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生：潛心黃卷 志在傳道

　　李修生：潛心黃卷 志在傳道

　　【大家】

　　作者：施賢明（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文學博士，現為南通大學文學院教師。）

　　學人小傳

　　李修生，1933年生，山東德平縣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江西師范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兼職教授，1950年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1954年考取北京師范大學古典文學專業研究生，1957年研究生畢業。曾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及古籍研究所所長、國家古籍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文學遺產》編委，現為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員、中國元代文學學會（籌）會長，是國內元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和領軍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參與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該書獲國家教委特等獎）的撰寫工作，編著《中國文學史綱》（宋遼金元卷）（明清卷）、《元雜劇史》等，主編《全元文》（獲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古本戲曲劇目提要》（獲北京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元史全譯》、《中華大典·戲曲文藝典》等，合作主編《四書五經辭典》、《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中國分體文學史》、《遼金元文學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系列之一，該叢書獲北京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文史英華》（獲北京市哲學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等。

　　李修生先生是我國元代文學研究的開拓者和領軍人。先生接觸元代文學，可以從1954年讀元明清文學方向研究生時算起，至今已60余年。一甲子的歲月倏忽而逝，甘坐冷板凳的他潛心黃卷，在學林譜寫出濃墨重彩的篇章。

　　戲曲研究

　　李修生先生對戲曲的興趣是在幼年時就培養起來的。那時，他家住北京南城南橫街，距天橋不太遠，常常尋個機會便去看雜技、曲藝、戲曲演出，有時也隨長輩到當時著名的劇場，如尚小云“榮春社”中和劇場、李萬春“鳴春社”慶樂劇場以及三慶、廣和、廣德等處觀看名角的戲。先生在《元雜劇史》后記中回憶：“鳴春社的連臺本戲，尚小云扮的王昭君，荀慧生扮的紅娘，金少山洪鐘般的嗓音，筱翠花的踩蹺，以及震耳的鑼鼓，都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

　　后來，李先生屢次與戲曲結緣，他的戲曲研究生涯，大約可以概括為三個階段——

　　首先是學生時代。1950年，李先生考入輔仁大學中文系。大一時，馬少波、阿甲、黃芝崗三位老師合開一門戲曲課，馬先生講戲曲理論與戲曲改革，阿甲先生講戲曲導演，黃先生講中國戲曲史。馬先生當時是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時任院長是梅蘭芳先生），教學之余，他組織學生觀看了十幾場京劇演出，掀起了一股“京劇熱”，也再度激發了李先生的興趣。后來，李先生與李長之老師商議，以“明代雜劇研究”作為自己研究生的學位論文題目，只是因為當時的政治運動而沒有完成。

　　1960年，剛剛晉升講師的李先生參加了全國高校文科教材會議。次年，即參加游國恩、王季思、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等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工作。這是他戲曲研究生涯的第二階段。近三年里，李先生主要承擔戲曲和元明清詩文部分初稿的撰稿任務，并參與集體討論。因為王季思先生負責元明清戲曲、季鎮淮先生負責元明清詩文，李先生時常謙虛地說，這等于是跟著兩位先生讀第二次研究生。也正是在此時，他明確了以古典戲曲作為自己的科研方向。可惜的是，教材出版不久，由于各種原因，研究計劃中斷了，而且一停便是十幾年。

　　1978年，教育部決定繼續使用這部教材，隨即啟動修訂工作，李先生再度共襄盛事，主要負責元明部分。這是他第三次與戲曲研究結緣，而且在此時將自己治學的方向聚焦到元代戲曲。直至1987年由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調任古籍研究所所長，先生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編纂《全元文》上。

　　在中國古代戲曲研究領域，李先生始終倡導治學路徑的多元化，他非常關切戲曲文獻與文學批評，時常思考戲曲文學的演進與分期、地方戲曲文化、戲曲風格流派等諸多問題，也致力于發掘和整理戲曲文獻資料。

