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緣何被稱為“古寨堡博物館”？

　　原標題：通渭緣何被稱為“古寨堡博物館”？

榜羅鎮黨家堡 陳慶金 攝

　　古寨堡是中國西部地區廣泛分布的不可移動文物遺存之一，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有很大的研究和可利用價值。其中，通渭縣古寨堡，它的產生和存在都與通渭在河隴史地中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地理條件密不可分，以其歷史久遠、數量較多、形式繁雜等特點而享譽隴中，素有“千堡之縣”之稱。這些古堡蘊涵著數百年來甘肅中部地區的社會發展及政治軍事狀況的具體歷史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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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巉公路上往來的人們，其實已經和通渭諸多古堡中的一個叫“華川堡”有過無數次的邂逅卻渾然不知。在310國道上，它高踞在馬營峽隧道的山頂之上，和山嶺渾然一體。在公路上遙望“華川堡”，其既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固，又有雄渾挺拔，氣度不凡之勢。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它修筑于北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

　　由踏訪“華川堡”開始尋訪“千堡之縣”通渭之旅。

　　因為時間關系，千余座古堡，我們只能探訪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兩天時間內，從縣城出發，沿碧玉到雞川鎮再沿路返回，探訪了十余座古堡，石灘堡——碧玉關堡——鴛鴦堡——黃家窯堡——許家堡——雞川寨——張八爺堡……它們大致都分布在古絲綢之路通渭境內的路段——古平襄大道沿途。

　　在通渭境內，如今的310國道幾乎完全采用了平襄大道的線行輪廓。過田壟、爬荒山、穿古堡，它讓我們可以隱約探到通渭古堡文化的脈搏。

　　最雄偉的古堡是我們首先探訪的碧玉關古城遺址。從公路邊的小山包上去，我們得以窺見碧玉關的全貌。

　　碧玉關古城遺址，依稀可辨。東西長2000米，南北長2500米，建造年代不詳。古城依山而建，四周如刀劈的懸崖，四條河圍城而流。城中部是8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李家川遺址，城中南部建有兩座堡子，城南是牛谷河。城南七里是天水湖，位于郭家岔、岳家岔。城中包括上店子和下店子。城西是牛洛河，河西是新城，唐代建造，又名馬趟子川，現為碧玉鄉所在地。

　　碧玉古城下店子東南角是鈍角，東城墻順山而下兩次跨過雷家河南端拐了個鈍角，正好把雷家河南端包進了城中，既解決了吃水問題又解決了城墻的方正。為了安全在下店子又修了內城。在通渭當地，碧玉關又稱閉門關，傳說飛鳥難過閉門關，它像一道充滿緊張感、力度十足的臂膀，庇護著四周的村落。

　　在燦爛的秋陽下，那些通渭典型的民居三合院，異常生動，充滿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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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行古堡中最有古意的一定是黃家窯堡，從高高的山嶺下行，不到兩百米，在瘋長的亂草掩映下，一座古堡像憑空生長出來，殘存的堡墻仍有三四米之高，阻擋了去路，在它的對面，是人煙稠密的村莊，是連綿不斷的梯田。在冷兵器年代，如有盜匪來犯，一聲鑼響，周邊的村落早已堅壁清野，全村百姓移入城堡，這樣一座堅堡，在當時幾乎是無法被攻破的。

　　高崗之上、田疇之間、村落之中，稍一留意我們都會發現古堡的存在，像一個個充滿玄機的謎題誘惑著大家。

　　與那些野外日益凋零的古堡不同，通渭境內保存最好的堡子應該是縣城邊上的張八爺堡了。

　　張八爺在諸多兄弟中排行第八，生活的年代大約是晚清到民國年間，他起早貪黑，節衣縮食，終于讓家境變得殷實起來，大家不直呼他的名，而冠以張八爺的稱謂，可見他大抵也是個成功人士了。現存的張八爺堡，在整個村落里仍然顯得異常高大，和周邊的環境格格不入。

　　它大約七十步見方，三丈高，四面有角樓，堡下城池或坍塌，或重新填平，隱約能看出當年由一座吊橋出入內外，聲勢赫赫，幾乎有了漢魏時期塢堡的模樣。堡墻上開了一個洞，沿墻外的臺階而上，進鐵門，攀天井般再爬兩三米，就到了堡墻上，堡上南端有兩座角樓，角樓前，才看到角樓之間甬道相通，可三人并行，十分寬闊。

