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中的修身智慧

　　圖為《群書治要·尚書》刻本書影。（資料圖片）

　　《尚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匯編，有“政書之祖，史書之源”的美譽。《尚書》垂世立教，上至唐虞，下至秦穆，內含“典”“謨”“訓”“誥”“誓”“命”。《尚書》文本有亦經亦史的特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滿招損，謙受益”“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等言論體現出德為政本、敬德保民、勤儉戒貪、任賢尚公、明德慎罰、刑以弼教等治道思想，反映出中國古代先賢的德治理念。我們可從其中汲取智慧，在提高自身品德修養的過程中實現修己安人。

　　修齊治平 尚公任賢

　　治國必先修己，修身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尚書·堯典》記載，堯帝誠信謙和、恭謹禮讓，德行的光輝普照四方。他弘揚美德、親睦九族，又使賢明之士得到任用，四方各國協調和順，民風民俗也變得十分和諧。細而品之，文中“克明俊德”謂堯能夠顯揚修身之德；“以親九族”指堯帝能把修己用于齊家，使親族和睦；“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言堯帝將修身、齊家之功效擴至治國；“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言國治而后天下平。從中可以看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向外，層層推演，層層遞進。 

　　家國天下本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其中的基礎便是修身。《尚書·伊訓》亦言：“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愛敬之風起始于家庭和邦國，最終擴展到整個天下，強調自身修養的提高是治理水平提升的前提。為政者應從自身做起，敬愛親長，將仁愛之心推己及人，從而達到家齊、國治、天下平的效果。

　　修身之要，正心為本。為政者必須要有一顆公心，尚公方能任賢，以公心從政，落實到行為上自然不能以自己的私意為考量前提。根據《尚書》的記載，堯帝在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時，聽說民間有一位賢人虞舜，于是多次用難事來考察他能否勝任。堯帝讓他傳布“五典”，以美德教化百姓；讓他攝理百官事務，迎接來朝的賓客；讓他進入山林，接受風雨的考驗。虞舜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堯帝認為虞舜的德行和才干可以擔當，就在太廟舉行了禪讓儀式。舜接受禪讓以后，繼承了堯的治國之道，向四方首領虛心請教，咨詢政事，并招賢納士，讓眾多賢能的人都匯集到自己身邊。堯帝禪讓虞舜，卻不傳其子丹朱，這是因為他認為不能損害天下人來使一人得利。他始終以大局為先，以公心為上，以百姓的利益為重。

　　《尚書·太甲下》言：“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意思是說，不論別人說的話是否迎合你的心愿，都要從是否符合道義的角度來考求。黨員干部對待公務要時時守住公心，事事出于公心，以大局為重，做到嚴以修身、嚴以律己，樹立良好家風，在工作中率先垂范，當好人民的勤務員。

　　克勤克儉 無怠無荒

　　貪欲是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的絆腳石。貪則辦事怠惰、不公，也勢必影響人民群眾的利益。《尚書》警示執政者務要戒除貪逸、貪名、貪利、貪酒、貪物、貪玩等惡習。

　　《尚書·大禹謨》中談道：“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不要違背正道來求得民眾的夸贊，也不要違背民眾來順從自己的私欲。前者說明為政者不要因為好名而做出違背正道的事情，后者強調不要放縱私欲，這樣會使百姓受損。

　　《尚書·五子之歌》記錄了“太康失邦”“后羿代夏”的故事。太康好游獵，久出不歸，民眾生怨。有窮國國王后羿便取代了他的政權。五個兄弟怨恨太康，追述大禹的訓誡而作歌。其中一首為：“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意思是，執政者如果在內迷于女色，在外迷戀游獵，沉湎于美酒、淫樂，追求高大的宮室、奢華的住所，這幾種情況但凡染上一種，沒有不亡國的。

　　在《尚書·伊訓》中，伊尹回顧了先王制定的綱紀，將三種惡劣風氣、十種劣行定為“三風十愆”，讓大家引以為戒：有膽敢經常在宮中觀賞舞蹈，在家中醉酒高歌的，叫做巫風；有膽敢貪圖財物、女色，經常游樂圍獵的，叫做淫風；有膽敢輕慢圣賢的言論，拒絕忠直的規勸，疏遠年老德高者，親近小人的，叫做亂風。這三種風氣、十種劣行如果沾染其中之一，國家就會陷入危險。

