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 | 破解高校一把手監督難

　　浙江省紀委監委深入推進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優化紀檢監察干部隊伍建設，共派出高校監察專員30名。圖為浙江師范大學紀委書記、監察專員傅關福調研該校網絡創業園，協助黨委系統推進清廉校園建設，共商廉潔風險防范。舒婷瑋 攝

　　10月16日，安徽省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安徽中醫藥大學原校長王鍵受賄案作出一審公開宣判，以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此前的6月24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通報，王鍵因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按規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北方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丁輝，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校長夏建國，廣西中醫藥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唐農……近來密集通報的高校腐敗案一再警示，高校絕非清凈之地，也不是清水衙門，對高校腐敗問題必須大力整治，堅決把象牙塔里的蛀蟲清除出去。

　　高校承擔著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肩負著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歷史使命。其中，高校黨委書記、校長作為主要負責人，肩上的責任更為重大。高校領導落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一崗位存在哪些廉政風險點？如何加強對高校“一把手”的監督，從而確保其廉潔用權、規范履職……這一系列問題，引發輿論高度關注。

　　今年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共通報近30名高校廳局級領導被查處，其中高校黨委書記、校長（院長）占比超七成

　　2020年以來，高校反腐持續發力，始終保持高壓態勢。

　　1月8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消息，中國傳媒大學原黨委常委、副校長蔡翔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這是今年公開通報的第一例高校領導被查處的消息。而最近被查的，則是10月13日落馬的北方工業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丁輝。

　　梳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的案例，截至目前，今年共有17名高校領導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其中黨委書記6名，校長（院長）7名；共有11名高校領導被“雙開”或開除黨籍（被查時已退休），其中黨委書記3名，校長（院長）4名。

　　從人員構成看，通報的高校廳局級領導干部中，黨委書記、校長（院長）占比超過七成。“這表明，作為高校‘關鍵少數’的主要領導干部成為腐敗的重點人群，特別是‘一把手’腐敗成為當前高校腐敗案件的顯著特征。”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認為，加強對高校“一把手”的監督制約刻不容緩。

　　從涉案高校看，除中國傳媒大學和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分別是教育部和交通運輸部的部屬院校外，其余均為省管高校，涉及上海、廣西、黑龍江、廣東、云南、吉林、山東、安徽、內蒙古、北京、四川等10余個地區。

　　從分布地方看，云南省紀委監委共對4人開展審查調查，包括西南林業大學原黨委書記吳松、保山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黨委書記胡飚、文山學院黨委書記熊榮元和云南開放大學黨委委員、副校長藺延鈁。內蒙古自治區區屬高校有4名領導干部被“雙開”或開除黨籍，包括呼和浩特職業學院原黨委書記趙全兵和原黨委副書記、院長李懷柱，內蒙古民族大學黨委原副書記肖劍平，內蒙古醫科大學原黨委委員、紀委書記馬仲奎。“有問題就要堅決查處，持續釋放強化高校‘一把手’監督執紀問責力度的信號。”云南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表示。

　　記者發現，通報的高校領導中，有7人已經退休。“本該享受退休之樂的他們，終究要為自己的違紀違法行為買單。”宋偉認為，這也表明了反腐沒有休止符，無論是退休還是在崗，只要違反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懲。

　　高校“一把手”腐敗既有一般腐敗的特性，又有其教育行業特點，多集中在基建后勤、選人用人、招生考試、科研經費、校辦企業等領域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或職務影響力，大興安嶺技師學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王學勇“侵吞巨額公款”，安徽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竇曉光“擅權妄為，違規干預插手學校工程項目”，王鍵“縱容親屬插手學校工程建設，并伙同親屬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今年以來發布的11份高校領導“雙開”通報，多數都提到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

　　“從查處的案件可以發現，高校腐敗既有一般腐敗的特性，又有教育行業特點。”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高校腐敗多集中在基建后勤、選人用人、招生考試、科研經費、校辦企業等領域。這些領域與社會關系比較密切，資源和權力都比較集中，問題也比較突出。

