

觀眾通過數字技術與敦煌文物互動。孫凡越

莫高窟第85窟 壁畫

莫高窟第112窟 報恩經變之樂舞圖

莫高窟第61窟 五臺山圖之官人騎馬登山

　　鄭炳林 馬振穎

　　藏經洞是什么時候封閉的，又是什么原因導致其封閉的？這兩個問題自藏經洞發現以來，一直困擾著學術界，大家眾說紛紜，目前還沒有得出一個最準確的結論。在此，我們結合相關資料及研究，介紹一些主要的觀點。

　　藏經洞的封閉時間

　　關于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斯坦因據所見的寫經及絹畫題記年代最晚者為10世紀末，推測藏經洞的封閉時間大約在十一世紀初葉。伯希和根據藏經洞中沒有西夏文題記及西夏文文獻，推測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是在1035年西夏進攻敦煌的前夕，羅振玉、姜亮夫等同意此說。日本學者藤枝晃，則根據藏經洞中多是寫本文獻，印本文獻數量極少，認為當時正值印本佛經取代卷軸裝佛經，那么時間約在1002年之后不久，施萍婷、張涌泉、何昌林等亦持此說。榮新江根據藏經洞中最晚的一件有紀年的文書為宋咸平五年（1002年），結合當時西北的社會歷史環境，認為藏經洞的封閉應該與于闐滅黑韓王朝有關，時間為1006年。沙武田根據第16窟現存表層壁畫所表現出的“末法思想”以及曹氏歸義軍時期與遼朝的交往情況，得出藏經洞封閉的時間約在1014—1020年或稍后。殷晴認為，據《宋史·于闐傳》記載，北宋紹圣年間（1094—1098年）于闐曾向宋朝請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同意，這一消息當時很可能引發了敦煌佛教徒的恐慌，導致他們封閉了藏經洞，譚真贊也同意這個觀點。關百益認為，是因為蒙古軍對敦煌的進攻，致使藏經洞封閉，時間在1228年之前。張維的觀點為藏經洞是在元明易代之際（1348—1368年）封閉的。

　　綜上，學者們對藏經洞封閉時間的推測，大致可分為四個時間段，即曹氏歸義軍晚期、西夏占領敦煌之后、蒙古軍進攻敦煌之前、元明易代之際。

　　哪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真實情況呢？曹氏歸義軍執政時，其內部沒有發生家族之間為爭權血拼、暴力接替政權的情況，藏經洞在這段時間封閉的可能性比較小。而大概到了1036年，敦煌歸義軍才被西夏所滅。根據藏經洞出土文物及學者們考證的嚴謹程度來看，藏經洞封閉于曹氏歸義軍晚期，應該是最接近實際情況的。

　　藏經洞封閉的原因

　　敦煌藏經洞到底是什么原因封閉的？這些文書是怎樣藏進去的？關于這個問題，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學術界主要的觀點包括避難說、廢棄說、佛教供養法物說、末法思想說、道真修復佛經說等，我們這里擇主要觀點說明一下。

　　避難說。通俗講就是因為躲避戰爭而封閉。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伯希和，他在《敦煌石室訪書記》中提到，因為洞中的寫經及絹畫、佛像等堆置得很雜亂，且寫經題記中最晚的為宋初的年號，并沒有發現用西夏文書寫的文獻，因此推測藏經洞很可能是1035年西夏李元昊在攻打敦煌時，當地人為躲避戰亂而急促封閉的。他的觀點也引發其他學者的討論，有學者認同避難說，但認為所躲避的是蒙古軍攻打敦煌的戰事；還有學者認為是躲避喀喇汗王朝對西夏沙州的戰事而封閉，而西夏收復沙州后，又在藏經洞封閉的壁面上重新繪制了新的壁畫。