　　李先生繼承和發揚先校長陳垣先生蒐集文獻“竭澤而漁”的功夫，耗時八年，和友人吳書蔭、張燕謹、張云生、黃克等全面搜羅古典戲曲存本，編著《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揭示諸劇劇名、作者、故事來源、劇情、前人評論、舞臺影響及主要版本。這部目錄書輯錄的劇目比《曲海總目提要》及《補編》多出一倍以上，是傳世古典戲曲劇本的全面綜覽，可謂戲曲研究的入學門徑，嘉惠學林。

　　不僅如此，李先生還主編《文史英華·戲曲卷》《元曲大辭典》等，前者是傳世古本戲曲精彩選段的匯編，后者則是以元曲為匯集與詮釋對象的專科辭書，正編收2500余詞條，包羅作家作品、藝人、曲譜、文獻文物等。

　　2017年年底，李先生和李真瑜、張大新教授合作編纂的《中華大典·戲曲文藝分典》出版，這部大型文獻力求把中國古代的戲曲材料收全，包括理論部、詞曲部、演習部等，戲曲文物、晚清京劇和地方戲等資料也有收錄，可謂從戲曲理論、創作到搬演，無所不包。

　　文獻資料是研究戲曲這門表演藝術的始點，諸書闡、繹兼備，檢、讀俱佳，共同構筑起元曲乃至中國古典戲曲研究最堅實的文獻基礎。

　　古籍整理

　　2016年，有媒體記者采訪李先生，他謙虛地說：“我不知道自己如何評價自己，但我一直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而且我很喜歡古籍整理和研究。”先生以實學精神做研究，極重文獻，古籍整理成為他生命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正是元曲研究起步的新階段，文獻基礎薄弱，李先生擬從白樸入手，編寫年譜，考察其交游情況，以期進一步認識元代劇壇、文壇面貌。盧摯是白樸弟弟的妻兄，先生依據當時抄錄的材料輯成《盧疏齋集輯存》一書，于1984年出版。之后，先生又與李真瑜、侯光復合作出版《喬吉集》。

　　1987年9月，李先生調入北師大古籍所。結合國家教委、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1986年杭州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建設意見，北師大古籍所確定以元代文史和元代古籍整理為科研重點，并提出編纂《全元文》的計劃。這成為先生學術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1988年，古籍所正式向古委會提出《全元文》編纂立項申請，評審專家建議先期對元人文集進行全面普查，完成《國內所藏元人文集版本目錄》。在此基礎上，1990年12月，《全元文》獲批古委會“八五”重點資助項目，此后又列入古委會“九五”“十五”重點項目、教育部“九五”重點資助項目、國家《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1991-2000年）》等。

　　《全元文》是對元文的全面總結與匯集。由于元代文化的特殊性，編纂工作對語言、地理、民族等有關知識所需甚廣，難度極大，而且當時還沒有廣泛使用電腦，基本上是靠復印、剪貼。李先生殫精竭慮，一步步推進《全元文》的編纂工作，尤其是與負責出版《全元文》的江蘇古籍出版社反復交換意見，隨時糾謬補缺。譬如，在返還第二、三冊校樣時，先生致信卞歧，增補前三冊元太宗、李志常、元世祖文共4篇，又提及希望將原在第三、二批書稿中的初期重要人物王鶚、陳時中提至第二冊開始部分。

　　在《全元文》的編纂過程中，學界諸位前輩同人自始至終給予了極大的關注、支持和期待。鐘敬文先生專門讓李先生到家中，希望他不畏艱難，坐上多年冷板凳，把這項工作完成，并多次對工作安排提出意見。2002年，李先生拜望《全元文》顧問啟功先生時，啟功先生高興地指著書架表示，《全元文》1至25冊已經擺在書架上了，現在還空著幾許地方，等待全書的完成。

　　就這樣，在李先生的帶領下，眾人迎難而上，沒有辜負學界的期許，這部收錄作者3140余人、文33400余篇，共2800余萬字的60冊巨著，于1997年至2004年陸續出版，索引卷于2005年12月出版。2006年1月13日，《全元文》出版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許嘉璐、鄔書林，蔡美彪、鄧紹基、陳高華等文史專家三十余人，以及中宣部、教育部、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古委會秘書處的有關負責人悉數到會祝賀。

