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李宏塔

　　上圖：李宏塔在家中書房讀書。周牧 攝

　　下圖：本文作者采訪李宏塔的第一篇文章，發表于本報2005年7月3日第四版。（資料圖片）

　　李宏塔被授予“七一勛章”，讓我想起來，我曾經采訪過他，寫過他。

　　國慶節后的一天，央視一個節目組導演打來電話，說要做一期關于李宏塔的節目。節目組查詢了大量資料，發現16年前我寫的一篇文章是最早、也是最全面介紹李宏塔的——《在李大釗革命家風沐浴下》。

　　那天，我找到了那張保存多年的報紙，帶到節目錄制現場。16年后再相見，李宏塔的頭發幾乎全白了，但是他的笑容依然那么真誠、實在。恍惚中，我似乎尋回了當年的記憶和激情……

　　一

　　李宏塔與共和國同齡。他出生時，父親李葆華任北平市委第二副書記，正為新中國的成立而奔忙著；母親田映萱在長辛店機車車輛廠黨委工作，一個星期只能回家一天。出生才19天，李宏塔就被送進了一家市民托兒所，直到6歲才被接回家。父母對子女的要求非常嚴格，從未給過他們一點特殊的照顧。

　　李宏塔從小就養成了一種平民意識。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李葆華調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父親輕車簡從、埋頭苦干、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李宏塔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天，有人給家里送了幾袋新疆葡萄干，李宏塔拆開一包就吃。父親下班回到家，發現了，立即嚴肅地說：“要記住，我們只有一個權力，為人民服務。做了一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黨人干的事。”李葆華讓家人把葡萄干退回去，李宏塔吃掉的那一包，也被折價一同退了款。

　　1966年，李宏塔中學畢業報名參了軍。臨別之時，父親語重心長地對他說：“要準備吃大苦。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

　　李宏塔在江蘇河口農場當了一名農墾兵。犁田、播種、插秧、除草、漚田，他樣樣都干，不怕苦不嫌累。那時，李宏塔身高體瘦，戰友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大蝦”。沒想到，這位“大蝦”在艱苦異常的勞動磨練下，身體變得健壯結實，一肩可以挑起100公斤的重擔。在部隊三年，他被評為勞動能手、神槍射擊手、萬米游泳能手。

　　從部隊退伍后，李宏塔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那時候，化工廠的技術條件比較落后，有害氣體腐蝕性很強，要戴防毒面具上崗。第一天晚上，班長帶領工人小費上班，讓李宏塔跟班學習。到了深夜，小費睡著了，班長忙不過來，李宏塔就積極參加操作，當班長的助手。班長很高興，說：“第一天就能上手，真不錯。”李宏塔積極肯干，很快成了廠里的骨干。班長成了他的老師、好友，介紹他入了黨。

　　幾年后，廠里推薦李宏塔去上大學。從合肥工業大學畢業后，他回原單位當了一名技術員。因為工作成績突出，又富有實干精神，李宏塔被推薦為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78年，他被任命為共青團合肥市委副書記。1980年，任共青團合肥市委書記、中共合肥市委常委。1983年，調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副書記。

　　依靠勤奮苦干和聰明才智，李宏塔一步一步成長起來。有誰知道，其間他付出了多少汗水呢？

　　二

　　轉眼，李宏塔38歲，要離開共青團了。組織部門向他征求意見，他毫不猶豫選擇了省民政廳。他說：“我就是想找一個干實事的部門去工作。民政尤其實在，是直接給老百姓辦事。”

　　李宏塔如愿到了省民政廳，在廳領導的位置上一干就是18年。期間，有人為他得不到升遷而“打抱不平”，可他自己卻泰然處之。他認為，只要能夠為百姓工作就心滿意足了。

　　在安徽，李宏塔每天騎自行車上下班是出了名的。廳里要安排小汽車接送，他笑著說：“我還是騎自行車方便。”多年間，無論刮風下雨，他都堅持騎車上下班。有人曾提醒他，你不坐車，別的副廳長咋辦？李宏塔說：“咱這是鍛煉身體，并不影響別人坐車，干嗎非要步調一致呢？”

　　久而久之，在李宏塔每天必經的長江路、六安路上，交警都知道這位高個、魁梧、滿頭灰發的中年人是民政廳廳長，敬意油然而生，見了面總要跟他打個招呼。

　　那些年，李宏塔騎壞了4輛自行車，穿壞了5件雨衣、7雙膠鞋。2003年，李宏塔將自行車換成了電動車，他笑稱自己是“與時俱進”。

　　李宏塔的平民意識一直沒有改變。他把騎自行車當成了一種體察普通百姓生存狀態的最好方式，他要讓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境界都不脫離人民群眾，當一個真正為人民辦事的黨員干部。

