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韻甘肅】鐫刻在麥積山石碑上的歷史印記

　　原標題：【古韻甘肅】

　　鐫刻在麥積山石碑上的歷史印記

麥積山全景

麥積山開除常住地糧碑

瑞應寺全景（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張萍 馬千

　　在延綿的秦嶺山脈最西端，矗立著一座與敦煌、云岡、龍門齊名的中國著名石窟寺、首批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世界文化遺產地之一的天水麥積山石窟。以精美的塑像聞名于世，被人們譽為“東方雕塑陳列館”。在歷史時空中，麥積山還隱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現藏于麥積山東崖入口處（現編168窟）《麥積山開除常住地糧碑》，為明崇禎十五年（1642年）所立。通高121厘米，寬70厘米，厚22厘米。碑首方形，正中豎列陰刻雙鉤篆書“大明”二字。碑面左右線刻二方連續草葉紋圖案。姚隆遠撰書。首行刻碑題。碑文楷書十八行，滿行三十字，保存完好，字跡清晰。

　　此碑文講述了隱藏在麥積山眾多不為人知的故事，寺田的紛爭、開鑿年代、佛教的興起及其優美的環境和人文精神等。

　　碑文記載

　　歷史上麥積山瑞應寺的寺田糾紛不斷。碑文：“舊（舊）設常住田三百二十畝，皆脊薄山崗，隂(陰)寒陡磵，春回暑際，霜落秋前，所出不過（過）燕麥小蕎等，寥寥山僧，多拾野菜資生”，記載舊時有常住田（就是官府賜給寺院僧人用于僧人生活和維護寺院正常收支的田地，不能變賣或作其他用途）三百畝，但土地貧瘠，多產燕麥小蕎等作物。由于麥積山地處秦嶺西端的北麓，屬第三季紅砂巖，特有的丹霞地貌和茂密的植被，形成別具一格的自然景觀。周邊土地貧瘠，加之地氣陰冷，不利于耕田農作。僅種的種類有燕麥和小蕎等，產量低，只能是廣種薄收。衰敗的寺院經濟不能供給更多的寺僧。加之兵荒重困，寺僧無法正常生活，萬般無奈之下，眾僧也逃走過半，致使“法堂前，草深一丈”，僅存僧人只能以野菜充饑。

　　據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寶鑒大禪師石塔銘載：“……第五代主持能信□（建）□（立）……”可知，寺僧能信是麥積山繼寂空大禪師之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前后麥積山第五代住持，也是一位高僧，從嘉靖年間開始一直到崇禎十五年健在，在麥積山修行，主持修建寶鑒大禪師和寂空大禪師石塔，記錄寶鑒大禪師于嘉靖六年（1527年）修建古橋（棧道），發愿心鑿洞窟的事情，為麥積山瑞應寺的佛事活動和寺院經濟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另有麥積山瑞應寺天王殿墻壁面嵌宋《四川制置使司給公田據碑》載：“……（寺）田土開禧兵火以后并皆荒蕪□□□□□□□□□前所收租利盡資非用乞據沒入官理作屯田耕種以用贍軍……”。宋代麥積山所秦屬州（天水古稱秦州）屬陜西路，是當時軍事要沖，為宋金交戰的前沿陣地，麥積山瑞應寺遠在秦州東南山林間，與川陜相通。秦州為金國所侵，原有一切被戰爭破壞，為能持久抵抗金兵，宋軍在湫池一帶屯田供養軍隊。瑞應寺田產因戰爭已失去大半，所余田產又被強征作屯田供養軍隊，寺中贍養僧眾已成問題，后經瑞應寺住持賜紫明覺大師重遇和勝仙寺僧智演十多年反復申訴，呈請發還，后由四川制置使司準判歸還，并出以《給田公據》。后巡道范學顏（明代萬泉縣舉人，時任隴右道巡察秦州政治、司法等）征寇駐寺時，看到寺院蕭條敗落的景象，向寺僧問及寺院香火之事，能信哭泣道來緣由，范老公憤慨“寺田幾何追呼不免，此地方官之羞也”。立即免去常住糧。地方值州守毛鳳冠也樂意促成此事，即刻開除詳文，告知鄉里，不得混催比繳，立碑為據。

