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原史話】常山下層文化

　　常山下層文化是黃河中上游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文化遺存，最早發現于甘肅省鎮原縣常山遺址而得名。胡謙盈先生認為其主要分布在西北黃土高原東部的涇、渭兩河流域上游區域，其分布范圍東至子午嶺西側，西至鳥鼠山東側的渭源縣，北至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南至陜西省彬縣及甘肅天水地區南部。學界普遍認為，它是由仰韶文化晚期發展而來，同時也是齊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依據碳14測定，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930±180年，相對年代晚于仰韶文化，早于先周文化，是西北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紐帶，在研究中國史前文化演進中占據重要地位。

鎮原常山遺址

　　一、文化發現

　　1978年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涇渭工作隊的胡謙盈教授，為探究先周文化，在隴東地區展開考古調查。1979年5月和9月，兩次對常山遺址進行發掘。原本旨在深入了解先周文化內涵，卻因先周遺存遭嚴重破壞，意外在遺址下層發現全新文化遺址。隨后開展的30天發掘，揭露面積達600平方米，發現8座房子、16座窖穴，還有豐富的生產工具，如磨石、石斧、石錛、石刀、陶刀、石鑿、石鏃、石彈丸、石紡輪、陶紡輪、骨錐、骨刀柄等。出土陶器70多件，多為橙黃色、紅褐色，繩紋與仰韶文化相似，籃紋獨具特色，附加堆紋常見。陶器采用泥條盤筑法制作，多數器皿造型矮肥，與齊家文化陶器的瘦長特點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發現表明，常山下層文化是銜接仰韶文化向齊家文化過渡的紐帶之一。

1979年胡謙盈在鎮原常山遺址

1979年鎮原常山遺址發掘照片

　　二、文化命名 

　　常山下層文化遺存雖發現較早，但長期被誤認作齊家文化或客省莊二期文化。1979年秋，隨著常山遺址發掘工作的推進，發現它與齊家文化聯系緊密，與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有相同或相似之處，可是，它們各自文化性質是不相同的。胡謙盈先生認為分布在寧夏南部和隴山東西兩側，涇渭兩河等地區命名的齊家文化其實是屬于客省莊二期文化和常山下層文化遺存。經碳14測定，常山下層文化年代約為公元前2930±180年（樹輪校正年代），廟底溝二期文化（約公元前2700 - 前2400年），陜西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約公元前2400 -前2000年），甘肅齊家文化（約公元前2200 - 前1600年），常山下層文化比后兩者原始文化分別早七、八百年。為將常山遺址作為獨特文化典型深入研究，避免名稱限制對其與其他文化關系的探討，胡謙盈先生提出“常山下層文化”這一命名，以區別于“齊家文化”或“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并認為它是齊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常山下層文化分布圖

　　這一命名起初引發諸多爭議，部分學者提議命名為“菜園文化”，或將其歸入齊家文化。嚴文明先生認為大地灣仰韶各期和常山下層，大體上代表了甘肅東部仰韶文化發展的全過程，但常山下層文化（最好稱常山類型）則又發展成為一獨立的地方類型。陳昱、洪方質疑“常山下層文化”命名的合理性，建議暫稱齊家文化“常山下層類型”。對此，胡謙盈專門撰文進行詳細回應，認為常山下層文化陶器即含有仰韶文化紅陶和彩陶的傳統余韻，又有龍山早期（廟底溝二期階段）的一些特征，向下演化為齊家文化，故原命名更為恰當。此后，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推進，常山下層文化在學界逐漸得到廣泛認可。近年來，經過碳十四等技術手段，學界對其年代分期有了更精準認識，普遍認為其絕對年代在公元前2800 - 公元前2200年左右，可分為早、中、晚三期，且甘肅天水、隴南、定西、蘭州、白銀、平涼、慶陽以及寧夏的隆德、固原等地，出土了大量與常山遺址器物相似的文物，進一步證實了常山下層文化在涇、渭兩河流域上游地區有廣泛分布。