　　《尚書·旅獒》記錄了周武王滅商以后，開辟了通往西部周邊少數民族的道路。西方的旅國用當地名貴的獒犬前來進貢，但是正在做太保官職的召公覺得這個禮物不能收，于是作《旅獒》，提醒周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要時時處處以慎德為本，不要開啟玩弄奇巧異物的風氣。比起重視遠方的珍寶，重視賢能的人才，國家才能安定。一心一意把國家治理好，遠方的人們自然愿意歸附。

　　《尚書·酒誥》則記錄了殷商滅亡不久，文王之子康叔被封衛國時宣布戒酒誥詞的故事。康叔被封時，尚且年幼，周公擔心康叔飲酒腐化，就讓康叔在衛國宣布戒酒令，只有祭祀時方可飲酒。

　　除了警戒為政者不要縱欲，《尚書》還勸告為政者要時刻勤勉上進，不可懈怠，并以勤儉節約為美德。《尚書·無逸》寫道，周公在還政給周成王之際，提醒周成王不要貪圖安逸，要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疾苦。唯有不斷進行自我凈化，才能免于商朝被周取代的結果。

　　莫生貪惰意，休起荒怠心。領導干部應以身作則，克制過分的物質欲望，在生活上勤勉儉樸，在工作中勤于政務，不能怠慢和松懈，真正去了解民生，掌握真實情況，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辦事。唯有如此，才能永葆初心本色，永得人民擁護。

　　不矜不伐 日新己德

　　領導干部能夠始終保持謙虛的態度極為關鍵。《孝經》言：“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當身居一定職位時，唯有時刻保持謙虛、謹慎，才不會有傾覆的危險。

　　《尚書》中不乏教人謙虛的句子，在《尚書·大禹謨》中，舜帝囑咐大禹：“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這是在說，禹推善讓人，反而不失其能；有了成績不居功，反而他的功勞誰也無法否認。《尚書·說命中》說：“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當一個人自恃其功的時候，反而會在別人眼里喪失功績。

　　《尚書》亦用歷史證明了“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的盛衰之道。《尚書·大禹謨》記載，三苗部族殘害百姓，道德淪喪，舜帝曾經派大禹去征討三苗。三苗雖然暫時被武力震懾住了，但并沒有完全被征服。伯益建議說：“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至誠之心是可以感化人的，禹接受了這個建議，隨即撤回了軍隊，對三苗進行禮樂教化，后來，三苗終于主動前來歸順。可見，耀武揚威沒能使對方屈服。放棄武力，以德感懷反而使人心服口服。《尚書·湯誥》記述了商湯滅夏后放逐夏桀，認為自己有愧于古賢之德行，悔其過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商湯盛德，依然恪守常法。而商紂王目中無人，自以為天命所歸，雖有“億兆夷人”，終是“離心離德”，軍隊臨陣倒戈。

　　以史為鑒，黨員干部要時刻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在學習上不自滿，在生活中平等待人，遵規守紀，避免在取得成就后驕傲自滿，方能行穩致遠。

　　好生惡殺 刑期無刑

　　孔子曾說“仁者愛人”，希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親善友好，做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政者在制定政策時要發用仁愛之心，充分發揮以德感人、以德教化的作用，以人心向善、社會和平安定為導向，教化人們，而不是單純為了懲戒人們。

　　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孔子表示，審理訴訟案件，自己同別人也是一樣的，重要的是使訴訟的案件根本不發生，希望能夠以德化人。《尚書·大禹謨》中記載，“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使用刑罰是為了以后能夠不用刑罰，讓民眾合于中正之道。《尚書·呂刑》亦言，斷案需要公心，要以憐憫之心、謹慎之心判決案件，比起口才好卻巧言善辯之人，賢明良善之人才適宜斷案。

　　道德教化能防治禍患于前，領導干部當知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人們成為內心良善的好人，比對犯錯之人處以嚴厲懲戒更有長遠助益效果。

　　《尚書》呈現了虞、夏、商、周的興替盛衰狀況，其經史互參互證的文本特質展現了“德立則國治，德失則國危”的歷史規律。堯帝“允恭克讓”，國家興盛；太康貪圖玩樂，喪失政權；夏桀暴虐無道，商湯取代；商湯以仁愛立國，不拘一格任用出身卑賤的伊尹，國家興盛；伊尹勸扶太甲，使其改邪歸正；商高宗武丁重用能臣傅說，實現“武丁中興”；紂王荒淫無度，百姓離心離德，終又被周所取代；周公輔佑成王，東征平叛，勸王以德，天下安定。此類事件記載，體現了執政者立德修身與王朝興衰的面貌，突顯了修身立德、推行德政的重要性，值得黨員干部學習借鑒。（作者： 葛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