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關注 | 織密“三資”監督網

　　浙江省浦江縣紀委監委緊盯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等重點領域，統籌用好縣鄉監督力量，嚴肅懲治群眾身邊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圖為近日，該縣紀檢監察干部在前吳鄉馬橋村向農戶了解情況。洪小嵐 攝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不懈夯實農業基礎，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農村集體“三資”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物質基礎，也是廣大農民群眾關注的熱點焦點。規范“三資”管理，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義重大。

　　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在部署2024年主要工作時指出，深化鄉村振興領域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專項整治。當前，農村集體“三資”領域容易發生哪些腐敗和作風問題？紀檢監察機關應如何找短板、補漏洞，守護好村集體“家底子”“錢袋子”？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

　　村級小微工程點多面廣，一旦程序不規范、監管不到位，容易滋生“微腐敗”

　　從各地近年來查處的農村集體“三資”腐敗典型案例來看，違紀違法案件集中在違規發包、違規承攬等工程領域，違規挪用私分集體資金、私設“小金庫”等資金使用領域，以及林地、耕地、房屋出租等資產處置領域。

　　2023年9月，廣東省清遠市陽山縣紀委監委嚴肅查處了陽山縣陽城鎮通儒村黨總支部原書記、村委會原主任黎某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經查，黎某利用職務便利挪用村集體資金130萬元，幫助社會老板承接村級工程項目，非法收受30萬元和商品房一套。目前，黎某已被開除黨籍，該案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黎某案并非個例，這類案件頻發的背后，既有部分村干部自身紀法意識淡薄、存有僥幸心理的原因，也有‘三資’監管不到位的問題。”清遠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告訴記者。

　　浙江省杭州市臨平區紀委監委第三紀檢監察室主任沈嘉青介紹，從違紀違法主體來看，村級“一把手”、財務人員權力較為集中，是“三資”領域廉潔風險的高發主體。近年來，隨著財務制度規定日益完善，兩者單獨搞“暗箱操作”的空間越來越小，但村級“一把手”與村會計、出納的共同違紀違法比例逐漸升高，導致“窩串案”高發。“例如2022年查處的崇賢街道向陽村原黨委書記沈某某、向陽村原村委會主任沈某違紀違法案件，兩人在向陽村征遷過程中相互配合，通過套取征遷資金、收受征遷老板贊助、套取工程款等形式，違規設立400余萬元的‘小金庫’，用于開支、發放福利等。”

　　農村集體資源是農村發展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之一。然而，部分農村集體資源管理松散混亂，村干部違規決策、擅自處置，違規出讓甚至侵占搶占農村集體資源等問題時有發生。

　　王某，曾任山西省大同市陽高縣下深井鄉官莊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2019年，某公司欲在官莊村投資蔬菜大棚項目，需要租用該村土地。王某私下找到該公司負責人，答應將本應分給村民的油料地和拓荒地以每畝1.2萬元的價格出租給該公司，許諾租期可以延長到50年，并在沒有履行任何程序的情況下，自行測量土地面積84畝，草擬土地承包合同。獲得該公司100.8萬元現金后，王某沒有如實將租賃費存入村集體賬戶，而是涂改合同，將土地承包價格改為每畝5000元、總額42萬元，并制作36份村委會與村民的“土地流轉合同”，按照不同補償標準發放給村民58.9萬元，剩余41.9萬元據為己有。王某被開除黨籍，并因犯職務侵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三資’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落實不到位，是發生貪腐案件的重要因素。”大同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介紹，當前農村集體“三資”規模體量不斷增長，新情況新問題與日俱增，但部分地區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設相對滯后，導致少數村干部任性用權。

　　部分農村集體“三資”底數不清、數字不準、責任不明，成為“三資”管理中的風險隱患

　　“拖欠的24萬元租金已基本收回，現在不僅土地出租能增收，采摘園建起來還能促進村里的旅游發展……”近期，福建省三明市清流縣龍津鎮俞坊村依托采摘熱、親子游，迎來一批又一批游客，帶動村民增收。

