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古籍里的中華優秀文化活起來用起來
□本報記者 章紅雨 孫海悅
2019年9月,點校本“二十四史”國慶七十周年紀念珍藏版入藏國家圖書館,這是新中國古籍出版界服務文史學界、嘉惠億萬讀者的又一善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新時代呼喚古籍出版人繼承優良傳統,做出無愧于前人的嶄新事業,首先要讓數千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活起來、用起來。
“這是收獲豐厚的青春,這是無怨無悔的青春”
作為重要的文化基礎建設工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蘊含著幾代學人和出版人的希望與夢想。
2007年5月,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會議召開,確定北京大學歷史系為《遼史》修訂承擔單位,由劉浦江教授主持并擔任修訂工程修纂委員。到2014年7月,修訂工程持續了7年。因病辭世而未能見到《遼史》修訂本面世的劉浦江教授在2013年6月寫給學生們的信中說:“這是收獲豐厚的青春,這是無怨無悔的青春!”劉浦江教授付出青春,并傾注生命最終成就了《遼史》。
讓無數學者和讀者欣慰的是,被譽為“國史”的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目前已經出版《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魏書》《南齊書》《宋書》《隋書》等8種。
與此同時,清華大學的古文獻整理工作也在緊鑼密鼓進行之中。作為繼郭店簡、上博簡之后又一批珍貴的戰國書籍,清華簡的特點是數量大,且內容具有唯一性,對中國考古學、古文字學、古代史、學術史等學科的發展有著巨大推進作用。
從2010年至2019年,清華簡以一年一輯的速度公布出版整理成果,這在同類規模的出土文獻中尚無先例。其中,2300多枚清華簡的整理出版過程就將耗時15年,目前雖進度過半,但無論對于清華簡整理團隊還是對中西書局而言,每一輯整理報告都是一次新的巨大挑戰。
清華大學的學人們在拼搏,其鄰居北京大學的學人也在“故紙堆”中忙碌。截至2019年年底,《儒藏》“精華編”部分已經出版210冊,預計2022年將完成全部282冊的出版任務。
北京大學出版社典籍與文化事業部主任馬辛民說,《儒藏》這一重大文化工程由已故著名哲學家湯一介先生醞釀設計,并與張岱年、季羨林、龐樸等老一輩學者共同商定。工程由北京大學聯合海內外數十家高校和研究機構共同承擔,400多位專業人員參與編纂。
北京如此,上海也如此。
經過歷任社領導和幾代編輯出版人員堅持不懈的努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國、法國、英國等國家以及國內所藏的敦煌、新疆、黑水城文物和文物資料圖錄已達160余冊,發布圖版達10萬余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拍攝方式影印出版圖版最多的古代寫本文獻出版工程。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高克勤認為,這些文獻的編纂出版極大地推進了學術研究,提高了我國在國際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學術界的聲望。
從滿頭青絲到華發早生,多少學人、出版人在與時間賽跑,他們的脊背坐彎了,但是他們整理出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書籍越堆越高。
“沒有捷徑可走,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想”
2017年9月,夏日的余溫里,20冊深紅布面燙金的《文選舊注輯存》樣書擺在了編輯的案頭。從2009年到2017年,這部1000余萬字的大書終于在第九年完成真正意義的誕生。
2011年春節期間,時任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收到《文選舊注輯存》項目主持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發來的電子郵件:“今天真累啊,但也特別快樂,因為我一鼓作氣,竟然校完張衡《西京賦》,我主要是用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校敦煌殘卷。我們做古代文學的,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只能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讀、想。同時,也感覺到幸福。”
學人劉躍進的感慨與出版人周絢隆的慨嘆一致。經過數年努力,680萬字的《杜甫全集校注》于2014年1月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周絢隆慨嘆,當年人文社約請年逾古稀的蕭滌非先生擔任主編時,蕭先生義不容辭地承擔了該項工作,并表示“誓將心血付‘村夫’”。校注組根據杜甫的一生行跡進行考察時,蕭先生雖然年事已高,但也參與了部分考察。2009年,蕭滌非先生的學生張忠綱擔任統稿工作,既要修訂舊稿,又要審閱新撰的稿件,同時還要處理編輯過程中的問題,工作量非常大。當時已遷居美國的他為了提高效率,每年回國居住幾個月,閉門謝客,處理書稿。
近些年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可謂后起之秀。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得以影印出版就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完成的。
眾所周知,《永樂大典》是世界文化遺產中的珍品。它因完整地抄錄了大批明代以前的珍貴文獻而成為后世輯佚的淵藪。有感于《永樂大典》的數百年滄桑以及傳藏出版中的諸多遺憾,經過多年籌劃準備,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決定將存世的《永樂大典》全部按照明代嘉靖抄本的形制仿真影印出版,并于2002年正式啟動了這一宏偉工程。
這是《永樂大典》編纂600年來第一次大規模、成系統地按原書原大仿真出版,堪稱《永樂大典》傳播史上一座劃時代的里程碑。
事實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還創建了另一經典,那就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編纂的《古本戲曲叢刊》,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戲曲作品總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社長魏崇說,已經出版的700余種珍貴戲曲文本,有力地推進了戲曲研究的深入發展。
盛世修史,古籍整理出版歷經積淀沉潛,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是中華書局看家書之一,被讀者親切地稱為“三全”。以其為代表的經典普及類圖書契合廣大讀者了解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需求,也反過來拓展了讀者群。目前這套書已出版70余種,在實體店和網店都處于熱銷狀態。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新技術的日新月異,古籍出版工作者也在思考如何以互聯網思維加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推廣的問題。據中華書局總編輯顧青介紹,中華書局開發的古籍數字化產品“中華經典古籍庫”目前已經發布到第七期15億字,涵蓋13家出版社的整理本古籍數字資源。產品設計也在不斷迭代,2015年發布了在線版,2016年發布了微信版,2018年整合到籍合網平臺,2020年還將發布學習強國版。