仰韶文化和常山下層文化陶器對比圖

齊家文化和常山下層文化陶器對比圖

　　三、文化解讀

　　常山下層文化過去限于資料太少，對其研究進展緩慢，近年來很多學者研究有了新的突破。陶器在常山下層文化中獨具特色，橙黃色、紅褐色陶器搭配斜行籃紋，成為其顯著特征。諸多齊家文化器物，如豎行籃紋單耳罐、單耳杯、雙耳杯、侈口罐等，皆可在常山下層文化中尋得淵源，胡謙盈據此提出“常山下層文化是齊家文化的重要來源”，張忠培亦認為，常山下層文化的提出，有力推動了齊家文化淵源的研究。不過，學界對于齊家文化的起源尚存爭議，有人認為齊家文化是馬廠類型的的延續與發展，也有人認為是獨立發展而成，還有人認為是馬家窯文化發展到馬廠類型后分東西兩支，一支發展為河西的四壩文化，一支發展為齊家文化。韓建業先生認為齊家文化應當是客省莊二期文化西進隴東南并與菜園文化融合的結果，齊家文化早期的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 2400-前 2200 年，這個時段在中國內地屬于銅石并用時代晚期，分布在天水一帶的遺存是齊家文化早期階段，常山下層文化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2700-前2400年，相當于廟底溝二期階段,再向下就屬于齊家文化早期階段。 近年來，大多學者提出齊家文化源頭大致在隴東及寧夏南部，由東向西漸進擴展。       

絳紋單耳紅陶蓋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在文化傳承方面，以往認為甘肅東部地區原始文化發展序列是從仰韶文化經馬家窯文化（含石嶺下、馬家窯、半山和馬廠四個類型）再到齊家文化，且常山下層文化源于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近年郎樹德先生提出新序列是老官臺文化（大地灣遺址一期）→仰韶文化早期（半坡類型、大地灣遺址二期）→仰韶文化中期（廟底溝類型、大地灣遺址三期）→仰韶文化晚期（大地灣遺址四期）→常山下層文化（大地灣遺址五期）→齊家文化，認為常山下層文化源頭是仰韶文化而不是馬家窯文化，且是齊家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糾正了齊家文化是馬家窯文化馬廠期發展來的不嚴謹說法，還認為隴東地區沒有齊家文化的遺存，類似齊家的器物其實就是常山下層文化。還有學者認為寧夏南部的“齊家文化”（菜園文化）與典型齊家文化有差異，且與常山下層文化更接近，應歸屬于此。但學界普遍認為常山下層文化繼承仰韶文化之后，在向西擴展過程中，與當地土著文化相互交融，逐漸演變為獨具特色的地方分支。從考古發現來看，常山下層文化應屬龍山早期文化遺存，在發展進程中，與關中地區的案板三期文化相互交流，同時向東對客省莊二期文化的形成產生了一定影響。不可否認，齊家文化在形成過程中，受到客省莊二期文化和馬廠文化的深刻影響，呈現出多元融合的態勢。故而，1979年常山遺址的發掘及“常山下層文化”的命名，為探尋渭河流域仰韶文化的發展走向以及齊家文化的起源，開辟了全新路徑，為構建甘肅東部地區新石器考古文化編年體系提供了關鍵依據。

籃紋刻劃紋單耳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玉磬（鎮原縣博物館藏）

　　四、居住環境

　　常山下層文化的村落遺址在鎮原境內發現300余處，它們大多選址于河流及其支流兩岸半山，此處水源近、土壤優，利于農業和生活。房屋建筑形式多樣，半地穴式、窯洞式以及平地起建者皆有。地面處理別具匠心，常見白灰面，部分遺址發現多達9層白灰面，厚度在3 - 5毫米之間，也有地面采用草拌泥并經火烤，房屋中央多設有火塘。房屋平面形狀主要有方形、長方形、圓形三類，其中方形最為常見。

