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韻： 寫作本身就是對抗遺忘

　　蔣韻： 寫作本身就是對抗遺忘

　　□本報記者 郝天韻

　　一個黑羊皮筆記本失蹤40年后物歸原主，帶回了遲到40年的真相與原諒……《你好，安娜》是魯迅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蔣韻的最新作品，故事縱橫40年，以一段青春戀情、兩個少女的生命悲劇，探入3個家庭12位身份不同、靈魂各異的女性的沉浮命運。

　　“寫作最大的功能就是對抗遺忘。”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采訪時，蔣韻坦陳，《你好，安娜》的寫作初衷，源自母親患阿爾茨海默癥失去了記憶。母親的一生多難卻豐富，在人生接近終點的時候，疾病使她成了漆黑的、沒有記憶的人。在陪伴母親的日子里，蔣韻感受到，母親曾經多么努力地想打撈她的記憶，挽留它。“我從母親身上感受到一種對記憶逐漸流逝的緊迫感，可能對很多人來說，記憶其實會比生命先死亡，這個特別可怕。所以我要趁自己有記憶的時候，將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歷史烙印與人性最本真的東西寫出來。”蔣韻說。

　　在很多人眼里，蔣韻的小說辨識度很高。這種辨識度源自她作品中一以貫之的一個母題——罪與罰。這也源自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長篇小說《罪與罰》。憶及青春時代的經典讀物，蔣韻表示，俄蘇文學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影響無可取代，其中對她影響最深的便是《罪與罰》。“在我的那個年代，俄蘇文學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很多方面。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人類苦難與絕境的刻畫、對人性深度的理解，都深深影響著我的文學創作，流淌在我每一部作品的血液之中，根深蒂固，無法取代。”蔣韻告訴記者，由此奠定了她一以貫之的寫作風格與敘事手法，《你好，安娜》也是以凌厲、觸人心底的筆鋒書寫了一個時代，以及時代中的人們如何面對他們的命運。故事含量、覆蓋面極大，對人性的挖掘極深，可以說，《你好，安娜》中每個人物都有一個自己的史詩。

　　關于蔣韻《你好，安娜》對時代的記錄與精神的書寫，著名文學評論家賀紹俊解讀道，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即“50后”，那個時候人們主要是讀蘇聯和俄羅斯的文學作品，也有西方18、19世紀經典作品。這些經典文學對那一代人精神成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50后”的人相對來說很天真，他們的心好像更加單純，甚至有時候不知道怎么應付當下的復雜現實，從這個角度來說，蔣韻的小說是非常有價值的，她提供了這樣一代人的人物形象圖譜。蔣韻關于“50后”的精神成長、精神境界的小說在當代文學當中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故事情節雖然是杜撰，但我把《你好，安娜》給很多我當年的朋友看，小說中極端的故事和結局雖然沒有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他們都能或多或少地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蔣韻說。

　　“因為我寫的都是最本真的人，而不是神。”蔣韻表示，是人就會有弱點，《你好，安娜》告訴讀者的，就是直面這些人性的弱點，而不是逃避，這樣才能最終發自心底產生對善與美永恒的敬畏與追求，這也是蔣韻想表達的終極價值觀。

　　相較于大多作家，蔣韻比較低產，尤其近年來，父母、丈夫的生病，讓她忙碌奔波于各大醫院之間，一度讓她覺得和文學隔得很遠。然而在丈夫病情得到緩解之后，有了少許空閑時間，心緒也得到緩釋，蔣韻開始了《你好，安娜》的創作。寫作中，她感覺找回了自己最本真的樣子，用蔣韻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又成了我”。

　　在蔣韻看來，寫作帶給她極大的樂趣與力量，這部小說在蔣韻的創作生涯中也是為數不多的高產作品。寫作《你好，安娜》，僅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完成初稿，照顧病人和小外孫女之余，蔣韻每天上午抽出3個小時來專心寫作，那是她最快樂的時光，抽離于生活的瑣碎與忙碌之外，蔣韻在寫作時感到格外幸福和珍貴。

　　采訪最后，對于《你好，安娜》從構思到完成初稿，蔣韻也有個有趣的比喻，她認為創作是場“探險”，“我寫作從來不提前擬好提綱，因為在我看來，創作前心里有一個方向，沿著這個方向上路，路上遇到的一切人和事、一切驚喜和悲傷，都是‘探險’之旅，越走越奇妙，越走越精彩”。由此，一切的文思泉涌，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