　　張八爺筑這座古堡的初衷，大概有兩個：一是防外賊；二是防內患。有人說還有第三個理由，那就是圖個氣派。張八爺盡管為人精明，卻對土木工程似乎不太在行，他絕對沒想到筑一座堡竟然用去了他幾乎全部的積蓄。好在不久通渭就解放了，因為這座堡子壁壘森嚴，一度成了該縣公安局的拘留所。張八爺窮盡畢生財力修建的堡子終于派上了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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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地探訪中，我們充分了解到通渭古寨堡形制粗放，不拘一格。比如碧玉關隨山勢而建大，內城外城呈雙鞋印狀，黃家窯堡有點像倒馬蹄狀，而所去的一些村莊里的堡子，則四方四正，宛若農家宅院。如我們探訪的鴛鴦堡，甚至把一座泰山廟完整地搬到里面，堡廟合一，讓人稱奇。

　　細細算來，通渭的古堡有圓形、三角形、四方形、矩形、八棱形、不規則形等幾種形式。

　　四方堡和矩形堡數量最多，是通渭古寨堡最普遍的形制，據通渭縣文化局提供的數據顯示，占寨堡總數的85%以上，如縣城附近的張八爺堡、安家堡等都為四方堡。四方堡和矩形堡受中國傳統建筑禮制的影響較大，在內部建筑格局上主次分明，四圍內傾，以求內外相稱，顯得正統規矩，多為家堡或族堡所有。圓形堡、三角堡、梯形堡、八棱堡和不規則堡受地理地形的影響最大，一般常見于河崖旁邊或高險之處，如雞川鐵柜堡、李家店關公堡為圓形堡，什川古城、襄南祁窯堡為三角寨（堡），雞川寨為梯形寨，李家店董家河堡為八棱堡，馬營華川堡為不規則堡。這些形制的寨堡，特別是圓形堡，由于堡墻始終外凸，很容易受到打擊，因此，在沒有特殊地形條件的支持下，一般就不會修筑。

　　圓形堡、三角堡、梯形堡、八棱堡和不規則堡多為集體所有。有常住戶的，則根據統一規劃，各家圍墻造房，自成單元；沒有常住戶的，大家就將應急所需的簡易房屋、圈廄等設施提前修好，有備無患。

　　通渭古寨堡形制粗放隨意，選址也高低不一，但筑造堅固講究。每一座寨堡的筑造，在充分考慮了其防御功能的有效發揮之外，又在建筑美學、建筑心理學等方面也花心思不少。很多寨堡高踞山巔，形制并不怎么規矩，但在筑造時，由于盡可能利用了周圍的地理環境，因此，遠遠望去猶如一頭雄獅蹲在那兒，顯示著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勢，令敵匪望而生畏，在心理上給對方一種震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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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寨堡作為人們安全需要的物化形式，其所有權歸屬無疑在每一個民眾的心中顯得十分重要。因此，按照筑造者和所有權的不同，通渭古寨堡又可分為官堡、族堡和家堡三種不同的形式，其中家堡數量最多，官堡次之，族堡最少。

　　官堡，“官”取“集體的、公共的”含義，并非為“官方的”含義，這層含義在通渭民間應用十分廣泛，如“官場”“官井”“官道”等。官堡屬于集體，小則一個村子幾戶人，大則十幾個村子百余戶人（以前人口數量少）。因為官堡要方便所有的人聚集和疏散，所以一般筑造在幾個村子的交叉地帶，這也便于信息搜集和傳播。官堡內均設有堡頭，堡頭少則一人，多則二三人，一般由經濟狀況良好且能夠主持公道的“大漢人”（注：方言，指有一定的威信，擅于指揮的人）擔任。在平安歲月，堡頭負責寨堡及其所屬居民的日常要事。戰事發生后，充任總指揮職務，負責官堡的日常巡守、堡門開關等事宜，責任性較重，危險性也較大，由所屬居民輪流擔任，幾人或幾家一組。