1979年發掘的鎮原常山遺址房址H14

　　以常山遺址的窯洞式居室為例，房址由住室、門洞、坑道構成，建于生黃土中。住室呈口小底大的袋狀深穴，距地表70 - 140厘米，上口直徑260厘米，底徑300 - 320厘米，地坪經火烤，無白灰面和草拌泥。底部有四個口大底小的泥圈柱洞，用于支撐屋頂，房子占地約8平方米，門在住室北壁，呈斜坡狀，長180厘米，住室高約260厘米，滿足居住需求。頂部為木骨架，中層鋪茅草，上覆約30厘米厚黃土。門洞口有兩層臺階，口內為斜坡，一側設滲坑防雨水，門道口上方有提埂防雨水倒灌，兩側有八字形矮墻，門外為排水便利的活動場地。這種斜穿式門道設計巧妙，解決了深豎穴出入不便的難題，還增強了保暖效果。    

鎮原常山遺址房址H14平、剖面圖

　　在房屋周邊，常能發現用于儲藏的窖穴，形制主要有口小底大的圓形袋狀土坑和圓形直壁土坑，以前者居多，表明當時居民已具備較高的生活組織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常山下層文化時期的聚落未發現防御設施，房屋類型豐富多樣，充分體現了因地制宜的居住理念。窯洞式房屋的出現，可能是我國最早窯洞雛形之一，反映了因地制宜的居住特點。此外，未發現公共大型建筑，表明當時社會以家庭為單位，不同家庭擁有各自獨立的居住空間。    

鎮原常山遺址房址H14復原示意圖

鎮原博物館常山遺址房址H14復原場景

　　五、墓葬習俗

　　常山下層文化墓葬發現眾多，經發掘的有甘肅鎮原的常山遺址、大原遺址、老虎咀遺址等，其中大原遺址墓葬數量最多，目前共清理常山下層文化墓葬十幾座，墓地通常與住地相鄰，流行公共墓地，墓葬排列略顯不規則，多數朝向為東或東南。墓葬類型主要有豎穴土坑墓、豎穴側龕墓、洞室和洞室側室四類，平面形狀豐富多樣，包括長方形、方形、橢圓形、圓形、梯形、凸形和不規則形等。   

　　葬式因時期和地區而異，常見的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側身屈肢、俯身屈肢、二次葬和居室葬，其中側身屈肢葬最為普遍。墓葬形式有單人葬、雙人葬、多人葬，亦存在一次葬和二次葬。從葬具來看，已發掘墓葬暫未發現葬具。隨葬品涵蓋陶、石、玉、骨、牙器等，以陶器為主。早期隨葬陶器組合為小口罐、單耳罐、雙耳罐、壺、甕；晚期則為小口罐、單耳罐、單大耳罐、單耳小罐、壺、甕，其中小口罐與單耳罐所占比例較早期有所下降。早晚兩期隨葬陶器組合均包含炊器、水器、盛儲器。

1991年鎮原大原遺址M3墓葬

M3墓葬籃紋折肩高領紅陶甕（鎮原縣博物館藏）

　　隨葬品在數量和質量上差異顯著，且晚期差距更為懸殊。部分墓葬隨葬品多達70余件，而部分則一無所有，多數墓葬以大量陶器隨葬，厚葬之風盛行。通過對墓葬隨葬品的深入分析可知，這一時期居民在生產和生活資料占有上已出現明顯貧富差距，階級分化初現端倪。玉斧、小口罐與單耳罐成為財富象征，隨葬此類物品越多，墓主人財富越多。從生產分工來看，石器、骨器由專門匠人制作，部分墓地男性多隨葬石斧、石錛和石鑿等工具，少數伴有玉器，女性則多隨葬紡輪和日用陶器，反映出男女間的勞動分工。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表明，常山下層文化處于母系氏族社會晚期向父系氏族社會早期的過渡階段。

