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南宋12字石碑窺古代交規(guī)
古代也有交通法規(guī),這你知道嗎?
在天水市清水縣的趙充國陵園碑林,有一塊南宋時期的“儀制令”碑,該碑是目前甘肅省境內發(fā)現的唯一的宋代交通法規(guī)碑。它的正文只有簡簡單單十二個字,卻似乎說盡了古代交通規(guī)則的真意。
“交通”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易經》,里面就有“天地交而萬物通”的說法。眾所周知,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目前的交通規(guī)則許多都沿用了古代社會制定的交通禮儀,這回我們就一起去清水縣,看一看這塊石碑的真容。
“儀制令”我省發(fā)現唯一宋代交規(guī)石碑
這塊“儀制令”碑在眾多高大的石碑中顯得很矮小,它高約89厘米,寬約67厘米,厚約10厘米,碑體是白石質材,石碑上正文十二字清晰可見: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同類型的石碑除了咱們這一塊之外,陜西省略陽、福建松溪縣、江蘇盱眙、河北邢臺等地也有發(fā)現。
雖然《儀制令》碑誕生于宋代,但并不代表其中的條文也是誕生于宋代。比如排在第一條的“賤避貴”,其實早在秦漢年間就已經在實行了。《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在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治馳道”。馳道非常寬,左右五十步,相當于今天的69米。也有考古工作者在咸陽發(fā)現過漢代的道路,左右寬約50米,所以秦始皇的馳道之寬可能并不是空穴來風。
重要的是,馳道只是皇帝的專屬,而不能給其他人使用——除非有皇帝的特殊命令。到了漢代,除了皇帝,其他人也不能隨意進入馳道行駛,只能走馳道兩旁。如果不遵守命令,則“沒入其車馬”。
當然有了皇帝的恩準,也有例外,漢武帝的乳母就沾了這樣的光。《史記·滑稽列傳》中說漢武帝非常孝順自己的乳母,對她的話是“乳母所言,未嘗不聽”,他就曾破例讓這位老人家“乘車行馳道中”。
“賤避貴”在馳道上的充分體現
皇帝的乳母可以走,但貴為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未必敢走,《漢書·成帝紀》記載了漢成帝的一件軼事:
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云。
漢成帝做太子時,雖然有急詔,但仍然不敢走馳道。不過,也正因為遵守這條規(guī)則,他才得到了信任。
而在三國時期,有志于大位的曹植卻沒有遵守這條規(guī)定,在大聰明楊修的慫恿下,“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最終,曹植雖然沒被殺,但掌管司馬門的公車令卻因此遭無妄之災,被曹操殺了頭。從那以后,曹植在曹操那里的恩寵也越來越少了。
最終,看著木訥忠厚的曹丕成了魏文帝,而才高八斗的曹植卻抑郁終生。
“馳道”的這幾個事例,說明秦漢時期就有尊貴之人道路優(yōu)先或者專屬的原則。
在漢代,還有兩首樂府詩,也可以窺見當時“賤避貴”的規(guī)則。一首是《相逢行》,它的前兩句是: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另外一首是《長安有狹斜行》,它的前兩句是: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
狹路相逢,誰先通過馬路?所以就有了“夾轂問君家”這一場面。為什么要“問君家”?因為要看一看,到底誰更尊貴,知道了答案,就知道誰應該在狹窄的道路上給誰讓路了。
這不就是“賤避貴”么?
也有所體現尊老愛幼
其實還可以舉出更早的事例,在《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國的藺相如因“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按照兩人的官位,藺相如比廉頗尊貴,所以在道路上相遇應該是廉頗避讓藺相如。但實際情況卻是“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
藺相如這一做法是為大局著想,但他的門客卻記得“賤避貴”的規(guī)則,抱怨道:“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相乎!”他們都因為藺相如避讓了廉頗而感到羞恥。
到唐代和宋代,“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這四條交通規(guī)則就已經是普遍規(guī)則了。《大唐開元禮·雜制》就明確規(guī)定“凡行路巷街,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去避來”,和宋代“儀制令”的規(guī)定沒什么兩樣。在唐時還有規(guī)定:“城門入由左,出由右”,即道路“靠右通行”,沒有出現在“儀制令”里,是因為它已經成為人們潛意識中遵守的習慣,沒有特別提出的需要。
“儀制令”的內容,除了“賤避貴”外,其他三條規(guī)定也很有深意。
“少避長”指年輕人要給老年人讓路,表示自己的尊敬;“輕避重”指負擔少的人要給負擔多的人讓路,避免影響道路順暢;“去避來”指主人應該給客人讓路,客人畢竟遠道而來,主人應該發(fā)揚友愛精神,給客人以方便。可見,“儀制令”的要求不僅反映了禮讓的必要性,還有尊老愛幼、為他人著想的美德。
奔流新聞·蘭州晨報記者 劉小雷
- 2015-03-10天水清水縣出土清代旌表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