　　此前，清流縣在對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專項巡察中發現，部分村存在“三資”底數不清、管理混亂、制度不完善等問題。如俞坊村有一塊48.79畝土地出租后因承租企業經營不善，長期收不回租金。

　　“經過深入調研，我們發現部分村干部化解村集體資產債權債務問題意愿不強烈、熱情不高、舉措不多，跟蹤管理力度不夠，導致一部分村級債權債務處于‘呆賬’狀態，村集體資產受損。”清流縣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告訴記者。

　　該鎮紀委針對相關村干部不作為、慢作為問題進行談話提醒，同時督促龍津鎮及俞坊村通過法律訴訟督促承租企業及時還款，組織人員對該地塊及其附屬設施等資產進行評估打包，予以對外推介續租。最終，由承租企業將原先承租的48.79畝地塊及其附屬設施轉包給返鄉青年經營采摘園，解決了租金拖欠問題。

　　農村資產資源交易過程的關鍵環節多，容易出現廉潔風險。“我們在監督檢查中發現，有的廠房、商鋪等集體經營性固定資產租賃合同一簽就是30年，而合同價只有市場價的一半甚至更低，并且未經社員大會討論決定，決策程序不規范，村干部嚴重失職失責，直接侵害群眾切身利益。”上海市松江區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負責同志告訴記者。

　　“‘三資’底數不清是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之一。”山東省膠州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告訴記者，盡管該市曾對農村集體“三資”組織過幾次清產核資，但是流于臺賬底數之外的資產資源仍然存在，主要集中在部分不規范、不合理合同未納入臺賬，部分資源性合同標的與實際數量不符，個別村莊資產登記不全，有的村莊未建立資產資源臺賬等。

　　該負責同志分析，“三資”清產核資是否徹底，最終取決于村干部的統計報送數據，而不同村莊面臨的情況各不相同。“有的村干部不愿觸及矛盾，故意隱瞞部分不合理合同、違規合同；有的村干部連任多年，對于一些存在問題的‘三資’項目擔心翻出舊賬、禍及己身，不敢統計進臺賬；有的村干部工作不認真、不細致，臺賬錄入不全。”

　　“群眾身邊的‘微腐敗’，群眾看得最真切、感受最深刻，嚴重影響黨的公信力，危害極大。必須深挖徹查，系統施治。”沈嘉青說。

　　以強化監督為手段，定期開展清產核資工作，提升農村集體“三資”管理實效

　　農村集體“三資”工作涉及面廣量大、業務性強，包含村級財務支配、賬面明細、資產收益、資源配置等諸多方面，而基層監督力量相對薄弱，能力不足、下沉不深、“高頻低效”等問題不同程度存在。

　　“農村集體‘三資’監督的重點、難點，關鍵在于如何打通監督‘最后一公里’。”江蘇省句容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趙祥說。

　　基層地方小、人頭熟，存在“熟人社會”監督難題。在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干部俞敏超看來，鎮（街道）紀工委事多人少，對于一些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發現不及時，對于一些“老資格”的村級“一把手”，還存在不敢管、不善管問題。而同級監督意愿不強、能力不足，甚至有些事項監督缺位。

　　目前一些地方村集體財務實行了“村財鄉管”制度，鄉鎮財政所不同程度存在重記賬、輕監管現象，更強調事后監管，對資產處置、資源發包、集體資產資源入股、清產核資、土地確權等工作缺少業務指導和職能監管，加之紀檢監察監督與行業監管聯動不足，導致監督抓早抓小、預防提醒作用發揮不足。

　　“抓牢行業主管很重要。”趙祥建議，應充分發揮村級民主監督、鎮級會計監督、市級審計監督作用，強化村務監督委員會人員選配與履責指導，真正起到“貼身監督”作用；抓實教育管理，提升基層財務人員“按規矩做事”意識；在狠抓內審制度規范執行的同時，在市級層面組建統一有權威性的審計組織，每年抽取部分鎮村開展提級審計，避免走形式以及護短遮丑等問題。