　　以1991年甘肅鎮原大原氏族公共墓地為例，其墓葬陪葬品數量懸殊，生動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形態。一位50歲左右的男性墓主，陪葬品多達73件陶器，腰間還系有精美的玉瑗，身高近1.9米（專家稱崇玉巨人）；而一位約30歲的成年女性墓主，僅有4件陶罐。陪葬品的多寡不僅是生前財富的體現，更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大原氏族出土的玉瑗，材質為鴛鴦玉，能擁有如此貴重玉器，墓主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極有可能是氏族首領。此時，佩玉習俗已發生質變，玉成為權力的象征，大原氏族也已步入父系氏族的全盛時期，社會經濟蓬勃發展，氏族成員貧富差距懸殊，氏族首領掌控著氏族內部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加速了氏族內部的貧富兩極分化，表明當時已出現掌握財富和權力的社會階層。此外，常山下層文化墓葬形制多樣，集中墓地較多，可能代表家族或相關人群，家族墓地盛行。  

1991年鎮原大原遺址M4墓葬

鎮原大原遺址M4墓葬玉瑗（慶陽市博物館藏）

單耳折腹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六、制陶工藝

　　陶器是區分考古學文化的關鍵標志，常山下層文化陶器群獨具特色。陶泥加工粗糙，胎質疏松，胎體比齊家文化厚重，薄胎陶器少見。陶質以泥質為主，夾砂少，砂粒粗大，多為黑色或深灰色扁平狀頁巖顆粒。燒制火候低，敲打聲音脆弱。陶色以橙黃色為主，紅褐色次之，磚紅色少見，灰色陶器僅個別出現。除小型陶杯、罐耳手捏制作外，一般器皿采用泥條盤筑法，常見泥條粗2厘米。

籃紋紅陶盆（鎮原縣博物館藏）

紅陶豆（鎮原縣博物館藏）

　　紋飾方面，繩紋最為常見，籃紋次之，素面和附加堆紋也較為普遍。此外，還有方格紋、指甲紋、錐刺紋、劃紋、鋸齒狀凹溝、彩陶和彩繪等，但數量較少，部分紋飾僅個別器物可見，如錐刺紋。繩紋痕淺而疏松，多為橫形或斜形拍印，與仰韶文化繩紋極為相似。素面陶器常以濕手抹平或用桿子稍加打磨，器壁殘留刮磨痕跡。附加堆紋多以泥條帶狀環繞器壁一圈或數圈，或呈圓餅狀附加于器壁或罐耳之上。

繩紋制陶托盤（鎮原縣博物館藏）

籃紋長頸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繩紋鼓腹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常山下層陶器的籃紋、彩陶和彩繪獨具特色。籃紋均橫行或斜行施于器壁，常見籃紋窄小且拍印深，可能是黃土高原溝壑地帶稀樹叢林藤條編織器物在陶器紋飾上的獨特反映。籃紋陶器大多器型精美且較大，如橙黃色籃紋高領深腹罐，當屬上流社會使用的器物。彩陶以赤砂石為顏料，因顏料調和濃度大且未經壓磨，棕紅色彩紋直接裸露于器皿壁面，與仰韶、馬家窯等文化彩陶著彩后壓磨光滑的工藝截然不同。彩繪所用顏料與色澤雖與彩陶相同，但彩繪施于燒制后的器皿上，極易脫落。    

單耳單鋬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網格紋折肩彩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籃紋雙耳灰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常山遺址陶器以平底為主，三足器、圈足器和尖底器極為罕見，未發現圜底器。鬲、盉、斝、平底甑、尖底甑、斜耳罐、雙大耳罐、單耳杯、陶盆等為代表性陶器類型。從常山遺址出土陶器可見，部分陶器由廟底溝類型發展而來，部分遺址出土彩陶具有馬家窯風格；部分陶器與齊家文化陶器相似，但常山遺址多數器皿矮肥，與齊家文化陶器的瘦長風格迥異；還有部分陶器，如斜籃紋盆、盤等，具有陜西客省莊二期文化同類器物特點。    

