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源流 | 為政以德 政者正也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報與中央黨校“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項目組合作，特約請專家對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予以解讀，闡釋其古典涵義如何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在新時代彰顯恒久價值。本期介紹“為政以德”。

　　主持人：王學斌（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嘉賓：孔新峰（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長、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

　　李敬學（山東濟寧政德教育干部學院黨委副書記、院長）

　　語出孔子 源流悠長

　　王學斌：為政以德毫無疑問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展現了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明在政治領域的高遠追求。今天，我們特邀兩位來自于孔子家鄉的學者，圍繞為政以德詳作解析，見其真意。

　　孔新峰：為政以德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精粹，是儒家德性政治理論的核心表達。為政以德出自《論語》，其第二篇《為政》開宗明義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古往今來，學界對這句話主要有兩種解釋脈絡。

　　第一種解釋脈絡強調“德”蘊含著一種政治規律。漢代經學家包咸、鄭玄均將“德”字解作“無為”，南朝皇侃在《論語義疏》中指出“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這里的“無為”，指的是以“德”為引領便能自然建立秩序，如同北極星巋立于中央，眾星井然有序繞其而動。朱熹說：“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這與道家法自然、反人為的“無為”觀念頗為接近。但儒家“無為”思想蘊含鮮明的內在邏輯：由于“德”是為政的根本，恪守根本則能教化民眾，為政者正己敬德便可自然抵達“無為”之境。此種“無為”不代表為政者不作為，而是指應當提升自身德性以教化民眾。

　　第二種解釋脈絡強調要通過為政者的道德以上率下。錢穆在《論語新解》中認為：“德，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其所得，若其所固有，故謂之德勝。為政者當以己之德性為本。”有德之人當政，才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有德者自身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作為“內外如一的規范性的行為”，要求為政者首重“修己”方能“安人”。

　　以上兩種解釋脈絡，皆為“政治統一之說”，也都揭示了孔子對于德性政治理想的追求。

　　李敬學：為政以德雖由孔子提出，但在此之前，中華民族在政治治理中重視“德”的作用由來已久。早在西周時期，見證了殷周興替重大歷史變遷的周公，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明確提出“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罰”，并將其作為周人治理國家的思想綱領。如《尚書》中提到“王其疾敬德”“用康保民”“克明德慎罰”等，都是這一思想的反映。到了春秋時期，產生了“正德、利用、厚生”的所謂“三事”，即“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是春秋時期重視道德和民眾的體現。《左傳》還提出：“德，國家之基也”，把培育高尚的美德視作“立國”的根基。這些重“德”的思想長久地影響著中國人的觀念，也鑄就了中國古代治國思想的底色。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系統提出了為政以德思想。

　　圖為在河南省蘭考縣焦裕祿干部學院門口，人們在“焦桐”下參觀。 新華社記者 郝源 攝

　　為政以德 天下歸之

　　王學斌：一種思想的產生，往往可以追溯出一個悠長的脈絡，就像一條長河潛行千里最終浮出地表，它浮出地表的那一刻至關重要。

　　孔新峰：東周之季，禮崩樂壞，目睹天下四分五裂的孔子，希冀構建上下有序、各處其位的秩序。但這種秩序并非全然復古，而是汲古開新。

　　何謂“有德”？“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在為政以德的實踐路徑上，孔子進一步從“仁”“禮”兩方面設定了標準：自我修養方面，要做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社會教化方面，應踐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在“仁者愛人”的基礎上做到“約之以禮”，是孔子給為政者指明的善治方向。此后，從孟子的“仁心義路”“禮門義路”，到荀子的“以德兼人者王”，均彰顯出以“敦風化俗”實現“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傳統。為政者先慎乎德、修己以敬、充實光輝、施行仁政，自可產生北辰一般的感召力、凝聚力、向心力。

　　可見，為政以德集中揭示了儒家治國理政的核心理念：天地之大德曰生，為政者要法天則地，用仁愛民本的“生生之德”，來以德配位、以德致位；“盛德”是“大業”的基礎，為政者要懷抱憂患意識，“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此進行自我與社會的“革命”；德性政治的內在本質是“仁義”和“信托”，而非“霸權”和“契約”，外在體現是“禮樂”為主、“政刑”為輔、“天下”為懷，此種政治是把人當人看的政治，是驅除神權政治、武夫政治和財閥政治的政治；最后，德性政治并不排斥制度和法治，而是在此前提下高度關注政治擔當者的賢能素養。

　　李敬學：接續主持人所用的比喻，為政以德的思想在孔子之后不斷發展，內涵不斷豐富，就像一條河流由小變大，匯入了支流，從而讓主流更加充實。

　　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講為政以德思想的發展。

　　第一，為政以德要求為政者要行有德之政。儒家認為實行德政首先要以民為本，必須要愛民、重民、惠民、利民、恤民、富民、養民、教民。《尚書》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論語》中記載了孔子的民本觀，如“泛愛眾而親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等。孟子更是提出了系統的仁政學說。漢代董仲舒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這把“民本”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達到了“為民”“安民”的層次。宋代的張載提出了“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的主張。明末清初，以李贄、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為代表的思想家大力倡導經世致用，重新闡發了“利用”“厚生”等民本命題。