　　針對部分村集體資產資源清查不徹底、管理臺賬不完整等問題，杭州市蕭山區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認為，定期開展清產核資是加強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的基礎性工作。“要明確清產核資的內容，既要對賬內資金、資產進行清查核實，又要核查賬外的各種基礎設施和集體的自然資源。特別是對于一些長年得不到收回的土地、廠房應繳租金，要清查各村現有集體固定資產和應收款項。”

　　“此外，還可以探索數字賦能，用好線上監管，實現‘三資’管理實時查詢、陽光運行，一方面強化監督，另一方面也能提升村集體‘三資’事項的審批效率和合規性。”該負責同志說。

　　堅決懲治群眾身邊“蠅貪蟻腐”，織密制度之網，助力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強調，懲治“蠅貪蟻腐”，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各級紀委監委緊扣鄉村振興工作重點，緊盯農村集體“三資”管理，聚焦關鍵環節，推動監督下沉落地。

　　針對當前對于農村集體“三資”監管存在的上級部門“力不從心”，普通村民監管意愿不強、監管能力不足等問題，清遠市紀委監委指導各縣（市、區）紀委監委直插一線開展“政治體檢”，嚴查實糾資產交易不公開、集體決策“一言堂”、合同不規范等問題，壓緊壓實相關單位主體責任、監管責任，推動“三資”管理規范化透明化。2023年8月至12月，連州市紀委監委聚焦村級資金、資源、礦產方面潛在問題深挖細查，共發現問題110個、問題線索9條，涉及金額332萬余元。

　　破解“三資”管理薄弱環節，還要從制度上建強。近年來，杭州市陸續制定出臺《新時代規范村級組織運行二十條意見》《加強“一肩挑”后村干部監督管理的若干規定（試行）》《新時代加強村經濟合作社規范管理若干意見》等相關制度，強化鎮街黨工委對經濟合作社的統一領導和監管約束，實行經濟合作社“一把手”個人重大事項集中報告、履職情況區鎮“兩級評估”、重大決策事項前置審核把關等系列制度，同時探索解決“三資”監管中常見的“亂發包”問題。依照規定，凡涉及村（社）留用地項目開發、工程項目建設、資產資源評估承包轉讓等，必須經鎮街前置審核，明確經濟合作社限額以上集體資產資源交易必須進入農村產權交易平臺掛網競價。

　　“在此基礎上，我們在基層公權力大監督平臺建設村級工程‘一件事’模塊，圍繞立項、預算、招標、支付等全周期環節設置17個預警模型，以數字賦能開展精準監督。”杭州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介紹。

　　四川省成都市搭建“應進必進 陽光交易”農村“三資”數字交易平臺，在鎮（街道）依托縣（市、區）農村綜合服務機構，設立“應進必進、陽光交易”農村產權交易服務站564個，選定村信息聯絡員2211名、監督員1411名。同時在全市各縣（市、區）全面清查核實鎮（街道）、村（居）民委員會、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所持有和管理的資金、資產、資源，開展數據填報和系統錄入培訓，將相關數據錄入成都農交平臺，摸清“三資”底數，并對錄入清查核實系統的每一宗“三資”項目信息自動登記唯一編碼“終身賦碼”，實行“身份證”式管理，做到終身追查，防止產權滅失。

　　“截至目前，全市累計完成各類農村產權（基層產權）信息搜集錄入43085條，其中包括資金類項目2717條，資產類項目12373條，資源類項目20668條，其他類項目7327條。”成都市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告訴記者，接下來，將重點圍繞“應進必進、陽光交易”目標，健全完善“室組地”片區協作機制，整合涉及基層產權交易職能部門力量，進一步做深做實產權項目清理核實、公開公示，優化完善交易制度，助推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基層治理和鄉村振興高質量發展。（本報記者 李云舒 柴雅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