繩紋灰陶鬲（鎮原縣博物館藏）

窩紋灰陶斝（鎮原縣博物館藏）

　　七、經濟體系    

　　常山下層文化居民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狩獵活動占據一定地位。石斧、石刀和陶刀是主要農業生產工具，石斧多選用質地堅硬的天然礫石磨制而成，無孔，常見長橢圓形。石刀和陶刀均為單孔，穿孔靠近刃部，石刀有長方形和不規則長條形兩種，后者居多。陶刀除利用殘陶片磨制外，還發現用泥坯直接燒制的類型，其刃部較厚且不鋒利，有鋸齒狀打擊破碎面。泥坯燒制陶刀在常山遺址的出現并非偶然，或為當時農業發達、刀需求量大的體現。狩獵工具包括箭鏃和石彈丸，這與齊家文化一致，但與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居民捕撈生產活動發達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石斧（鎮原縣博物館藏）

　　此外，小石錛和骨刀柄的出現值得關注。小石錛利用扁平三角形小礫石磨出刃部即可使用，具有濃厚的細石器工具遺風；骨刀柄則屬于典型的細石器工具。這些細石器工具的發現，表明常山下層文化不僅與關中、甘肅西部諸原始文化存在關聯，還與我國北方草原地區使用細石器工具的文化存在某種聯系。衣服方面，由于石質和陶質的紡輪的發現，說明當時已有紡織品。    

雙孔石刀（鎮原縣博物館藏）

石紡綸（鎮原縣博物館藏）

　　在精神生活領域，常山下層文化迄今未發現文字，僅在個別陶器上見到刻畫標記一類符號。有灼而無鉆、鑿的卜骨，作為中國古代文明前夕具有代表性的信仰遺物，常見于齊家文化、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和龍山文化等原始社會晚期遺存中，但常山下層文化未出土此類卜骨，反映出該文化居民在信仰方面尚處于較為原始和落后的狀態，這與相鄰且年代相仿的廟底溝第二期文化和馬家窯文化居民情況大致相同。常山遺址出土的唯一裝飾物為帶柄的圓球狀陶響鈴。在埋葬習俗上，常山下層文化居民流行土葬，墓穴為長方形豎井土壙，多為仰身直肢葬，個別為“二次葬”，與我國其他原始文化如仰韶文化居民的葬俗基本一致。    

鎮原大原遺址出土骨錐（慶陽市博物館藏）

　　八、重點遺址

　　老虎咀遺址：位于鎮原縣廟渠鎮，面積約18萬平方米，是一個三面環溝、黃土夯筑和石頭壘砌的山城，從文化層厚1 - 2米，有灰坑、白灰面住室、窯洞居址、墓葬暴露。遺址出土陶器100多件，廣州嘉應學院對出土陶器碳十四測年為公元前2253±104年，石器50多件，玉器10多件。尤其是出土的37節陶水管道，開創了人類人工制造排水管道的先河，為研究早期“城市”排水管理系統提供了實物依據。

老虎咀遺址

白灰面窯洞遺址

附加堆紋紅陶水管（鎮原縣博物館藏）

出土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出土繩紋雙耳尖底瓶（鎮原縣博物館藏）

出土玉斧（私人收藏）

出土馬家窯風格彩陶標本

出土常山下層文化標本

　　大原遺址：位于鎮原縣三岔鎮，面積約15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 - 3米，灰坑、墓葬、窖穴均有暴露，墓葬為土坑豎穴。遺址出土過豐富的陶器500多件、石器100多件、玉器30多件。遺址涵蓋仰韶文化、常山下層文化，下至先周秦漢文化，內涵豐富。

