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在推動科技創新

　　創新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標志。隨著國家間科技競爭越來越激烈，我們如何保持科技發展的強勁勢頭？新華出版社出版的《為什么有的國家創新力強》一書，嘗試解釋“為什么有些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成功，而其他國家卻遭遇失敗？為什么一些國家的成功難以持續很長時間？”閱讀本書，對我們理解推動科技創新的因素，解開國家創新的密碼，具有啟發意義。

　　警惕技術失敗者的抵制減緩創新進程

　　1829年7月27日，一項新技術出現在英國的鄉村大道上：戈茲沃西·格尼發明的第一輛以蒸汽為動力的汽車運行了140多公里，時速遠遠超過傳統的馬車。這次道路試驗成功之后，格尼贏得一些組織和個人的財力支持。1831年2月，他的第一條汽車運輸線路開始運營。

　　不久，幾十條相互競爭的汽車運輸線路在英國出現。隨著技術的不斷創新，汽車速度越來越快。短短幾年時間，英國的汽車客運里程達到數萬公里。在美國、法國、德國等地，也出現了汽車和汽車公司。

　　格尼發明的汽車迎來了一輪創新，改變了地面運輸方式。相較于馬車，汽車速度更快、更舒適，也更劃算。同樣的旅行，乘坐汽車只需要乘坐四輪馬車費用的一半。一切現象似乎都在驗證，這一技術變革會擁有廣闊前景。

　　然而，1832年，格尼破產了，其他經營汽車產業的人也陷入困境。在接下來的40年里，英國的汽車創新陷入低迷。其他國家的汽車企業也經歷了同樣的命運。直到以石油為動力的內燃機出現，人們對汽車創新的興趣才再次被點燃。今天，大多數人認為“第一輛汽車”是卡爾·本茨于1886年發明的，而格尼和他的創新早已被遺忘。

　　是什么扼殺了英國的第一批汽車？本書認為，是來自科技失敗者的阻力。創新是新事物殺死舊事物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使舊有事物和團體面臨被淘汰的命運。因此，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把創新稱為“創造性毀滅”。格尼的汽車產業威脅到固有的利益集團，“馬車所有者擔心，如果蒸汽動力代替了馬，他們便沒有了收入來源。那些向傳統驛馬產業販賣燕麥和出租馬廄的店主及其勞工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新興的鐵路行業及其受益者對汽車的破壞力最大，他們拒絕容忍任何有關乘客、運費或投資資本的競爭”。這些由科技創新或技術變革產生的“失敗者”憑借自身影響力和財力的優勢，說服政府阻止、減緩或改變對科技進步的支持，通過征收重稅和加強監管（限速、給汽車貼“不方便”標簽）等方式阻礙英國汽車工業的技術創新和發展壯大。

　　格尼汽車只是無數創新中的一個例子，它們因為所威脅的“失敗者”的反對而被迫減速或停止。本書認為，科學進步和技術變革不是中性的。站在長遠角度來看，創新會造福社會；站在特定時期來看，創新又會傷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引發他們的強烈反擊。技術歷史學家西里爾·史密斯說，創新“沒有朋友，樹敵很多，只有最堅強和最幸運的創新才能夠存活下來”。很多時候，創新者囿于阻力，不得不找尋其他適合自己發展的環境。當社會阻力減慢一個國家的創新速度時，便為其他國家超越該國提供了機會。

　　“創新不安全感”可以激勵廣泛而持續的科技創新

　　如果說技術失敗者的抵制是反對創新的力量，那么也會有一些反作用力支持創新，否則人類發展就會裹足不前。本書提出，這個反作用力，就是國家所面臨的外部威脅。

　　綜觀世界各國，可以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一些國家的國土面積并不遼闊，地理位置并不優越，甚至成立時間并不長，卻極具創新活力；而一些國家雖然掌握有利的條件，但自主科技卻少得可憐。