　　其次，儒家認為實行德政要求為政者處理好德刑關系。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盛行“明德慎罰”的思想，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說，用政令來引導百姓，用刑法來治理百姓，百姓雖能被動免于犯罪，但無羞恥之心；用道德教導百姓，用禮義來統一他們的言行，百姓就既懂得羞恥又能使人心歸服。漢代賈誼有一篇著名政論《治安策》，在總結秦亡教訓時就清楚指出，要“定經制”“興禮樂”，“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這樣才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與國家安定。到了唐代，《唐律疏議》也明確提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些都對為政者處理好德與刑的關系提出了要求。

　　第二，為政以德還要求為政者加強自身修養。孔子認為“君子之德風”，為政者的德行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他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因此為政者首要的是修身正己。如何做到修身正己，孔子提出了“君子”“圣人”為理想境界的修身論，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子充分認識到修德對于治國的重要作用，《論語·憲問》中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的基礎，這一觀點也被后世儒家發揚光大。

　　《大學》提出了“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倡導由“內圣”而達“外王”，建立了一整套“修、齊、治、平”的階梯式理論。以后歷朝歷代均重視官員的修身立德問題，形成了“忠孝仁義”“禮義廉恥”等一系列以具體德目為要求的為官標準，產生了豐富的“官箴”和“家訓”文化。如官箴方面，東漢馬融在《忠經》中認為：“天下至德，莫大乎忠。”宋朝的呂本中在《官箴》中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宋代呂本中的《官箴》、元代張養浩的《廟堂忠告》、明代的《從政錄》、清代的《謹身要法》《佐治藥言》等，這些書大都提倡為官從政者要注重忠、誠、清、慎、廉、勤的個人修養，注重任賢、愛民、納諫的從政品質。在為官從政者修身的基礎上，中國傳統文化還倡導從政者要以上率下，發揮為政者的榜樣示范和引領作用，積極實行道德教化，引導百姓崇德向善，從而政治清明、天下歸之。

　　當代轉化 更添光彩

　　王學斌：我來總結一下兩位嘉賓對為政以德內涵的詮釋，大致有三：其一，為政者當勤于修己，以身作則，此為基礎，亦為前提；其二，為政者應以民為本，且施以信民、安民、富民之仁政，此乃治國理政之出發點；其三，處理具體事務時，為政者須采取“以刑輔德”的寬猛相濟之治民方略，于是“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也就是說，道德是由于國家治理所需應運而生的產物，自然可以隨著時代的轉變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政以德即在新的時代條件下被注入理論的光輝，實現了創造性轉化。

　　孔新峰：應該看到，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儒家德性政治傳統跌宕起伏，不絕如縷。德性政治的禮樂仁義精神作為一種超越現實政治的精神實質和強韌文化基因而得以不斷再生產，注入每個時代有識之士內心深處，構成了中華文明血脈傳續的根本。

　　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志在救亡復興的中國人放眼世界，在風雨激蕩中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以德性政治傳統為內核的儒家政治理論迎來剝復之機，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關鍵性的精神資源，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在中華德性政治傳統滋養下愈加彰顯其強大生命力。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下“志道據德”“以德行道”，成功地將中國社會“組織起來”，以強大的領導力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

　　我認為，在當代中國，為政以德的重要體現有以下幾點：

　　一是“偉大的自我革命”：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時刻牢記“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所謂打鐵必須自身硬，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端賴于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二是“偉大的社會革命”：為政以德是星體之喻、引力之喻，滿天繁星是“多”，巍巍北辰則是“一”，中國智慧在充分尊重多樣性的基礎上強調和而不流、合眾為一，有利于科學闡發“一多關系”和有效構建“共同體理論”。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樹牢群眾觀點，貫徹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接受人民批評和監督，始終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不斷鞏固全國各族人民大團結，加強海內外中華兒女大團結，形成同心共圓中國夢的強大合力。

　　李敬學：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干部隊伍建設，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智慧，將政德建設貫穿于黨的歷史發展各個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創新發展了傳統為政以德思想。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和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時指出：“道德之于個人、之于社會，都具有基礎性意義，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這就是我們的用人標準為什么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因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個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2016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加強道德教育，引導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明大德、嚴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養心性。”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領導干部要講政德。政德是整個社會道德建設的風向標。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這一系列講話系統闡釋了新時代政德建設的內涵要義，既傳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血脈，又突破了歷史上為政以德思想的局限性，賦予了更高標準和價值，形成了新時代的政德觀，為開展好干部政德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根本遵循和科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