大原遺址

出土紅陶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出土仰韶文化彩陶標本

出土常山下層文化標本

出土單孔玉斧（慶陽市博物館藏）

出土玉錛（慶陽市博物館藏）

出土刻劃紋單耳四聯罐（鎮原縣博物館藏）

　　1998年，對大原遺址暴露的墓葬進行搶救性清理。M4墓主仰身屈肢葬，頭東偏南8度，左側有73件隨葬品，其中籃紋折肩紅陶甕21件、紅陶籃劃紋單耳罐50件，玉斧2件，并非作為實用的生產工具，而是作為禮器使用，這表明當時已經產生了玉教文化體系。郎樹德先生認為齊家文化玉器源頭可以追溯至常山下層文化。

M4墓葬出土單孔玉斧（鎮原縣博物館藏）

　　針對墓主身份，西北大學考古專家運用其骨AMS14C測年技術分析其年代為公元前2454 - 前2208年，廣州嘉應學院對其骨碳十四測年為公元前2216±79年，屬常山下層文化時期。墓主是45 - 50歲的男性，身高約1.7米。對其骨骼的古病理研究顯示，疑似有壞血病及牙周疾病。同時，該個體特征與古中原、古西北類型相近，呈現現代亞洲蒙古人種東亞和南亞類型特點，為研究古代人類體質與族群遷徙提供重要線索。

鎮原縣博物館M4墓葬復原

鎮原縣博物館M4墓主人復原

　　常山下層文化的研究對于理解仰韶文化向齊家文化的過渡具有重要意義， 渭河上游及其支流地區，有可能是常山下層文化晚期與客省莊二期文化產生密切交流和融合，并向西發展為齊家文化的關鍵區域，同時齊家文化也受到了馬家窯文化晚期階段的強烈影響，它對構建西北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探尋齊家文化起源等問題至關重要。常山下層文化獨特的陶器工藝、居住環境和墓葬習俗，尤其發現的排水管道，崇玉巨人墓葬，為我們了解史前社會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結構提供了詳實的考古證據。盡管學界對其文化性質和年代、發展仍存在爭議，眾說紛紜，但隨著更多考古工作的開展，進一步深化常山下層文化及其相關文化的研究，為揭示黃河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發展脈絡提供更多線索。此文算是拋磚引玉，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附：部分博物館藏類似常山下層文化器物

刻劃紋單耳紅陶罐（齊家文化博物館藏）

籃紋雙耳灰陶罐（寧縣博物館藏）

雙耳紅陶罐（張家川縣博物館藏）   

單耳紅陶罐（平涼市博物館藏）

籃紋紅陶甕（莊浪縣博物館藏）

雙耳紅陶罐（渭源縣博物館藏）

籃紋紅陶罐（慶城縣博物館藏）

刻劃紋單耳紅陶罐（秦安縣博物館藏）

雙耳紅陶罐（甘谷縣博物館藏）

雙耳紅陶罐（武山縣博物館藏）

籃紋折肩紅陶罐（靈臺縣博物館藏）

單耳紅陶罐（西和縣博物館藏）

雙耳紅陶罐（會寧縣博物館藏）

單、雙耳紅陶罐（靜寧縣博物館藏）

籃紋高領紅陶甕（華池縣博物館藏）

籃紋高領紅陶甕（環縣博物館藏）

籃紋紅陶罐(慶陽南佐遺址出土)

單、雙耳紅陶罐、（張家川縣云鼎陶文化館藏）

　　致謝：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中國人民大學韓建業教授、甘肅省考古研究所郎樹德研究員、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曉陽副研究員的指導，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謝。 

　　（文圖：王博文）

　　作者簡介

　　王博文：甘肅鎮原人，鎮原縣博物館研究館員。長期從事地方區域史及文物考古研究，在《文物》《考古》《考古與文物》《文博》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30余篇，出版專著2部，合著4部，參與編寫專著6部，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參與省級文物保護研究課題5項。獲甘肅省科學技術三等獎1次，慶陽市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1次、三等獎5次，慶陽市領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