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主題展覽“文明之光——紅山·良渚與中華文明”在沈陽博物館開展。圖為觀眾正在參觀該主題展覽。 新華社記者 潘昱龍 攝
特邀嘉賓
王偉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黨組書記、院長
李國強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黨委常委
王學斌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中國史教研室主任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出“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是習近平總書記從賡續中華文明的高度、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戰略全局角度作出的莊嚴宣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條件,就必須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此,本報記者對相關專家學者進行了采訪。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關乎國本、國運。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思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個重大問題。”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時間節點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命題有何深意?
王偉光:2022年10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安陽考察時首次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強調“更深地學習理解中華文明,古為今用,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鑒”。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同年7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蘇州實地考察古城保護和文化傳承時指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同年10月7日至8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習近平文化思想,并傳達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新的文化使命”作出的“七個著力”實踐要求。這也標志著習近平文化思想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應運而生。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標識性概念,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沉穩應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和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新時代實踐中提出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不是什么別的社會文明,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是與物質形態的文明即物質文明,與觀念形態的文明即精神文明,辯證統一的社會文明,是經濟、政治、文化三位一體的社會文明,是制度文明與生態文明共同繁榮發展的社會文明,是與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人的全面發展相一致、相協調、相連接的新型社會文明形態。
李國強: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黨在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務,標定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方位,是我們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啟的偉大事業。任何偉大事業都需要偉大理論的指引,都必須有偉大的文明形態與之相匹配。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號令。這一號令歸結千古、指引未來,表明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之后,又致力于開創新的歷史奇跡,即文明繁榮昌盛的奇跡。它彰顯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華民族歷史的無限珍惜、對中華文化的禮敬傳承、對創造中華文明新輝煌的使命擔當。
王學斌:黨中央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命題高度重視,是經過慎重考量與深入研究才提出的,為立足新的歷史起點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指明了方向。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立足新的歷史起點即第二個一百年而提出的命題。準確把握“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至少要從三個層次來著眼。首先,這是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的重要部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因此,建設真正高度發達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才能夠為偉大復興固本鑄魂。其次,這是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深厚文明底蘊的重要舉措。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須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果沒有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沒有增強文化自信,就沒有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只有通過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彼此在同一歷史創造中方可相互成就,臻于完善。再次,這是繼文化強國建設如期完成后的更高目標。2035年文化強國基本完成之后,為了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乃至更高目標,勢必要在文化層面預先設置更為高遠的戰略,黨中央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提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命題,可謂立足長遠,謀劃深邃。
記者: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文化,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如何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當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
李國強:文化自信來自文化主體性,只有精神上獨立自主,一個民族才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中華民族就有了精神上的獨立自主,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有了堅實基礎,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
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是百余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根本上是通過“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建立起來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的關鍵在于“兩個結合”,“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實現理論創新、鑄就思想輝煌的歷史。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文化主體性的最有力體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最重大的理論價值,在于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偉大結合。習近平文化思想不但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且推動中華文化實現新的偉大飛躍。
王學斌:任何文化要在紛繁復雜的時代變遷中立得住、行得遠,必須要具備穩固而強大的文化主體性,環顧古今中西概莫能外。須知,主體性是某個主體相對于客體才會內生的一種意識。文化的主體是人,中華民族自然是中華文化的主體,中華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文化表征,是中華文化在同外來文化交往交流中得以界定自身、規定對話路徑的文化立場與態度。
經過百余年的探索與積累,中國共產黨提煉出新民主主義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精神文明建設、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諸多至關重要的原創性理論,且在新時代十年的偉大文化實踐中趨于深化與成熟。比如文化自信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脈,具有無比的厚度;以中國悠久漫長的歷史為軸線,具有空前的廣度;以五千多年不曾斷裂的文明為載體,具有獨特的高度;以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人的持續理論創新為靈魂,具有可貴的深度;以無數中國人民的現實生產生活為依托,具有真實的溫度。所以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對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確提出“七個著力”的要求。在文化傳承發展方面,強調要“著力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何才能賡續中華文脈?
王學斌:何謂文脈?廣義來講,是指一種文明在特定空間與一定時間中孕育而生、綿延不絕的歷史與文化范疇。中華文脈,簡言之即是中華文明起源與演進的脈絡,豐富多樣的各類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文脈的載體,涵括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傳承在無數工匠大師身上的技藝等。諸多遺產保留著彌足珍貴的中華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的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的標志性象征,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文脈如此關鍵,當如何賡續傳承?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永續傳承的戰略高度,給出了行之有效的答案: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曲阜考察時就指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之后,在多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考察中、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都著重強調要對中華傳統美德、中華文化、中華文明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王偉光:中華文脈肇始于中華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創造、傳承的全部文化的總稱,是一個中性的集合概念。這其中既有優秀、精華的部分,也有落后、糟粕、腐朽的部分。我們所說的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一定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要求做到“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鑒別”是“揚棄”的前提。只有鑒別清楚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先進與落后,才能明確“揚”與“棄”的具體內容,繼承“揚”的內容,批判“棄”的要素,從“精華”和“先進”之中汲取有益的養分。鑒別的原則就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鑒別的過程也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運用馬克思主義“鑒別”中華傳統文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入結合的前提,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自覺的重要標志。
記者: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兩個結合”有何內在關系?“第二個結合”有何特定內涵,又何以可能?
王學斌:“第一個結合”包含著向“第二個結合”發展的邏輯前提,從“第一個結合”進展到“第二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不斷結合的必然結果。可以說,“第一個結合”是“第二個結合”的思想前提和實踐基礎。“第二個結合”是“第一個結合”的歷史延伸和文明拓展。“兩個結合”是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
進入新時代,隨著國內外形勢與任務的改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然要求進一步與文明或文化更深入地結合。與之相應,與文化或文明相結合,也必然意味著與文化或文明的表現和結果相結合。換言之,在“第二個結合”中必然包含著對“第一個結合”的要求。即意味著“第一個結合”中的實際是“自在”的實際,那么“第二個結合”里的文化或文明則是對實際的“自覺”。故而“第二個結合”在新的時代語境中,為“第一個結合”延伸了歷史的規模,拓展了文明的縱深。
李國強:“兩個結合”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統一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長期實踐中。我們黨百余年的歷程表明,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本身也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首次系統、全面地闡述了“第二個結合”,特別是把蘊含于“第一個結合”中的中國歷史傳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練出來、彰顯出來,形成“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論斷。“第二個結合”的重要論斷,進一步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的問題,科學闡明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根本指導思想的歷史邏輯和文化根源;進一步深刻揭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同樣是我們黨取得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成功的最寶貴經驗、最根本原因,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
正是因為堅持“兩個結合”,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我們黨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飛躍,找到了適合中國國情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發出的最清晰、最響亮的時代強音。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對人類文明最大的禮敬就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我們要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本報記者 慕振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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