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發揮監督專責機關作用,持續開展對黨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各項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圖為“全國紀檢監察系統先進工作者”強巴白珍(左一)在西藏阿里地區革吉縣布貢村,向群眾了解惠民政策落實情況。 (資料圖片)
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既是一部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史,也是一部激濁揚清的自我革命史。自成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就旗幟鮮明反對腐敗,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始終堅持和完善馬克思主義廉潔政治思想,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放在突出位置常抓不懈,保持鞏固了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極大增強了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極大提高了執政能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的廉潔政治“中國答卷”。
面對來之不易的巨大成就,站在新征程的歷史起點上,人們不禁要問,百年黨風廉政建設經歷了怎樣的奮斗歷程,積累了哪些寶貴經驗,對于我們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有何啟迪?對于這些問題,由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百年廉潔政治之路》一書,以寬廣的視野、豐富的史料、扼要的敘事、精辟的論述,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一部講述百年黨風廉政建設基本歷程、基本成績和基本經驗的簡史
廉潔政治是一個較為宏觀的概念,不僅包括政府、政權的廉潔,而且包括黨自身的廉潔、干部隊伍和其他所有公權力方面的廉潔。反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是黨自我革命必須長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對于建設廉潔政治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本書定位于“簡史”,力求使讀者能夠比較快地掌握中國共產黨黨風廉政建設的基本歷程、基本舉措、基本成績和基本經驗。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就開始建章立制,并逐步開展反對貪污腐化的斗爭,展示了自身清正廉潔的形象。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堅持“兩個務必”,注意克服舊社會貪污腐敗等作風對新政權及其工作人員的腐蝕。面對“四大考驗”“四種危險”,我們黨持續大規模地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以貫之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定不移正風肅紀反腐,反腐敗斗爭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轉變,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中國共產黨百年廉潔政治之路》以寬廣的視野,將百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歷史進程,系統、完整地記錄下來,主題鮮明、脈絡清楚,內容豐富、材料翔實。
書寫百年廉潔政治之路需要胸懷大格局,但同時也要處理好歷史中的“小事件”。在20多萬字的小冊子中,作者不吝篇幅,生動地記錄了一些在黨風廉政建設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在占領南京之后來到江蘇丹陽,卻并沒有著急向上海進發,這種安排有何深意?原來總前委要對部隊開展思想和紀律整訓,教育宣傳一系列進城紀律。5月12日,上海戰役打響,5月27日,解放軍全面占領上海。第二天早上,市民打開窗子驚訝地發現,很多解放軍戰士整齊地睡在街道上,沒有一人闖入民宅。本書為何對這一歷史細節著墨頗多?因為這樣的場景,感動了上海市民和全國人民,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民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以清明、清廉的形象,走進了新的歷史時期”。
深刻理解百年黨風廉政建設規律,清醒認識廉政建設道路的歷史方位
百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波瀾壯闊的歷程,特別是新時代正風肅紀反腐的偉大實踐,形成了一整套機制和方式方法,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完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完整的紀檢監察體制”“加強監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以領導干部為重點加強廉政建設”……本書從15個方面對這些機制和方法進行了系統歸納和總結,彰顯了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氣和堅定決心。
唯物史觀認為,單純的單個孤立的歷史事件往往并不能正確反映歷史事實,應努力從歷史事件中找出帶有規律性的歷史事實。本書對相關事件與經驗歸納梳理時注重追根溯源,努力再現它們的歷史源頭和發展脈絡。
例如,如今讓腐敗分子聞風喪膽、被稱為“利劍”的黨內監督制度——巡視制度,早在1925年就已見雛形,當時中央擴大的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組織問題決議案》,決定“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導員”。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從中央到地方建立并實行巡視制度。1931年5月,中央通過《中央巡視條例》。20世紀90年代以后,從中央到省市逐步恢復建立巡視制度。黨的十八大以后,巡視工作步入快車道,中央把巡視作為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確立“發現問題、形成震懾,推動改革、促進發展”的巡視工作方針,實現一屆任期內巡視全覆蓋。
回顧歷史,是為了啟迪今天、昭示明天。本書通過一次次面向過去的回望,讓人們對黨風廉政建設規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清醒地認識黨和國家在廉政建設道路上的歷史方位,堅定了必勝的信心。
史論結合、論從史出,以有溫度的思想解讀黨風廉政建設與反腐敗斗爭
本書作者李忠杰是知名的歷史學家,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對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都有深入的研究。由這樣一位黨史大家撰寫的專著表現出史論結合的特點,也就在情理之中。
史論結合、論從史出,是中國史學治學的風格。本書在敘述歷史過程中,展現了作者自身對于全面從嚴治黨的觀察和思考,讀起來讓人感到思想的溫度。例如,黨的十八大后,紀檢監察機關用理想信念教育轉化審查對象,使其寫出反思材料,真心向黨懺悔,“一份份懺悔錄是歷史的真實記錄,反映出審查對象思想轉變過程,展現出我們黨直面問題的勇氣和自我凈化的能力”。諸如此類的很多思考與解讀,在書中不是長篇大論加以專門闡述,而是主要貫穿在對歷史過程、歷史事實的具體描述和評點中。我們在閱讀中,仔細體會有關的用語、描述和論斷,就能有所感悟。
1945年7月,黃炎培等人應邀來到延安。黃炎培在與毛澤東的一次交談中提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問題。毛澤東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本書認為,這段對話具有深邃的歷史內涵,中國共產黨的實踐,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在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所有的廉政建設,都是在從一個重要的側面,探索和回答這歷史性的問題。
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專門提到“窯洞對”,“經過百年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通讀本書,讓人更加堅信,面對新征程新使命,中國共產黨必將始終堅持自我革命、堅持不懈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在新的趕考之路上交出更好的答卷。(齊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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