　　族堡大多數為一族人所有。能夠筑起族堡的家族，人丁和經濟應當都比較興旺發達。族堡內有該族的常住人家，因此占地面積較大，有的甚至超過了一些官堡，如碧玉的陳家堡、雞川的司家堡等，因為太大，所以當地人也稱之為“城”。族堡也有幾族合筑的，以兩族合筑的最為常見，如魏楊堡、劉王家堡等。

　　家堡為私人所有，堡主人財資豐裕，筑堡自保。堡內建筑格局和裝潢與傳統民俗緊密結合，盡顯氣派和時尚。

　　目前，通渭縣內的古寨堡，有跡可循的有1500座左右，它們像一枚枚古印廣泛分布于鄉村之間，散發著一種厚重樸拙、凜然不可侵奪的氣場。這是個驚人的數據，有人計算過，通渭的自然村總共不到400個，這樣算來，每一個村子居然平均擁有4個古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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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甘肅眾多的市縣之中，都不乏古寨堡，但為什么單單在通渭這個地方，古寨堡如此眾多如此集中呢？

　　在歷史的長河中往上追溯，我們發現始作俑者為北宋王朝。在北宋167年的歷史中，它與西北邊區西夏政權之間的戰爭一直持續了近140年。在這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北宋為了防御西夏的進攻和進攻西夏，在西北地區構筑了近500個關、城、寨、堡。這些寨堡的分布是受當時軍事形勢和地理條件影響的。

　　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北宋與西夏間形成一條東北起自今陜西省神木縣，西南到今甘肅省中部，長達2000多里，蜿蜒曲折的軍事分界線。

　　通渭境內真正意義上“堡”的出現，記載中最早的當屬北宋秦鳳路副都總管楊文廣所筑的“通渭堡”。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為加強對西夏的防御，調任韓琦為陜府西路經略安撫使，統籌陜西全局。楊文廣以興州防御使出任秦鳳路副都總管，治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在這年九月，楊文廣修建甘谷寨和通渭堡（后改為通渭寨），又在沿線筑城修堡。既然通渭是宋、西夏、金三家勢力爭奪的喉關之地，有朝廷率先垂范，通渭境內修寨筑堡之風大興。

　　據《宋史·地理志》《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書記載，宋金時期通渭境內的堡寨已有雨后春筍之勢，見諸文字的就有通渭堡、華川堡、本當堡、撲麻龍堡、吹藏堡、大甘堡、隴諾堡、哲達堡、尖竿堡、隴陽堡、了鐘堡、漆麻堡等，這些堡大多設在中原通向古渭州的要道上，在宋和西夏、西夏和金的爭斗中，發揮了程度不同的軍事堡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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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江山一統，在較短的立國時間里，各種矛盾尚沒有發展到完全對立爭斗的狀態，全國各地普遍都很少筑堡，舊有的寨堡也大都荒棄。

　　元明易代之時，開始新筑了一些土堡，但為數不多。明代中晚期，由于社會動蕩不安，官民飽受侵擾之苦，土堡數量大為增加，而且地方官員將修筑土堡作為一項要務來抓，“擬五七里為一墩，十里為一鋪，二十里為一堡。”明萬歷年間，通渭縣城內共有“墩堡”49處，較宋元時代大有發展。

　　明末清初，西北諸地紛亂無常，百姓生活朝不慮夕，幾無保障。在烽火連三月、狼煙籠四野的環境中，舊有的寨堡大多被修葺重用，新筑的寨堡更加堅實牢靠。清代乾隆二十六年，通渭縣內有官修寨堡56處。乾隆中后期，“石峰堡事件”震動朝野，戰火頻仍，縣內寨堡如雨后春筍，迅速增加。同治年間，通渭境內連年兵荒馬亂，生靈涂炭，土堡發揮了主要防御的作用。到了光緒十九年（1893年），縣內官修寨堡增至96處，其中西鄉最多，有36處。

　　清末民國初期，由于社會動蕩不安，境內修寨筑堡的風氣一時興起。這時期，境內各山、梁、川、臺都筑有大小、形式各不相同的土堡，這些土堡大多數至今保存尚好。1949年以后，人們修寨筑堡的歷史才告結束。目前，全縣以“堡”命名的村社仍有70個，僅此，也可窺歷史之一斑。

　　奔流新聞·蘭州晨報記者 劉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