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第二屆北斗規模應用國際峰會上,工作人員介紹北斗技術在交通管理系統中的應用。 新華社記者 陳思汗 攝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時代,數字技術作為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力量,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深刻改變著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抓住數字化時代機遇,適應社會生產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變革,以數字化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數字化如何賦能社會治理?如何提升數字化條件下各級領導干部的治理能力?如何以數字治理加快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記者就此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院長李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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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始終是社會發展和治理變革的重要推動力,要順應數字時代的時與勢,把握數字化賦能社會治理的主要方面
記者:回顧人類社會發展歷程,科技創新始終是社會發展和治理變革的重要推動力。當今世界正處在波瀾壯闊的數字化進程中,這給社會治理帶來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李韜:數字技術開辟了人類社會的全新圖景,為人類文明發展創造了無限可能。當前,數字技術和應用正步入加速創新、代際躍遷、跨界融合的關鍵階段,已全面滲透到生產生活、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防軍事等各個領域,促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深刻變革。這給國家和社會治理帶來了難得機遇,同時也帶來了風險挑戰。
依托數字化技術和平臺賦能,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加便利化、透明化、普惠化的數字服務,開展更加精細化的治理,深刻改變著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在數字社會中,治理問題更加多變、更具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治理主體更加多元,利益訴求與利益格局更加復雜、分化;治理邏輯特別是方式方法、工具路徑更加多樣,對治理參與者的技術適應性與數字能力要求更高。同時,隨著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深入發展,一系列復雜的社會問題也相伴而生:隱私保護與數據安全問題,算法治理問題,壟斷、競爭與創新問題,不同地區和群體之間的數字平權問題,數字適應性問題等日益突出。
面對數字化帶來的巨大變革,我們需順應數字時代的時與勢,把握數字化賦能社會治理的主要方面,創新治理理念和方式,推動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化,不斷提升治理效能。
記者:數字化賦能社會治理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李韜:數字治理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概念,涵蓋了數字政府、數字經濟治理、數字社會治理、數字技術治理、數據治理等,既有“基于數字化的治理”,即運用數字化工具、手段、措施賦能現有治理體系,提升治理效能的過程;又有“對數字化的治理”,即針對數字世界涌現的各類復雜矛盾和問題的創新治理。談及數字化對社會治理的賦能,廣大黨員干部尤其需要關注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治理等概念。
數字政府強調的是以數字化方式重塑政府運行過程和服務模式,強調政務活動內容的數字化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全面貫徹網絡強國戰略,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服務,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加強數字政府建設是創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舉措,對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意義重大。
數字社會治理主要是指依托數字技術和數字平臺,實現多元主體協同參與對社會事務的治理。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強數字社會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數字社會治理是數字治理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數字治理中最能體現共建共治共享價值理念的治理。
具體而言,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應用,在重塑社會治理流程、提升治理效率、開辟公共服務新渠道、滿足個性化便利化服務需求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數字化為更加普惠、均等、共享的社會治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新助力。數字技術和平臺有助于有效提高社會治理效率、公共服務的普及性,促進包容性發展。一些傳統的服務業在互聯網平臺的支撐下,可以改變服務的提供方式,將優質公共服務下沉到偏遠地區,提升公共服務的便利化和均等化水平。如基于社會健康治理中的優質資源不均等、不均衡問題,依托數字化技術和平臺,通過遠程會診、遠程問診等方式,有助于增強優質醫療資源的覆蓋面。
數字化為多主體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新載體。依托數字化服務平臺,在政府主導下,平臺和企業、行業組織、網絡社群、公民個人等不同社會治理主體作為“節點”上線,不同治理主體能夠通過數字化方式統籌協調各類資源、共享各類社會服務。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平臺等數字化手段賦能,提高了治理過程中的信息透明度,使得社會服務各個環節透明公開,并向社會各主體開放意見反饋渠道、接受監督,契合了數字社會治理對外開放的服務理念,幫助解決不同治理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整體社會治理和服務效率。
數字化為社會治理的動態、協同、開放提供了新基礎。數據和信息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基礎。不同層級、部門之間要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共建共治的數據池有利于改變傳統的部門條塊化、分割化治理造成的“九龍治水”式治理困境,以及與之相隨的信息孤島問題。數字化平臺的動態性能夠充分釋放數據價值,形成動態治理模式,有助于改變傳統政府的靜態治理和反應滯后等問題。通過系統和數據打通,數據不停“跑腿”,極大縮減了社會服務流程,提高了治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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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以來,我國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建設數字社會,開啟經濟社會全面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社會治理變革
記者:進入新時代,在利用數字技術加強社會治理上,我們取得了怎樣的成果?
李韜:新時代以來,我國加快建設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從國家層面部署推動建設數字社會,開啟經濟社會全面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社會治理變革。
數字政府建設與治理取得積極進展。將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政府管理和服務,助力實現服務流程再造、提高政府服務效能,促使政府治理向更加科學、高效、透明、民主、包容、精細的方向發展。各級政府因地制宜創新治理實踐,浙江的“最多跑一次”,上海的“一網通辦”“一網統管”,北京的12345熱線“接訴即辦”等極大方便了各類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也為創新政府治理模式、構建新型政務服務和數字治理體系提供了實踐基礎。
數字社會治理取得明顯成效。依托數字技術和平臺面向百姓提供個性化服務、開展精細化治理,既包含了以每人每戶為中心的個性化數字化空間治理,也包含了覆蓋每分每秒的全天候數字化時序治理,更包含了虛實融合的多維度數字化活動治理,這些都深刻改變著傳統的社會治理。近年來,各級政府運用數字化手段創新公共服務供給,在智慧教育、智慧養老、智慧醫療、智慧社區等方面開展了積極探索,面向百姓提供個性化、精準化服務。同時,數據治理積極推進。相繼出臺數據安全法、《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等政策法規,明確提出國家建立數據分類分級保護制度,加強數據資源整合和安全保護,探索建立統一規范的數據管理制度,提高數據質量和規范性,近日國家數據局的正式揭牌,必將推動數據安全、數據治理進入新的階段。
記者:在不斷深化社會治理數字化的實踐中,我們仍存在哪些不足?還有哪些難點需要突破?