　　廢棄說。根據斯坦因《西域考古圖記》記載，他認為藏經洞中的文物大多是當時佛經中的廢棄部分以及一些其他的宗教廢棄物。他在翻檢裝有經卷的包裹時，發現包裹中除了寫經以外，還有一定數量的漢藏文碎紙片、木軸、絹畫殘片及幡畫的木質網架等，從而得出這些文物都是從當時敦煌各寺院中搜集來的廢棄物，藏經洞實際上是放置這些廢棄物的倉庫。古代有“惜紙”的心理，凡是寫上字的東西都不能隨便扔，藏經是把當時廢棄了的經卷，有條不紊地藏起來，也 因此敦煌藏經上會有鳥糞。日本學者藤枝晃也贊同廢棄說，但他認為是11世紀初期，由于印刷術的流行，莫高窟的寺院用印本佛經取代卷軸佛經時，將廢棄的卷軸佛經等存放于此。

　　佛教供養法物說。此說由蘇州戒幢佛學研究所的僧人文正義提出， 他在否定避難說和廢棄說的同時，提出藏經洞里存放的實際上就是佛教供養的法物，這是在舉行大型宗教儀式時的一種宗教行為，即對這些法物進行集中的供養。這一觀點是基于他對藏經洞性質的看法而提出的，他認為藏經洞經卷可以類比于佛塔的裝藏，可作為鎮塔之物，那么藏經洞的經卷也就相當于一種供養物，甚至可看作舍利之用。這一說法立意獨特，可算作一家之言。

　　末法思想說。沙武田分析了藏經洞外層所繪的壁畫，認為第16窟主室壁畫的千佛變主題，反映的就是末法思想，鑒于遼代末法思想的流行以及同時期敦煌曹氏歸義軍與遼的密切交往，很可能是遼代的末法思想傳到了敦煌，并與敦煌原有的末法思想結合，從而導致了藏經洞的封閉。

　　道真修復佛經說。這一觀點是張涌泉等人在多年從事敦煌殘卷綴合的過程中，得出的比較新的研究成果。他們認為敦煌文獻的主體是殘卷，重點分析了殘卷匯聚的目的及其與三界寺藏經的關系，并找到了諸多藏經洞“修補頭尾”的實證，最終得出結論：藏經洞乃是道真等人匯聚修復佛經材料的場所，即“故經處”。

　　三界寺是唐代時期敦煌地區著名的寺廟，但關于三界寺幾乎沒有圖像資料，連遺址至今都沒被發掘出來。公元900年前后，在“西漢金山國”與回鶻打仗時，三界寺被回鶻燒毀，其藏經損失慘重。而后有個虔誠的和尚張道真，用自己一輩子的時間，試圖復原三界寺的藏經。怎么復原呢？他把各個寺院不要的殘損經文拿來，然后進行拼接。佛經是每行17個字，從哪個字開頭，又在哪個字結束，都是固定的，拼接起來比較方便。張道真就到敦煌各個寺院、各個人手里收集這些殘損經書，并作下記錄，整理了他自己的藏經目錄。藏經洞存放的文物，除了道真等修補后的經本之外，還有作為配部和修復材料的物品。而藏經洞封閉的時間應該在道真去世后不久。

　　以上這幾種說法都有理由，但也都有站不住腳的地方。比如西夏滅亡的說法，事實上西夏是信仰佛教的，黑城出土的經書和藝術品都非常完整，說明西夏沒理由對敦煌地區的佛教進行摧殘。但兵災確實會對寺院產生影響，只不過能否對敦煌地區的佛教產生那么大影響，又是兩回事了。

　　至于廢棄說，其主要理由是有鳥糞，還說敦煌的經藏恢復不出一部幾千卷的《大藏經》。不能恢復是有原因的，敦煌本身的藏經在收藏時就不是完整的。敦煌各寺院的藏經，沒有一個是完整的，所以才有道真和尚用一輩子拼接恢復三界寺藏經的故事。而且敦煌的藏經多數都是供養經，供養經就是覺得哪個經好，哪個經的威力大，就供養它，供養人掏錢就行，寺院負責抄寫。一卷經的價格也很明確，一石麥子寫一卷經，大概是半年的口糧。在敦煌藏經里，這些抄經師也會投機取巧，經常在中間人們不易察覺的地方，省略掉一些內容。而多數的經都是寫好的，尤其是供養經，只要有人掏錢供養，直接將其名字寫上去就可以，它是現成的。實際上，這也是一種貿易。