　　王鍵受賄案一審公開宣判時，法院審理查明，王鍵主要在“承接工程項目、校企合作、醫藥器材經銷、職務晉升等方面”為他人謀利，并收受財物折合人民幣600余萬元。

　　隨著高校擴招和國家不斷加大教育投入，國內高校的基建規模越來越大。一些高校領導與開發商、承建商互相利用，結成利益同盟，共同侵蝕學校基建項目費用。

　　中國裁判文書網顯示，肖劍平2015年任內蒙古民族大學黨委副書記期間，幫助通遼市政通建筑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實際承建內蒙古民族大學蒙醫藥樓工程項目，2019年，該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以轉賬匯款的方式送給肖劍平人民幣30萬元。

　　高校教師入職、干部調整、職稱評聘，這些權力基本上掌握在校領導手里，人事權也是容易產生腐敗的環節。

　　在內蒙古民族大學任職期間，肖劍平多次收受財物，為他人職務調整等提供幫助。比如，2010年中秋節前，時任內蒙古民族大學音樂學院器樂教研室主任王某希望肖劍平為其職務提拔提供幫助，送給肖劍平10萬元。2014年，王某參與競聘該校處級干部，獲肖劍平推薦，被聘任為校工會副主席。

　　隨著招生制度越來越健全，招生考試環節的腐敗行為被有效遏制。“但在特殊類型招生考試、研究生招生面試等環節，廉潔風險仍然存在。”重慶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陶舉虎說。

　　侵貪科研經費，也是高校常見的腐敗行為。高校“蛀蟲”從充值電話費，到重復報銷車票，再到虛開發票、編造虛假賬目——套取科研經費的手段可謂花樣百出。“相比基建腐敗，貪占科研經費具有更大的欺騙性、隱蔽性和危害性。”宋偉認為。

　　“高校‘一把手’問題易發多發，誤導了學生的價值觀，帶壞了一個單位的政治生態，嚴重損害了高校形象和教育事業。”莊德水表示。

　　高校“一把手”問題頻發，與高校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制約有關

　　高校權力集中，資源富集，“一把手”往往在人權、事權、財權方面有著很大的話語權和支配權。莊德水分析，在這種情況下，高校“一把手”很容易用行政權力謀取個人經濟利益，面臨著“花錢一支筆、用人一句話、決策一言堂”所帶來的廉政風險。宋偉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他認為，由于高校內部具有相對獨立性，高校主要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在決策過程中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就極易濫用權力從而導致腐敗。

　　高校具有“小社會、大基層”的特點，校內人員規模龐大，同學、同門、同鄉等關系復雜，屬于典型的“熟人社會”。

　　從落馬高校領導的簡歷看，一些高校校長長期在一個單位任職，利益關系交織，很容易出現問題。王鍵從1988年任安徽中醫學院（2013年升格更名為安徽中醫藥大學）教務處副處長開始，就一直在該校工作，直到2018年退休。

　　云南省紀委監委分析高校落馬領導干部通報發現，喪失理想信念和黨性原則，甘于被“圍獵”，將公權力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是高校“一把手”腐敗的又一重要原因。錫林郭勒職業學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特力更的“雙開”通報中則提到，“家風不正，全家上陣吃老板，甘之如飴被圍獵，把公權力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對配偶、女兒失管失教”。

　　“出現問題的癥結，在于有些高校黨委領導作用發揮不夠充分、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落實不夠到位、基層黨組織建設薄弱、處理違紀問題寬松軟等。”莊德水認為，一些高校紀委監督責任發揮不夠，結合實際監督執紀問責、運用“四種形態”等方面不夠有力，也是導致“一把手”出問題的重要原因。

　　莊德水建議，要按照現代大學制度要求，科學配置高校內部權力，形成有效的高校權力制約機制，構建科學完善的權力運行體系；完善高校黨建頂層設計，從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入手，瞄準權力與利益緊密相連的關節點，建立健全廉政風險預警和防控機制。