李韜: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當前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依然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亟待我們在實踐中解決突破。
一是數字治理思維相對滯后。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首先要解決治理主體的思維問題,然而在現實中,存在少數干部對數字化認識不到位,對數字技術與應用要么敬而遠之,要么缺乏敬畏。
二是數字治理能力不足、治理工具欠缺。面對數字化條件下復雜的經濟社會問題很不適應,沒有擺脫路徑依賴,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心有余而力不足,導致出現“一管即死,一放就亂”等現象。
同時還要看到,當前,對事關數字時代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大理論問題還缺乏系統的研究與梳理,對事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的治理之策還缺乏前瞻性戰略研究,對遇到的問題與挑戰有時還無法給出相對理性、客觀、管長遠的答案。
記者:“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要“建設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在您看來,在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方面,城市與鄉村側重點有哪些不同?
李韜:在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方面,城市與鄉村有一些共同的特質,如治理主體更加多元化、治理手段更加多樣化、治理效果更加精準化、治理過程更加透明化、治理流程更加科學化,等等。與此同時,城鄉數字治理側重點也有所差異。
在數字化主要應用場景方面,城市主要致力于實現智慧社區、智慧政務、智慧民生、智慧安防、智慧交通等全方位的智慧城市建設,以及推動各類公共服務應用場景的數字化改造,注重全面提高城市治理效能、提升居民生活質量。鄉村更加注重傳統鄉土社會向現代數字鄉村的轉型,包括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鄉村公共服務數字化、鄉村事務管理智慧化、智慧農業等方面。
在數字化治理模式方面,城市更注重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比如城市在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過程中,更注重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同治理,通過數字化平臺的建設,實現信息共享、資源整合和高效協作,提高城市治理的整體效能。鄉村在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過程中,更側重基層自治,即通過數字化手段,加強村民自治和社區治理,提高基層組織的治理能力和服務水平。
在數字化的技術與應用方面,城市在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過程中,更注重科技創新和前沿技術的應用。例如,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提高城市治理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水平。鄉村在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過程中,更注重數字技術的普及應用和推廣,提高農村居民的數字素養,推動數字技術在農村的廣泛應用,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
城市與鄉村在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方面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最終目標都是聚焦于推動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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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用數字化手段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科學決策、創新治理方式、豐富治理手段、提高治理效率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建立健全大數據輔助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的機制,推進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我國社會數字化治理體系的不斷完善、發展,給黨員干部的思維模式和工作方式帶來了怎樣的改變?黨員干部應從哪些方面提升能力本領?
李韜: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化的先導力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撐。沒有社會治理的數字化,就沒有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沒有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實現。
在數字技術全方位改變傳統社會運行邏輯的背景下,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監管方式方法遭到了沖擊,對黨員干部的思維、知識和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對變化,廣大黨員干部要進一步提升對數字化發展規律的把握能力、對網絡空間的治理能力、對數字經濟發展的駕馭能力、對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的保障能力等,更好地用數字化手段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科學決策、創新治理方式、豐富治理手段、提高治理效率。具體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要樹立數字思維。數字治理能力是一種綜合能力,廣大黨員干部首先應樹立數字治理思維,準確把握數字中國建設和數字治理的時代意義和科學內涵,以認知提升帶動實踐進步。要注重發揮智庫和專業研究機構作用,加強對數字化發展與治理豐富實踐的規律總結與科學分析,對事關數字時代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大理論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與梳理,對事關數字經濟、數字社會、數字政府的治理之策進行前瞻性戰略研究。
要強化數字社會治理過程的精細化、透明化、高效化、多元化。從實踐層面來看,數字治理應著重把握好幾個平衡,包括把握好政府主導與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平衡,把握好行政邏輯、市場邏輯、技術邏輯與價值邏輯的平衡,把握好垂直治理與水平治理、分散化治理與集約化治理的平衡等。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應用具有開放、透明、高效等特征,為把握好上述平衡提供了很好的數據和技術支撐。應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堅持安全與發展并重,規范管理與做好服務相統一,推動社會治理流程再造和模式優化,不斷以數字化助力社會治理的科學化、高效化。
要堅持技術賦能,充分發揮市場、行政、法律、技術等多樣化治理手段的作用。切實提高對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發展規律的把握,推動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與發展,以數字化發展推動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數字治理中面臨的很多問題和挑戰是與新技術、新應用、新業態相伴而生的,且這些問題具有復雜性、動態性、隱蔽性等特征,治理主體很難實現及時感知與預警。因此,應創新治理方式和手段,更好用數字化感知社會態勢、拓寬溝通渠道、助力科學決策。另外,還應充分發揮市場化手段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視文化、倫理的重要作用。
要把公眾福祉作為社會發展與治理的根本。寓治理于服務,充分發揮數字化平臺聚資源、促配置的作用,使得優質的民生保障和社會服務能夠更加可及。這一過程中,要努力提升微觀個體數字能力,在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中加大數字素養方面的培訓,尤其加強對特殊群體的數字化教育培訓,使得數字化發展成果能夠惠及每一個群體。通過數字化平臺和手段賦能,讓最偏遠的地區和低收入人口群體獲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提升公共服務的便利化和均等化水平,讓基層群眾在數字社會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報記者 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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