　　直至刊于寺院大殿前廊山墻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立《麥積山瑞應寺常住香火田地四至碑記》載：“……東至天池坪高嶺為界南至老□（庵）大梁為界西至廟（廟）溝（溝）梁為界北至前灣石堡為界……”，劃定了寺院田地的范圍。此碑是麥積山寺田唯一個有明確劃分寺田的碑記，為今后寺田經濟有了可靠的保障和依據，避免了寺田的紛爭。

　　開鑿年代

　　碑文還記述：“麥積山為秦地林泉之冠，其古寺系歷代敕建者，有碑碣可考，自姚秦至今一千三百余年香火不絕……”。由此可見，麥積山始建于姚秦時期（公元384年-417年），僅次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的敦煌莫高窟。秦國之皇帝姓苻，名堅，稱為“苻秦”，也稱“前秦”；苻堅淝水兵敗后，關中空虛，原降于前秦的古羌軍閥姚萇在渭北叛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自稱萬年秦王，史稱“后秦”。由于是羌族姚萇所建立政權，所以也稱“姚秦”。十六國始稱“后秦”，以別于前秦和西秦，姚秦為后秦，稱苻堅的秦為前秦。

　　秦朝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后建立，前秦、后秦、西秦都建立于十六國時期。前秦和后秦建立于秦的發源地，所以選擇以秦為國號。西秦是隴西鮮卑族（一說屬匈奴）首領乞伏國仁所建，《十六國春秋》始用西秦之稱，是前秦的附屬勢力，被后秦所滅。前秦與后秦之間相隔40多年，之所以稱秦，只是因為他們的政權盤踞在三秦之地，因此借用了秦的名稱建國，后世襲用之。

　　苻堅、姚萇、姚興均推崇佛法，除自身信仰的原因外，更大的原因是有龐大數量的直接或者間接的信眾。如果能夠很好地控制和利用這些條件，對一個政權的穩定和發展將是很有利的。當時鳩摩羅什是一代佛法大師，在涼州之時，盛名已經遠揚中原，苻堅曾數次問其名。羅什在長安翻譯佛經之時，門下集結了八百余名僧人。據《高僧傳·鳩摩羅什傳》記載，當時的大臣“屢請什于長安大寺講說新經……于時四方義士，萬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咸仰”。

　　前秦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苻堅遣呂光攻伐焉耆，出征前苻堅對呂光說，“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嫻陰陽，為后學之宗，朕甚思之。若克龜茲，即馳驛送之”。繼滅龜茲后，羅什至涼州。苻堅對當世的高僧幾乎無不禮遇，將他們招到前秦的國都長安來，虔心供養、厚待尊崇，廣修廟宇，支持譯經，弘揚佛法。三年后姚萇殺苻堅，滅前秦，呂光割據涼州，鳩摩羅什隨呂光滯留涼州達十六七年。建初七年（公元393年）姚萇卒，太子姚興繼位，姚興、姚萇均推崇佛教。姚興為了將鳩摩羅什據為己有，不惜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興兵攻打涼州。經過一番惡戰之后，弘始七年（公元405年），姚興親迎羅什入長安，以國師禮待，并在長安開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座由國家出資修建的專業譯經場所——逍遙園和大寺，作為譯經、講法的場地，《晉書·姚興載》：“起浮屠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記）”。并配備三千名助手，時人稱“三千德僧同止一處，共受姚秦天王供養”。姚興前往逍遙園與長安眾僧徒一起聽羅什演說佛經，陪同羅什與八百多僧人共同校勘。在姚興的倡導下，王公大臣紛紛附會崇佛，從外地趕來長安聽講的僧人多達五千之多，開創了中國文化史上佛教傳播的空前盛況。