　　宋偉則建議，要推進形成高校內部自我監督和外部監督的合力，在紀檢監察機關發揮專責監督職能基礎上，充分動員高校師生員工監督和社會監督力量。同時，進一步推動高校權力事項的公開力度，通過信息公開降低腐敗風險。

　　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穩步推進，監督效果呈現強化態勢

　　前不久，由北京市紀委監委第七監督檢查室領辦，抽調4所市屬藝術類高校紀檢監察機構工作人員，查處了中國音樂學院藝術招生有關問題，目前已處理相關人員4人。中國音樂學院紀委書記、監察專員劉宇介紹：“市紀委監委采用‘領辦’這種辦案模式，既發揮了上級機關專業素質高、組織能力強的優勢，又彌補了高校紀檢監察機構辦案經驗相對缺乏等不足。”

　　這是推進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推動高校反腐持續加碼的一個縮影。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駐機構改革的意見》，黨委書記和校長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紀檢體制改革拉開序幕。目前，31所中管高校紀委書記的提名、考察，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會同主管部門黨組進行，對中管高校紀委書記的考核工作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進行。

　　在地方，省屬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也在緊鑼密鼓地推進。

　　北京市屬高校保留紀委設置，紀委書記任命為監察專員，設立監察專員辦公室，與紀委合署辦公。截至8月底，33所市屬高校紀檢監察機構編制數共計177人，比改革前增加41人，平均每所學校增加1.2人，增幅達30.1%。

　　安徽省紀委監委加強省屬高校紀檢監察組織建設，向30家省屬高校派駐監察專員。今年上半年，雖受疫情影響，但省屬高校紀委處置問題線索數、立案數較去年同期分別增長了15.4%、26%。

　　2019年6月以來，天津選擇15所正局級高校作為改革試點，市紀委監委派駐紀檢監察組。自試點以來，15所高校派駐紀檢監察組共處置問題線索689件次，立案61件，相當于改革前高校原紀委近兩年的立案數總和。

　　“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幾個變化值得關注：第一個變化是高校紀委書記的提名考察發生變化，增強了獨立性和權威性；第二個變化是賦予高校紀檢監察機構監察權，大大提升了監督能力，監督效果呈現強化的態勢；第三個變化是高校紀檢監察機構和力量不斷增強。”莊德水認為，尤為重要的是，高校紀委注重監督高校黨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實現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同頻共振、同向發力，在高校全面從嚴治黨格局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高校巡視巡察持續深化，利劍作用不斷彰顯

　　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不斷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同時，巡視巡察利劍作用也在強化高校領導干部監督上得到彰顯。

　　31所中管高校黨委全部建立了巡察制度。北京師范大學黨委把校內巡察作為“書記工程”來抓，黨委書記擔任巡察組組長，全程指導巡察工作開展。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黨委首輪巡察4個單位，就有2個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因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力被問責。

　　各省區市黨委加強對省（區、市）屬高校黨組織的巡視。安徽省委多次派出巡視組對省屬高校和高職高專黨委開展常規巡視。2019年7月，安徽省供銷合作社發布巡視整改進展情況通報，其中多次提到安徽財貿職業學院的問題整改。整改通報發出3個月后，安徽財貿職業學院黨委書記耿金嶺被查。今年5月耿金嶺被“雙開”，通報顯示其不落實巡視整改要求，干擾巡視工作，違規向學生收取“薄本雜費”等。

　　10月11日，十三屆甘肅省委第七輪巡視工作動員部署會召開，將對18所省管高校開展常規巡視。各巡視組將緊盯高校“關鍵少數”，監督領導干部政治上對不對、紀律上嚴不嚴、作風上正不正；緊盯重要事項，監督高校在項目招標、工程建設、物資采購、資金管理、科研經費、招生入學、干部選用和人才引進等方面有沒有違規操作、以權謀私、錢權交易等現象。

　　近期多名高校書記校長被查，印證了高校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巡視巡察監督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宋偉建議，下一步，上級黨組織要著力加強對高校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行使權力的監督，高校紀檢監察機構要協助高校黨委落實好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自身認真履行好監督責任，堅決清除象牙塔內污染源，還高校一片廉潔天空。（張勝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