　　三

　　說起李宏塔家的房子，更是故事多多。

　　那年，有記者敲開了李宏塔的家門。踏進門檻，只見一個約8平方米的門廳，一張長方形餐桌占去了門廳的三分之一，餐桌用手一扶便有些搖晃。一臺老式吊扇在頭上慢條斯理地轉著。家中的床與柜都是他結婚時買的，盡管有開裂的、脫漆的，他們依然舍不得丟棄。李宏塔說：“那都是正經木板做的。”在另一間屋里，刨花木板的組合柜、寫字臺以及電視、書柜把房間擠得滿滿當當。一組三人沙發因地方太小被分開放置。李宏塔風趣地說，這樣正合適，談話可以面對面了。由于房子小，家里的電視只有20寸。李宏塔幽默地解釋，我就喜歡小電視，清晰度好。

　　安徽省人民政府1982年對干部住房標準有過這樣的規定：“地、市和省直廳、局級以及相當于這一級的干部，每戶建筑面積70至95平方米。”可是，1981年就已是副廳級的李宏塔，1984年卻搬進了55平方米的兩居室，而且是位于樓的最西邊，冬冷夏熱。一家三口一住就是16年。這期間，李宏塔調到省民政廳，曾先后4次主持廳里的建房和分房工作，卻從未給自己要過一套房子。許多同志說：“不管哪一次，他要一套新房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但是，每到分房時，李宏塔看到房少人多，就按照老規矩辦，先群眾、后干部，而且是“后”到每一次他都沒住上新房。

　　1998年，是國家最后一次福利分房。這一次，李宏塔有過思想斗爭，可是當他看到許多年輕同志住房較差，需要改善，還是放棄了機會。

　　直到2000年，有關部門給李宏塔補了一套小房子，臨街，噪音大。李宏塔讓兒子去住，他們老兩口仍住原來的房子。

　　作為廳長的李宏塔，只要稍稍為自己安排一下，哪怕只是得到他那個級別應該得到的，他一家的生活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是李宏塔卻固守清貧，而且心甘情愿。這不禁使人想起他的祖父李大釗，為創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從自己120元的薪水中拿出80元作為活動經費，使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兒女上學交不上學費，冬天家中買不起煤球，冷如冰窖。李大釗本人也衣食節儉，經常是一塊大餅、一根大蔥地對付一頓，衣服也近乎寒酸。從容就義時年僅38歲，“歿后則一貧如洗，棺槨衣衾，皆為友助。”

　　李葆華生前，家中的簡樸讓人難以置信。房子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建筑，老舊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沙發已塌陷……2000年，有關部門要為他調房，他說：“我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而且多次謝絕裝修。

　　“革命傳統代代傳，堅持宗旨為人民。”這是李宏塔自撰的一副對聯，也是他的座右銘。

　　四

　　李宏塔信奉的為官之道是：一要干事，二要干凈。

　　1998年，李宏塔擔任省民政廳一把手。當時，正值民政部提倡開展制定救災預案工作。針對歷年安徽水災頻繁的狀況，李宏塔率先提出了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災預案。之后，他一個地市一個地市地跑，狠抓落實，要求寫進政府的工作報告中。結果預案剛剛做完，就遇到了百年罕見的大水。因為安徽有備而戰，災民安置得很好，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評價。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域發生水災，李宏塔連續20多天奔走在災區。他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衣服濕了干，干了濕，渴了喝幾口礦泉水，餓了啃幾口干糧，不顧疲勞，起早貪黑。那段時間，他累瘦了，曬黑了，胳膊上的皮膚由紅變黑再變“花”，脫了好幾次皮。

　　安徽省民政部門的同志都知道，李宏塔有三句“名言”：視孤寡老人為父母，視民政對象為親人，視孤殘兒童為子女。

　　一年中，李宏塔有一多半的時間在基層度過。他秉承了父親的工作作風，下鄉都是輕車簡從，不向有關市、縣打招呼，經常直接讓司機“把車子開到進不去的地方”，然后步行進村入戶，檢查救濟糧的發放情況，要出存折核對優待撫恤金有沒有到位。他說：“我們多一點辛苦，群眾就少幾分痛苦。”從百姓家里出來，他再到鄉鎮了解情況，最后到縣市聽匯報。如此一來，很多同志都熟悉他的“反方向工作法”，在他面前匯報工作，絲毫不敢摻水分。

　　李宏塔是那種把理想、精神、信念看得很重，而把物質享受看得很輕的人。他說：“先輩教育我，要永遠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始終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眾中。”有人覺得不可思議：“你為什么不追求‘車子、房子、位子’？”李宏塔誠懇地說：“進入市場經濟以后，有些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變了，其實我做的只是為官的本分，公務員就應該這樣做。”這就是李宏塔，為人做官坦誠、樸實，對黨的事業忠誠，對人民感情至深。

　　滄海桑田，三代人，一根紅線，讓人感受到了共產黨人像金子一般閃光的高貴品質。在革命家風影響下，李宏塔從小就受到了為人民服務和廉潔教育。他的信仰是生長在骨子里的，是活在靈魂里的。

　　2008年，李宏塔當選為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在全國兩會上，常能聽到他為困難群眾“發聲”。退休后的李宏塔選擇了加入中華慈善總會，依舊為改善困難群眾的生活四處奔走。他說，慈善能直接為最困難的群眾服務，這是我晚年的一件幸事。（作者： 沈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