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筆記

　　宋代筆記

　　作者：宋 娟（牡丹江師范學院教授）

　　宋代筆記數(shù)量多，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文獻史料價值。“唯宋則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錄，即林下閑譚，所述皆平生父兄師友相與談說，或履歷見聞，疑誤考證。故一語一笑，想見先輩風流。其事可補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闕”，大抵道出了宋代筆記的特點和價值。宋代士人集官僚、文士、學者三位于一身，別具才學識見、胸懷氣度與人格品味，同時諧趣幽默，筆記正是能更好地載錄文人思想、性情、生活的文體。宋代筆記作者常以親聞親見的資料來源，記錄日常生活，品藻身邊人物，抒寫生活情趣，其在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廣闊性、真實性特別是諧趣性上，超越了同時期的其他文體樣式和以往任何一個時代的筆記作品。宋代文人的諧趣逸事，在宋代筆記中有充分的記載，顯現(xiàn)了宋代文人特有的機智敏銳與生存智慧，同時也影響了宋代筆記的風格特征。

　　宋代文人在人際交往中，同僚、門人、文友談笑打趣，調和人際關系，增進相互了解，也是文人間競才斗志的方式。如蘇軾與劉攽，交往甚厚，緣于政治見解的相近，學術觀念的相近，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滑稽善謔的性格相近。元祐初期被召還的劉攽與蘇軾同為館職，宋代筆記中記載了兩人文字往返、斗智諧趣之逸事。如《曲洧舊聞》所載人之熟知的“皛飯”與“毳飯”，“滑稽辨捷為近世之冠”的劉攽竟然也笑之捧腹，“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這是宋代文人社交生活中以文字游戲之法斗智斗趣的常見方式。

　　宋代文人以特有的諧趣幽默個性，顯現(xiàn)了積極樂觀、曠達超逸的風姿氣度，同時談笑嘲謔也多指向自我。如《談苑》所載“曼卿墜地”，馭者失鞍，馬驚墜地，對于臨街出行的官員而言，是尷尬至極、有失顏面的突發(fā)事件，而石延年卻能找到最好的自我解嘲方式：“從吏遽扶掖升鞍”，慌亂的場景中延年仍能喜笑顏開、自我打趣：“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這種機變調笑之語，更能見出其機智敏銳、心性豁達的一面?！洞轰炯o聞》所載“和賊詩”與“避孔子塔”，“雖得大風惡疾，而乘機決發(fā)，亦不能忍也”的劉攽，調笑戲謔的性格絲毫未改，以蘇軾“烏臺詩案”為謔，影射與之詩文唱和為“和賊詩”，往往難逃“狼狽而歸”的下場。蘇軾反謔尤甚，以劉攽身遭惡疾調笑談謔，“避孔子塔”，戲謔“鬢眉皆落，鼻梁且斷”的劉攽。這是深度默契后的心心相惜、患難與共后的豁達明朗。

　　宋代文人諧謔幽默，也為宋代文藝思想的滋生平添了輕松愉快的氛圍。蘇軾與同僚、朋友、學生論辯酬唱，間以談謔，最具代表性?！洱R東野語》載：“王祈嘗語東坡曰：‘我有竹詩兩句最得意。’誦云：‘葉垂千口劍，竿挺萬條槍。’東坡笑曰：好則雖好，只是十條竿，一個葉兒。令人忍俊不禁。”詩書兼善的蘇軾以此來諧謔王祈“最得意”之狀，同時也表明夸張也要以生活常識為基礎。《獨醒雜志》所載關于蘇軾與黃庭堅的相互評價“樹梢掛蛇”與“石壓蝦蟆”，看似調謔，開懷大笑之余，“以為深中其病”，實際上也非常形象貼切地概括了二人的書法風格，可以看出師生二人滑稽善謔的相互評價是卓有見地的。

　　宋代士人治世報國的理想，在宋代筆記中也有生動豐富的記載。如《澠水燕談錄》載：“往年士大夫好講水利。有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田者，或詰之曰：‘梁山泊，古鉅野澤，廣袤數(shù)百里。今若涸之，不幸秋夏之交行潦四集，諸水并入，何以受之？’貢父適在坐，徐曰：‘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坐中皆絕倒，言者大慚沮。”對“言欲涸梁山泊以為農田者”逢迎巴結之輩，“大興水利，急于見效”的王安石急于詢問梁山泊之水的排放辦法。劉攽“卻于泊之傍鑿一池，大小正同，則可受其水矣”，滑稽之語，勸誡醒豁，顯現(xiàn)了宋代文人特有的生存智慧。