　　為什么有些國家在科技創新方面比其他國家更出色？本書提出“創新不安全感”理論，即當一個國家面臨的外部經濟和軍事威脅大于國內競爭時，原本阻礙科技創新的人意識到，只有對科技的支持才能維護自己的利益。一個國家創新的不安全感越強烈，面臨的時間越長，這個國家的民眾就越樂意承擔科技進步的成本和風險。

　　這時，出于維護自身安全的考量，創新就會成為一個國家應對外部威脅的最佳策略。原本站在科技創新對立面的人轉而支持創新，這個國家的創新活力便明顯地表現出來。但隨著外部威脅的消退，不同利益主張的人可能再次陷入爭奪發展資源的內訌，創新便再次中斷。

　　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創新不安全感”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憂患意識。在這種意識支配下，需要把內部競爭和外部威脅這兩種力量結合起來，構建一個“相對威脅平衡”的測量方法。若一個國家內部分裂，則該國的國內緊張局勢大于外部威脅；反之，一個國家團結統一，則外部威脅占主導地位。本書所作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幾十年里創新率得到顯著和快速發展的國家，其所面臨的外部威脅平衡也最大。

　　可惜的是，一些國家沒有意識到這種平衡的重要性，科技策略幾乎完全基于國外科學和技術進口。在他們看來，進口科技的成本和風險要低很多，“滿足于等待和指望知識溢出和技術轉讓會在國外公司培訓技術生產鏈上的當地工人和供應商時自然產生”，其最終的結果是，沒有自主創新和核心技術，本國的安全與發展受制于人。

　　有鑒于此，我們更應該增強對“創新不安全感”的理解。從長遠看，一個國家不創新的痛苦將超過創新的痛苦，因此其內部必須具備居安思危的創新意識，接受創新的高風險和高成本，其中可能包括重大的體制改革和整個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波譎云詭的國際形勢下，不會陷入被他人“卡脖子”的困境。

　　只有團結協作，才能實現創新成果最大化

　　需要警惕的是，我們必須科學對待“創新不安全感”，防止其被濫用。

　　在過去幾十年里，西方一些國家不斷制造虛假的外部威脅問題，以刺激本國的創新活力。這是一種浪費和弄巧成拙的創新戰略。在信息透明的開放社會中，制造假想敵人的警報很快會被識破。同時，因為沒有真正的競爭威脅，科技制度和政策會面臨腐化、管理不當等問題。更糟糕的是，這樣的策略具有高度破壞性，假想之敵可能變成真正的敵人，給世界帶來安全隱患。

　　我們需要的，是優化競爭。創新不是為了與人為敵，而是追求美美與共。現代社會已表明，由競爭引發的創新政策可以超越國界，進化為激勵力量。站在全人類的角度，本書認為，“我們應該擴大安全觀，而不是制造虛假的安全問題。決策者和政治家們應該關注其公民面對的非常真實的、非國家的外部威脅”。

　　比如，氣候變化給全人類帶來災難性后果；已經存在的干旱、洪水、海平面上升和主要氣候事件足以讓我們憂心忡忡。每年由于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占全球GDP的1%到2%。這些真實存在的外部威脅激勵我們大規模投資核聚變、太陽能、風能及其他大量碳能源的創新。

　　事實上，全球合作可能是解決核聚變發電廠、海洋和空氣凈化、空間探索以及消除常見致死或使人衰弱的疾病等重大科學項目的唯一途徑。在21世紀的創新政策中，我們需要更多地考慮區域和全球。“創新不安全感”需要我們超越技術民族主義偏見和陳舊的、狹隘的民族國家觀念，如同書中所說，“以不斷制造外部威脅為基礎的創新政策與全球合作的需要不符”。在面對疾病、自然災害等共同威脅時，如果仍然抱持一國獨大、以鄰為壑的觀念，則會阻礙國家的創新活力。只有團結協作，才能實現創新成果的最大化，達到合作共贏。（李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