“國家級中長期規劃對學界和出版界都有良好導向作用”
在周絢隆看來,規劃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長期戰略規劃,能夠較好地平衡“利在當下”和“利在久遠”的關系,有利于促進出版界形成良好的協作關系,避免無謂的浪費。60余年來,我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驕人的成績,這與古籍小組的作用分不開。
周絢隆所說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前身為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古籍小組連續推出7個國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長期規劃,為各時期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全國范圍內發揮組織協調的主導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古籍小組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以古籍出版規劃、專項經費管理、古籍人才培養等重點工作為抓手,有力推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再上新臺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因此更加繁榮興盛。
的確,《杜甫全集校注》從1978年立項至2014年面世,在古籍小組的科學規劃下,以良好的品質與讀者見面。同樣,《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于2010年出版后,2012年《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被列入《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中西書局社長秦志華認為,規劃的編制緊扣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實際,注重反映古籍整理研究的新動向、探索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路徑,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特別是規劃強調的基礎性古籍整理出版、出土文獻整理出版、海外中文古籍、古代社會檔案、古籍數字化等五大重點方向,也為出版單位挖掘選題指明了方向。
對標規劃,出版社能夠了解當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相關領域學術研究的總體水平,以及未來10年乃至幾十年的發展趨勢。秦志華認為,規劃有助于出版社進一步找準定位,分析總結自身特色,聚焦優勢板塊,梳理整體脈絡,提高整理水平,明確發展方向。
編纂出版《儒藏》“精華編”,是對儒家經典的一次系統整理,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次系統弘揚。馬辛民說,在《儒藏》項目艱苦推進期間,古籍小組組織編制的《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發布,“極大地增強了我們完成《儒藏》出版的信心”。同時,北大社也對照規劃精神,反思《儒藏》編纂出版工作中需要改進加強的地方。“規劃讓我們對古籍出版的方向更明確,對古籍出版的要求更清晰,對古籍出版意義的理解更透徹,對古籍選題的挖掘更深入。”
“古籍精品是古籍人才一字一句打磨出來的”
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
文字活起來,學人、出版人須先沉下去。進入新時代,古籍整理出版肩負著前所未有的使命職責。
“古代典籍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傳世古籍歷經劫難而卓然不滅,必定是文獻典籍所蘊含精神足以自傳。”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說,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對這些文獻典籍搜集、校勘、編訂、抄刻、傳播的整理工作從未中斷過。整理古籍就是對傳統文化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傳統,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提供借鑒。
徐俊認為,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任務,可以說更加集中地落到了從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同志身上,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古籍精品是古籍人才一字一句打磨出來的。擁有高質量的穩定、壯大的古籍整理人才隊伍,是古籍整理事業繁榮發展的基礎。”顧青認為,勝任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必須具備扎實的古代文化基礎,具備文獻學、考古學以及至少某一學科的專業知識,必須具備從事古籍整理的實踐歷練,必須具備長期坐“冷板凳”的耐力。
但是,古籍整理人才隊伍的現狀是,總量仍然太少,素質有待提高。要保證古籍整理事業的可持續發展,須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加大投入進行規模化培養。為建設一支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隊伍,古籍小組堅持每年舉辦古籍整理出版編輯培訓班,幫助古籍編輯深化認識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意義、把握任務和要求、掌握方法和規范,及時跟蹤學術研究發展前沿和趨勢,不斷健全完善古籍培訓課程體系。同時,古籍小組還積極探索專業培養的方法與途徑,推動與國內著名高校合作定點培養高級古籍整理出版專門人才的模式。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項專業性極強、準入門檻極高的學術性工作,從業人員必須經過長期培養和實踐。
馬辛民認為,高水平、高質量的古籍整理成果會為研究工作提供最有力的支撐。古籍整理是實學,也是一門橫跨多學科的學問,既需要扎實的專業基礎,又要有廣博的學術視野。同時,古籍整理特別講究積累,講究“慢工出細活”。
回顧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及其發展歷史,系統、全面、深入地研究古籍所承載的傳統思想文化,是新時代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工作,而古籍整理出版是這一工作的基礎。
全國古籍辦負責同志表示:“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光榮事業,也是一項需要久久為功、接續前進的宏大工程,需要一代一代人堅持不懈地做下去,我們要堅定地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傳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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