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我生賦》與六朝賦體自注
作者:鐘 濤(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觀我生賦》是顏之推晚年創作的自傳體賦。顏之推梁亡后被俘入北,輾轉流寓北方,歷仕多朝。此賦寫于其初入北周時,以自身經歷為線索串連歷史,記敘了他一生三化的人生際遇,包含了侯景之亂、江陵陷落、周滅齊等重要歷史事件,真實再現了顏之推在南北朝后期社會動蕩中的播遷經歷和自我感受。自傳體賦源出于楚辭,從陳氏族、列祖考到敘發跡、述經歷,有記敘的成分,但偏重抒情。六朝時期,自傳體賦由主觀抒情性向客觀歷史性轉變,將人生遭際與歷史環境相結合,在歷史背景下書寫人生,完成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將歷史的描寫放在突出位置上,將反思歷史作為重要目的。此賦與同時期的庾信《哀江南賦》一樣,在敘寫歷史中審視自我,用實錄的手法記錄時代的興衰,從獨到的視角客觀審視歷史因革,從環境的變化中透視人生,既塑造了作者真實的自我形象,又描摹出一幅廣闊的歷史畫卷。但《觀我生賦》與其他自傳賦在書寫體式上有很大不同,它的自傳性不僅體現在賦的正文上,還表現在賦的自注中。此賦見載于《北齊書·文苑傳》顏之推本傳,以兩種不同的文體書寫。顏之推為了更好地進行自我表達以便讓讀者更好地理解,在賦文中加入注釋,除有韻的賦文外,還有散體的自注,約1700余字,正文加自注共3700多字。《觀我生賦》自注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獨特性,反映了賦中自注體式的新變。
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 資料圖片
經傳的注疏出現最早,其次是子部、史部的注釋,集部的注釋出現較晚,集部中最先出現的是賦注。漢代已經有成熟的賦注。魏晉南北朝時期,賦注更是繁盛發達,并出現了多種形態,有他注、自注、賦圖、賦音等。賦家為自己賦作加注的現象并非始于《觀我生賦》。謝靈運《山居賦》及其自注完整收錄于《宋書·謝靈運傳》中,前人普遍認為是開賦作自注先河之作。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偏于義訓,重在訓釋字詞名物,還常引經據典,闡發文意,延伸和補充賦文意蘊。如賦文云:“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妍。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于知游,棲清曠于山川。”自注云:“謂經始此山,遺訓于后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之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妍。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與知游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總釋此段賦文意義,指出所據經典,并進一步闡明文意。自注與他注完全站在他者立場訓詁釋義不同,而更多地是注家自己想要表達的與賦文一致的愿望。正文中謝靈運對始寧墅一草一木精心刻畫,以此來宣揚鐘情于山水的隱逸之情,自注文字與正文一樣,釋義引文亦多宣山居之樂,達自適之情,與正文表情達意具有重復性。《山居賦》自注在一個相對完整的段落之后,插入意思相近的自注文段,與佛經合本子注“事類相對”的體式相近。謝靈運所處時代,合本子注已經廣泛傳播,《山居賦》自注體式可能從佛經合本子注中獲得啟發。
《觀我生賦》自注將《山居賦》自注闡釋義理轉變為增補與正文相關的本事史實。相較于《山居賦》自注,《觀我生賦》自注在內容上有了實質性的變化,不再對詞句進行直接的解釋,幾乎沒有訓釋賦文任何一個典故的來源,自注中沒有單純的義訓和直接述意抒情的內容,更多是直接敘事,增補史事,變說明性文字為敘述性文字。自注專釋身世,自敘家庭出身、仕宦經歷、輾轉南北的曲折艱難,南北社會文化的相關事件等,用史家筆法,敘述自身經歷與家族史,輻射蕭梁以及北齊的社會鼎革。賦正文與自注相互密切配合。如正文對梁朝侯景之亂的原因,平亂戰爭中諸王為私利觀望的態度已經有所揭示,在自注中又進一步詳細描述了戰爭的發生過程和諸多子殞侄攻、昆圍叔襲的歷史細節:梁武帝納亡人為反叛之基,蕭正德懷恨投北后,求征侯景,失敗后投降;侯景立之為主,以攻臺城;臺城陷落后,身處江陵的湘東王蕭繹遣世子攻伐河東,世子信用群小,為亂兵所害,等等。正文說自己初任職“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自注則明確說“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攻加鎮西墨曹參軍”。正文說自己任職北齊文林館,參與修書“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里”,自注則具體寫到“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仆射陽休之、祖孝征以下三十余人,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自注與史書自注掇異補缺實為一徑,正文與自注各自發揮自身體式特點,相輔相成。正文拘泥于聲律,不能將史實及其緣由事事揭橥,自注以散體形式,用無韻之筆,補充有韻之賦不便敘述之處,拓展了賦體的敘事紀實功能,容納了更為豐富的社會歷史信息,賦正文與自注共同構成波瀾壯闊的自傳體史詩。
從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到顏之推《觀我生賦》自注,六朝賦體自注有很大變化,呈現出兩種體式。經傳之注主要是訓釋字詞、發明經義,史書之注則多是掇異補缺、增補史事。集部作品的注釋,更多受到前者的影響。賦注是繼經傳注后出現的文學注疏體,基本延續經傳注疏章句訓詁的傳統。《山居賦》自注偏重義訓,力求面面俱到,賦文自表幽居,自注復詳作疏釋,自贊自解,唯求意盡,是較為典型的以訓釋字詞、疏通文意為重的經注體。《觀我生賦》自注受《山居賦》自注影響,但又有很大不同,將賦中自注由釋典義理轉變為增補賦文未明本事,不闌入注詞釋典,更多表現出以增補事緒、擴展內容為主的史注體特征。劉知幾在《史通·補注》中認為,史臣因“才闕倫敘”而為自己書寫的史書作注,自注的內容去掉蕪雜則“意有所吝”,全部記載則又“言有所妨”。為了補史之闕文,又能使正文流暢,表述詳贍,將注釋附列于正文后,既能使史筆簡潔,又能增補史事。賦體自注在賦正文后補敘史實,其作用和意義相同。
賦體自注是六朝賦的體式創新。但于賦作文體的圓融而言,于賦文中夾置散體注釋,對賦家的寫作思路和賦作的文氣流暢,畢竟有所滯塞,故而于賦中作自注這種書寫形式,雖在后世時有繼作,卻并未成為賦的書寫常態。錢鐘書先生很推崇《觀我生賦》自注,認為庾信《哀江南賦》沒有此類自注是憾事。《觀我生賦》自注與正文共存于同一文本,不訓釋名物,闡發意義,僅寫明和正文相關的本事,與正文的自傳性敘述相互融合,是敘事的有機組成部分,既有文學意義,也有史學價值。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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