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 未雨綢繆 時刻充滿憂患，不是消極悲觀

　　居安思危，出自《左傳·襄公十一年》。據載，晉悼公多次聯合諸國伐鄭，鄭國歸降后對晉國獻上厚禮。晉悼公將部分禮物賞給有功的晉國卿魏絳，魏絳不敢居功：“‘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勸諫悼公不要因勝利而自滿，在平安穩定時要想到可能會出現的危險災難，時時提高警覺。

　　未雨綢繆，出自《詩經·豳風·鴟鸮》。《鴟鸮》是周公寫給周成王的一首寓言詩，“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說的是一種小鳥，在天未下雨之前就懂得銜取桑樹根，纏繞巢穴，使巢更加堅固，以此提醒人們要防患于未然。

　　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體現了深沉的憂患意識和事預則立的經驗智慧。中華文明起源于農耕文明，黃河滋養了農業，自古以來卻從不是一條安流，“善淤、善決、善徙”是其特性，“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更是真實寫照。人們在適應自然中觀察規律，在逐水而居、春種秋收中順應天時生存下來，憂患意識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翻閱古籍，《周易》就體現著濃郁的憂患意識，泰與否、損與益、既濟與未濟等概念相反相成，“自強不息”“安不忘危”“泰極生否”“朝乾夕惕”等表述發人深省；一部《詩經》，“憂”字多次出現，其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等句，反復提醒人們心存戒懼、謹慎從事。很多耳熟能詳的成語諺語，像積谷防饑、曲突徙薪、“晴帶雨傘，飽帶饑糧”“小心駛得萬年船”“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思有時”等，都蘊含著勞動人民樸素的憂患意識，成為人們日用而不覺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方式。

　　時刻充滿憂患，不是消極悲觀，更不是灰心喪氣。相反，憂患意識體現了人的主體意識的覺醒——當人的意志屈從于天命時，對于世事與人生的變化便只有無盡的恐懼，何談憂患與警覺；憂患意識內蘊著中華文化面對未來的積極樂觀——只有對未來有所期許的民族，才能在未來目標的觀照下，敏銳洞察現實生活的矛盾變化，主動應對可能發生的危機風險。憂患在先，便會生出主動作為的責任擔當，便會激發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兩千多年來，從孔子的“君子憂道不憂貧”，到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所反映的都是深懷憂患意識的古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這種憂患與擔當又進一步引發人們自覺地對未來的可能性進行預判，體現為一種前瞻性思維，最終落實為未雨綢繆的抉擇與行動，“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圖之于未萌，慮之于未有”“謀先事則昌”等古語說的正是這個道理。

　　中國共產黨是生于憂患、成長于憂患、壯大于憂患的政黨，對面臨的考驗和危險總是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革命戰爭年代，盧溝橋事變第二天，黨中央就發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的時代強音，凝聚起救亡圖存的磅礴力量。在黨的七大上，“十七條困難”鄭重提醒全黨“準備吃虧”、“準備困難”，“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舉，百業待興，毛澤東同志慨嘆我們“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深刻指出，“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后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要把工作的基點放在出現較大的風險上，準備好對策。”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作為治國理政必須堅持的重大原則，統籌發展和安全，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擺在更加突出位置，掌握了應對風險挑戰的戰略主動，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在斗洪峰、戰疫情，化危機、應變局的偉大實踐中，我們更加深刻理解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更加明白了“全黨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堅定斗爭意志，增強斗爭本領”的重要意義。

　　“我們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就是憂黨、憂國、憂民意識，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擔當。”無論面對勝利，還是面臨挑戰，深沉的憂患意識給予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給予中國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力量。新征程上，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堅定必勝信心，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切實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各項工作，就一定能依靠頑強斗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