　　《全元文》是李先生及其團隊饋贈學界的不朽財富，為當世提供方便，為后世存一代文獻。教育部原副部長、原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副組長周林為其題詞“多民族共造元代輝煌，眾學者合纂鴻篇巨著”，恰如其分地評價了這部皇皇巨著。鐘敬文先生則在95歲高齡時為其題寫“蒐輯一代散佚，增強故國文明”，成為這部總集意義的最好注腳。

　　《全元文》奠定了元代文史研究的文獻基礎，極大地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李鐵映先生主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前沿報告（2000年卷）》時，盛贊這部總集的修撰“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學研究提前走完了艱難的準備時期”。

　　《全元文》問世之際，李先生已屆古稀之年，但他老驥伏櫪，開始和《全元文》部分編委會成員謀劃補編和修訂工作。在多年文獻準備的基礎上，2017年12月10日，“《全元文補編》編纂工作研討會”在京召開，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學部委員陳高華及文史專家譚家健、劉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廖可斌及元史學會副會長張帆，長江學者杜桂萍、査洪德，復旦大學陳廣宏，浙江大學徐永明，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總編輯李夢生、鳳凰出版社社長姜小青等諸位先生共襄盛事，標志著《全元文》補編工作正式展開。2018年12月23日召開第二次會議，補編普查工作告一段落，進入校點階段，預計輯補佚文5000篇左右，文集50余部。這又是學界翹首以待的一項重要成果。

　　元代情懷

　　元朝的歷史評價在部分學者書寫的著作中有意或無意地被遮蔽曲解，變得難以辨識。譬如，“九儒十丐”的牢騷話則成為元代儒士地位空前低落的論據，而這些話語在世人的記憶里根深蒂固。正確評價元代與元代文學，有待實事求是的研究工作，而作為專攻元代文史的學者，李先生在多種場合呼吁對元代文學與文化的再認識。

　　首先，李先生特別關注各種文獻資料對于元朝起訖點的界定。明朝修元史、新中國諸多得獎史著、中國國家博物館均將元朝定為1206年—1368年，即始于鐵木真統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國，終于明軍入踞大都。但目前研究著作和部分博物館眾說紛紜：有的從1271年忽必烈采謀士劉秉忠建議將國號改為“大元”算起，有的以1276年南宋向元廷遞交降表或1279年宋軍崖山大敗為起點，有的則從1234年金亡時算起。這些說法大多要先講一段大蒙古國的歷史，但如何講述亦是莫衷一是，有的認為這是中國史的一部分，有的不認為這是中國內部。

　　起訖點的界定代表了一種歷史觀。李先生并不認同諸如楊維楨《三史正統辨》所謂“一日之命未絕，一日之統未集”治統、道統因襲相續的正統觀，也極為反對基于中原文化本位的王朝史觀。他認為，無論是將元朝的起點定在宋元鼎革，抑或是入踞中原之后，都不符合元朝自身興盛衰亡的實際。因此，他呼吁，在世界史的視域下觀照王朝史，正視蒙元興于大漠、多民族政權并立與統一的事實。換言之，一方面，先生強調，大蒙古國的歷史亦是元朝史，不應站在中原文化本位的立場上將其人為割裂；另一方面，元朝入踞中原、代金宋而興，這個政權依然是中國史的一部分。

　　其次，李先生帶著強烈的使命感，撰文向大眾介紹元代文化的成績，借堅實的論據重新評價元代。如在《元代文化四人談》一文中，他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烏有”，借吳君、徐君、烏君、許君之口，一件一件擺元代文化成績，標舉元代曲學、書畫、教育、天文、地理等方面的成就，誠如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所謂中國之聲明文物盡發無遺、儒學文學均盛極一時。先生認為，元代文化是近世文化的開端，對明清乃至近代具有重要影響，是中國文化的轉折期；元代文學是多民族士人互動的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是活躍而輝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