　　佛教興起

　　鳩摩羅什是中國佛教史中一位著名僧人、佛學家、哲學家、漢語言學家，東晉時期后秦高僧。其父鳩摩羅炎出身天竺望族，后至龜茲，之后十余年間，羅什悉心從事譯經和說法活動。據《出三藏記集》載，鳩摩羅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期間，譯出經論35部，294卷。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妙法蓮華經》《金剛經》《維摩經》《阿彌陀經》《首楞嚴三昧經》等。鳩摩羅什所譯經典極為廣泛，重點在般若系的大乘經典和龍樹、提婆一系的中觀派論書，內容信實，文字流暢，有些經典后世雖有新譯，仍難以被取代，其經文幾乎家有一本。其譯本流傳1600多年而不衰，家喻戶曉，在中國譯經和佛教傳播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姚興崇佛，又有鳩摩羅什協助，于是一時間四方高僧，或者被迎請，或者仰慕鳩摩羅什的聲名，紛紛來到長安，關中地區的佛教達到鼎盛。由于前秦、后秦兩代君主的大力提倡，逐漸改變了魏晉以來佛教信仰人數、階層、民族的局限。

　　姚興在位期間，內修政事、納賢聚士，還崇尚儒學，后秦很快達到鼎盛高峰。當時北方戰亂不斷，人們生活在痛苦和恐懼之中，老百姓需要一種精神寄托；作為少數民族統治者，姚興希望利用屬于外來宗教的佛教教理的戒惡修善、六道輪回來安撫各族百姓，并借由來支持其政權。于是，這個承認眾生平等，并且許諾給人們一個更幸福來世的宗教，很快就被帝王和老百姓普遍接受了。就是在這樣一個對佛教極度熱衷的皇帝的主持下，距長安不遠的麥積山石窟佛像也歷經多年，終于建成。佛教的信眾們紛至沓來，瞻仰心目中的佛陀，在心靈上受到感動震撼之后，信仰上也有了皈依的實體，成為歷代佛教活動的場所。宋代祝穆在《方輿勝覽》中就有記載：“麥積山，后秦姚興鑿山而修，千崖萬像，轉崖為閣，乃秦州勝景。”

　　麥積山開除常住地糧碑文“姚秦至今一千三百余年香火不絕”，可見姚秦時期，麥積山已經有佛教活動。又據《高僧傳》記載，在十六國時期，麥積山已有大規模的佛事活動，名僧玄高“仗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余人”。這些歷史文獻反映出，位于偏遠山區且環境幽雅的麥積山，是一個修身養性、靜心修煉的絕佳之地。因此從十六國后秦開始，在麥積山懸崖峭壁之上，就有開窟造像，隨著佛教的不斷發展與興盛，到北朝時期達到了頂峰，延續到明清。麥積山石窟保留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不同時期洞窟221個，各種精美造像10632余身。但麥積山地處隴山林區，多雨潮濕，晝夜溫差大，導致洞窟內壁畫大面積脫落，僅存壁畫千余平方米，能反映麥積山石窟洞窟內容及修造佛像的文字題記因為壁畫脫落也所剩無幾，給麥積山石窟的分期斷代及洞窟內容的辨識，帶來了極大的影響。由此碑所載，從明至今麥積山就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為麥積山石窟開窟造像提供了可靠依據。

　　麥積勝景

　　另碑文記：“……林壑幽峭，松檜隂（蔭）森，有瀑布瀉（瀉）出蒼崖之間，天然奇景也……”。又：“麥積屢∕產靈（靈）芝，聖（圣）燈（燈）貝光炤（照）耀林谷，洵一方名勝（勝），可輿五嶽（岳）竸（竟）高矣”。碑文描寫了麥積山森林茂密，山崖陡峭險峻，有瀑布從其間飛出，一幅天然的奇景勝地。麥積山石窟地處小隴山林區，周圍群山環抱，山勢森林覆蓋面大，約占70%，年降雨量為800-1000毫升，豐富的降雨為植被提供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奇山勝景天然而成。唐朝詩人杜甫、李師中等文人墨客聚集麥積山揮墨題詠，他們筆下的麥積山是圣燈照耀、龍蘭出沒、盛產靈芝，可與五岳相媲美的名勝之地。

　　麥積山不僅山峰高聳、景色秀麗，還盛產靈芝。據《四川制置使給公田據碑》載：“……圣朝大觀元年，於絕頂阿育王塔傍地產靈芝草三十八本，丞□□（昨）同申州帥坐／□山圖進產芝，蒙恩改瑞應寺”。另秦州雄武軍隴城縣第六保瑞應寺再葬佛舍利碑載：“崇寧／□□□頂產靈芝三十八本”。足見麥積山不僅是一個佛教圣地，而且山川秀麗，還是一個神奇靈山和風水寶地。