　　對于敦煌藏經洞封閉的原因，我們更傾向于是戰爭造成的，特別是黑汗往東發展造成的。關于藏經洞到底怎樣封存的，還得學術界再研究才能得出最后的結論。隨著不同學科、不同專業的學者加入敦煌學研究的隊伍，將來對藏經洞封閉原因的討論，或許還會出現新的看法，也值得大家思考與期待。

　　敦煌學的發展繁榮

　　封閉了九百多年后的藏經洞，在1900年再次見到天日之時，帶給了世界巨大的震撼。尤其是其中大量珍貴文書的發現，引發國內外學術界的巨大震動，海內外的學者都對此異常關注，從而漸漸形成了一門全新的研究——敦煌學。敦煌學是一門以地域命名的學問，原本主要是研究藏經洞出土的寫本文獻，之后逐漸擴大到整個敦煌地區的石窟、壁畫、漢簡乃至周邊地域出土的文獻和文物。前邊提到過，藏經洞文書除了宗教經卷外，還有大量反映了中國中古時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內容的文書，這些資料未經過后人轉寫，是新鮮的第一手資料，這對于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者來說，是寶貴的新材料，由此揭開了敦煌學研究的序幕。

　　藏經洞被重新發現后的兩年，民國時期著名的收藏家們便開始收集藏經洞文獻，比如金石學家葉昌熾先生；而當年伯希和盜取出來的敦煌遺書，也被他運到北京，并展示給了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羅振玉先生還拿到了一部分敦煌文獻的照片，并據此編撰了《敦煌石室遺書》《鳴沙山石室秘錄》。羅振玉等學者，眼見自己國家的文物被他人盜走，心中十分不甘，為此奔走呼吁，希望政府能夠關注敦煌的文物。在他們的積極請求下，清政府在1910年（伯希和掠走藏經洞文物后的一年）將劫余的八千多卷敦煌遺書，送交到了北京保存。史學大家陳垣先生，正是根據這批材料，編出了《敦煌劫余錄》，陳寅恪先生為此書作序時，留下了中國敦煌學史上讓人扼腕的一段話：

　　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現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 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為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眾，迄無詳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欲有所致力，而憑藉未由也。

　　陳寅恪先生感慨，當全世界都熱衷于敦煌學研究之時，“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事實上，由于不少珍貴的敦煌遺書以及彩塑、壁畫流散到了海外，加上中國于20世紀上半葉以來政局一直不穩定，導致我國敦煌學的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落后于外人。甚至曾經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似乎使得敦煌真的成了“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1949年后，我國敦煌學研究終于迎來了轉機，國家非常重視對敦煌的保護與研究，不僅為了修復莫高窟撥巨款，更通過外交得到了倫敦藏敦煌遺書的微縮膠卷，使得我國敦煌學的面貌開始煥然一新。相關的研究機構也不斷壯大，1944年成立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50年改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又在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逐漸成為敦煌學研究的重心所在。而蘭州大學也于1979年成立了敦煌學研究小組，1982年擴建為敦煌學研究室，1999年擴建為敦煌學研究所，并入選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如今已經成為敦煌學研究與人才培養的主要陣地。

　　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后，季羨林先生任會長。而在1988年第二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召開時，為了回應當年日本學者藤枝晃所謂“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的說法，季羨林專門發表講話，說：“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五年來，世界各國敦煌吐魯番學同行之間的友誼增強了。時至今日，越來越明顯了，任何學問都是國際性的，敦煌學也不能例外。敦煌在中國，但是敦煌學卻在全世界。”

　　季先生這段話，呈現了極為開闊的學術格局，為敦煌學賦予了世界性，也為敦煌學的發展繁榮，注入了新的動力。敦煌這個偉大的藝術寶庫，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人類。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敦煌文化的燦爛，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源遠流長不斷融會貫通的典范。選擇敦煌，是一種歷史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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