　　宋代筆記的諧謔風格，一方面是其中所載錄的宋代文人諧趣滑稽的鮮活形象，構成了宋代筆記特征鮮明的主題內容之一，從而使宋代筆記在文體上先天帶有了諧謔風格。宋代筆記撰者身處濃重的滑稽善謔的社會風氣之中，自然也多撰滑稽善謔之事，宋代筆記是載錄此類內容最適宜的文體形式。人物是筆記的重要話題之一，筆記條目式的書寫方式最終也能聚群成象，展現(xiàn)人物主流的性格特征和審美風度。另一方面，宋代筆記文體特征漸趨成熟，筆記作者創(chuàng)作傾向鮮明。他們或插科打諢競才逗趣，或鄉(xiāng)間野老調笑取樂，或諷諫時政笑傲王侯，宋代筆記作者已經將“供談笑、廣見聞”的創(chuàng)作觀念轉化為一種創(chuàng)作自覺。從宋代筆記序言中可以看出撰者對創(chuàng)作傾向和風格的自我體認。如歐陽修《歸田錄·自序》：“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士大夫笑談之余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王得臣《麈史·序》：“故自師友之余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茍有所得，輒皆記之。”葉夢得《避暑錄話·序》“泛語古今雜事，耳目所接，論說平生出處，及道老交親戚之言，以為歡笑”，正文又重申此意：“士大夫作小說雜記所聞見，本以為游戲……”姚寬《西溪叢語·自敘》：“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采者。”從撰者自序，可以明晰感受到宋代筆記撰者對諧謔風格的自我體認。

　　再如《澠水燕談錄》，作者自序與同年進士滿思復題語都明確了筆記創(chuàng)作的自覺追求與風格特征。《澠水燕談錄·序》：“閑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編之為十卷，蓄之中橐，以為南畝北窗、倚杖鼓腹之資，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對于“賢大夫談謔”“輒記之”的重視態(tài)度，這也是宋代筆記多數(shù)撰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滿思復題語：“前人記賓朋燕語以補史氏者多矣，豈特屑屑記錄以為談助而已哉？齊國王辟之圣涂，余同年進士也，從仕已來，每于燕閑得一嘉話輒錄之。凡數(shù)百事，大抵進忠義，尊行節(jié)，不取怪誕無益之語，至于賦詠談謔，雖若瑣碎而皆有所發(fā)，讀其書亦足知所存矣。”即使是“賦詠談謔”“雖若瑣碎”，但也是“皆有所發(fā)”的，這種評價反映出時人對于筆記談謔紀事功能的肯定與認同。

　　一些筆記甚至專設諧謔，如《澠水燕談錄》“談謔二十三事”，王得臣《麈史》“諧謔”，江少虞《事實類苑》分二十四門，“談諧戲謔”占五卷，沈括《夢溪筆談》“譏謔”，《能改齋漫錄》“詼諧戲謔”等。

　　宋代筆記雖然篇幅短小，且多是條目式的只言片語，作者善諧創(chuàng)作傾向也能在跌宕性的情節(jié)、生動性的敘事和經典性的場景中得以實現(xiàn)。如《歸田錄》載：“石資政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為大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遇荊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之事，只能“自左掖門入”的石延年，對于好事者調謔嘲笑之言“何為自左掖門入”，“只為大王迎授”，原因和盤托出，但卻并不明言迎授的主體，由有失臉面變?yōu)樽蕴韮r，“且走且答”，一本正經、滑稽調笑、機智敏銳的形象躍然紙上。如《侯鯖錄》載：“東坡在維揚，設客十余人，皆一時名士，米元章在焉。酒半，元章忽起立云：‘少事白吾丈：世人皆以芾為癲，愿質之。’坡云：‘吾從眾。’坐客皆笑。”“酒半，元章忽起立云”，畫面感極強，“世人皆以芾為癲，愿質之”，米元章的酒酣自嘲之態(tài)躍然紙上，而蘇軾短短一句“吾從眾”，不僅令“坐客皆笑”，也定格為宋代文人交游諧趣的經典畫面和宋代筆記諧謔風格的顯性表征。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