　　人文精神

　　明中期以后，禮佛飯僧，談禪說佛也是士紳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正如著名歷史學者陳垣先生所言：“萬歷以后，禪風寢盛，士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欲與士夫結納。”這種社會風尚在秦州也不例外，麥積山作為當地最著名的山水名勝，受到眾多在秦州做官或巡訪此地官員的青睞，明中葉以來，前往麥積山參觀游歷，訪幽尋古的官員明顯增多。麥積山寺僧能信也接待了來自各地的名宦巨卿，文人墨客馮惟訥、甘茹、胡安等，與他們談論佛理、弘揚佛法，并即興賦詩數首，生動描繪麥積山石窟的險、峻、雄、奇，使之成為麥積山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

　　目前麥積山東崖壁面上還保留有數塊明代嘉靖年間刻的詩碑，詩文多為五言詩，內容以謳歌麥積山優美自然風光，贊頌石窟寺燦爛、悠久的歷史文化，驚嘆窟龕棧道的鬼斧神工，體會作者參禪悟道中的百味人生等為主。多數碑刻石材選料精細、質量上乘，碑面布局嚴謹、整齊協調，書法行草兼備、流暢灑脫，刀功沉穩峻厲、線條流暢，充分體現出明代碑刻藝術的造詣和水平，是研究和了解明代秦州石刻藝術的珍貴實物資料。這些詩文出自馮惟訥、甘茹、胡安等。

　　馮惟訥（嘉靖六年曾任甘肅平涼知縣，官至貴州按察司副使）字汝言，號少州。明嘉靖戊戌年（1538年）進士，嘉靖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前后分巡隴右道，駐秦州，位至光祿正卿。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時任秦州知州馮惟納游麥積山時，題詠“游麥積山四首”并刻于東崖山崖。當時麥積山瑞應寺建筑具有一定規模，佛事活動比較昌盛。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仲秋，任分巡隴右道僉事蜀都甘茹陪同巡按陜西御史三晉韓君恩與邊備副使金陵張祥巡游麥積山，并于麥積山第5窟留題記。

　　甘茹，字征甫，號泰谿，四川富陽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三甲第二十名進士授知縣，吏部郎中，官至山東副使。好文學，善書法，著作居多，世間多珍藏。嘉靖四十二年前后任分巡隴右道僉事，嘉靖十六年（1537年）舉人，嘉靖十三年（1534年）進士，浙江余姚人。胡安，曾授南京刑部主事，歷任廣西按察使、陜西西苑馬寺正卿，陜西左參政同游名勝古跡。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夏天，時任御史、累遷山東按察副使甘茹又和詩人苑馬寺卿胡安重游麥積山，他們參佛朝圣、登高望遠、心曠神怡，詩興大發，相互賦詩唱和，甘茹賦詩六首，另有《小洞天》詩并序一篇。胡安也是一位學者，賦詩六首和之，并刻石碑一方刊于東崖門口崖壁之上。胡安是比甘茹早一科的進士，從他寫的《游麥積次泰谿甘公韻》六首來看，兩人之間關系密切，這組詩應是胡安前往秦州看望甘茹時，二人在游覽麥積山石窟時合賦而成，其中一首詩中寫道“蜂房成戶牖，斗絕復孤懸。頗勝樓觀日，還期劍倚天。含恨非夙約，坐石亦前緣。無異匡廬上，晴峰散紫煙。”對麥積山鬼斧神工的窟龕棧道大加贊嘆。

　　甘茹還榜書“小有洞天”四個大字，鐫刻在麥積山石窟上七佛閣（散花樓）通往牛兒堂之間的石隧道上方，“小有洞”因此而得名。洞雖小，鉆過去之后，進入西崖，俯視連綿不斷的山巒，盡收眼底、豁然開朗，氣象萬千，別有一番天地，“小有洞天”寓意非凡。是年，馮惟訥與甘茹又重刻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并序》。

　　由此可見，碑刻不僅記載麥積山開窟造像的年代，同時也反映出在明代士人視野中，它既是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適宜參禪悟佛，又是休憩和欣賞自然風景的絕佳去處，成為古代秦州一處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

　　（作者單位：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