錨定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圖為8月14日，在浙江省金華市金東區曹宅鎮的一家公司數字化車間內，工人在流水線上生產出口的園林機械。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緊緊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題，擘畫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戰略舉措，著力抓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謀劃改革。其中，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內容，必須更好發揮牽引作用。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我們需要客觀、理性分析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聚焦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深刻理解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改革舉措制定的底層邏輯，著力實施關鍵性改革舉措。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和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特征決定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以及高質量發展過程中需要著力解決的關鍵問題。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是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不斷提高。我國正在經歷從高速增長（資本和勞動力等要素驅動）向高質量發展（全要素生產率驅動）的發展模式轉型。全世界在最近二三十年時間中都面臨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不足的挑戰。以美國為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后，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只維持在1%以內，最近幾年甚至降至0.4%、0.5%，對應著1.5-2%年均經濟增速。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工業化國家同期也都面臨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不足的挑戰。

　　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一直保持在4%以上。分析顯示，1979年至2022年，我國GDP增速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之間的關聯系數高達81％，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解釋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后，由于中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從過往的4%下降至1.2-1.8%這一區間。一般而言，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占到經濟增速的40%左右（余下的60%由勞動力增速和投資增速構成），而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國需要保持GDP增速達到5％左右，這就要求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需要提升到2%以上。因此，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后，保持全要素生產率較高增速是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邏輯和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

　　新質生產力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重要來源

　　從理論上來講，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來源主要有兩個：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工業化進程結束之后，如何保持相對高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亟待破題的全球性挑戰。當前，在中國式現代化指引下，我國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方面尚有很大空間，這也是我國經濟充滿韌性和潛力，經濟形勢長期向好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國經濟的“再工業化”，即“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通過5G/6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驅動產業的變革，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第二，“新基建”投資——圍繞著再工業化的新基建投資將極大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第三，大國工業。我國已經建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制造業的GDP占比達到27%，遠遠超過美國的10.7%。將經濟發展重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將為全要素生產率保持增速帶來新的動能。第四，改革開放和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間。第五，碳中和目標的實現。碳中和不僅僅是單純的能源革命，而是一場比能源革命更深刻、更徹底的經濟社會的系統變革。分析顯示，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的投資將近300萬億元，相當于未來三十年每年投資7-8%的GDP，這將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提高提供巨大空間。

　　基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意義，當面臨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滑的挑戰時，黨中央提出了系統的應對方略——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通過技術的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所形成的當代先進生產力，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通過新質生產力形成新的發展動能，解決經濟社會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實現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一個V型反彈，是中國式現代化對基于工業文明的西方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一個重大超越。

　　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

　　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中國“政府+市場”的增長范式在釋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能方面具有獨特優勢。通過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保持投資強度甚至適當超前投資，引導資源配置在那些社會回報大于資本回報的領域，有助于形成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新的節點行業、解決那些長期桎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問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個核心問題，強調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在深化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同時，堅持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

　　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須“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健全傳統產業優化升級體制機制，完善戰略性產業發展政策和治理體系，建立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一方面，明確重點支持的節點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創新、專精特新、高端制造、人工智能與量子計算、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生命科學等領域；另一方面，明確新質生產力同樣也來源于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同樣能夠將先進生產要素配置到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服務消費等傳統產業，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推動這些領域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的提高。

　　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須大力發揮科技創新的核心驅動作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大創新投入，不僅需要增加研發強度，而且更加需要優化研發結構，大力提升基礎研究的研發費用占比。分析顯示，過去三十年，中國的研發強度（研發費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產率之間有高達90%以上的相關性，因此，提升研發強度的意義重大。2023年，中國研發強度達到2.64%。然而，我國的研發強度和同期美國3.45%、日本3.26%、德國3.14%的水平相比還有一定差距，我國有必要在未來五年將研發強度提升到3%的水平。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和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過去十多年，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在不斷提升，全社會基礎研究投入從2012年的499億元提升到2023年的2212億元。然而，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為6.65%，仍遠低于主要經濟體12-23%的水平。對此，“十四五”規劃中，已經把到2025年將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作為政策目標。如果我國能夠繼續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把基礎研究的研發占比在未來提升至15%左右，必將為推進我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位置提供有力支撐。

　　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必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意味著今后在宏觀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金融政策等領域將進一步協調優化。從貨幣政策上看，必須進一步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把握好金融資源存量和增量的關系，促進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財政政策來看，我國未來一段時間需要加大財政政策力度。財政政策具有直達性等諸多優勢，在價格信號不夠有效的情況下，增加財政政策的力度和直達性，將對提振經濟產生顯著效果。其一，進一步加大國債特別是超長期限國債的發行力度。相比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債發行規模，我國國債發行還有較大增長空間。其二，財政政策應該更多向最終的需求端和消費端傾斜。例如，將國債發行所獲資金用于教育、科技、人才等領域；通過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增加其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加大對中小企業群體的支持力度，包括減免稅費等措施。

　　（作者 劉俏 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