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敵人不是火焰 而是遺忘

　　《文字的力量：文學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從4000多年的世界文學中挑選出16部尤為重要的經典作品，有《伊利亞特》《圣經》《源氏物語》《一千零一夜》《共產黨宣言》，還有《哈利·波特》，讓我們看到文字如何塑造哲學、宗教、政治與文明。

　　文字的敵人不是火焰 而是遺忘

　　段超

　　文學不僅僅是世界的鏡子，它塑造世界的力量勝過千軍萬馬。

　　《文字的力量：文學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從4000多年的世界文學中挑選出16部尤為重要的經典作品，有《伊利亞特》《圣經》《源氏物語》《一千零一夜》《共產黨宣言》，還有《哈利·波特》，讓我們看到文字如何塑造哲學、宗教、政治與文明。

　　哈佛大學教授馬丁·普克納帶我們踏上一場文學朝圣之旅，游歷希臘、中國、土耳其與印度的文學狂歡節，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爾罕·帕慕克交流，與當地居民對話，書中世界與現實世界一再重合，讓我們看到——文學，它至今依然生機勃勃地與文明相互作用著。

　　提供了過去的入口

　　馬丁·普克納在《文字的力量：文學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以下簡稱《文字的力量》）中寫道：“正是在講故事和文字書寫的交匯處，誕生了文學。”這句話與《漢書·藝文志》中“凡著于竹帛者為文章”一語遙相呼應，都強調了文學的產生離不開書寫。而文學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塑造歷史，卻又離不開媒介的作用。自誕生那一刻起，文學與媒介就密不可分。沒有媒介的發展與進步，今天的文學和世界是無法想象的。

　　《文字的力量》所講述的不僅是文學的世界——普克納對偉大文本的朝圣之旅，更是世界的文學——文學與人類歷史互相滲透、彼此成就的不朽傳奇，而所有這些故事都圍繞著一個軸心——媒介。

　　根據書寫、媒介與歷史的關系，作者把文字的故事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由掌握著早期文字系統的抄寫員群體所主宰，代表文本是《吉爾伽美什史詩》《希伯來圣經》和荷馬史詩等。在《希伯來圣經》的創世神話中，上帝用語言創造了世界，而不是像其他創世神話中的造物主那樣辛辛苦苦用雙手來摶塑萬物。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希伯來創世故事是由遠離體力勞動的抄寫員階層想象出來的。《荷馬史詩》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枕邊書，其世界觀深受阿喀琉斯、赫克托爾、奧德修斯等英雄們的影響，并通過戰爭付諸行動。他的征服開啟了希臘化進程。從希臘到埃及，從馬其頓到印度，希臘語成為世界語。印度阿育王統治時，下令碑文全用希臘語刻制。亞歷山大大帝在埃及建造了亞歷山大港和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圖書館，匯集所有能獲取的知識。荷馬史詩作為最重要的文獻被抄寫、編輯、評注、傳播，成為世界文學的先驅。后來，《希伯來圣經》（以及后來的《新約》和《古蘭經》等）升級成“神圣文本”，成為人們膜拜的對象，也滋生了根深蒂固的“文本原教旨主義”傳統。文本原教旨主義依賴兩個相互矛盾的觀念：其一“文本是固定不變的”，其二“文本是需要被解讀的”。二者之間的沖突對于世界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階段由佛陀、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等“教師”開啟，他們的思想被追隨者們發展成“教師文學”，如《金剛經》《論語》、柏拉圖對話錄、基督教福音書等。這一階段大致對應著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偉大的教師們表現出“述而不作”的傾向。究其緣由，在本書第四章《向佛陀、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學習》中，普克納引述了柏拉圖《斐德若篇》記載的蘇格拉底轉述的關于文字起源的傳說：一位神將文字帶給埃及國王，稱它是改善記憶的良藥，并能通往知識和智慧。國王拒絕了，理由是文字使人產生依賴和遺忘，它不是記憶的藥，而是提示的藥；是智慧的幌子，而非真理。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從這則寓言中抓住了西方哲學的癥結——語音中心主義的在場形而上學。也就是說，教師蘇格拉底借這則寓言把當下的言說尊為在場——邏各斯的直接呈現，而文字只是呈現的呈現、能指的能指（如同柏拉圖所謂“影子的影子”），所以就等而下之了。

　　“之所以說文字意味著遺忘，是因為文字是一種中介，使邏各斯離開了自身。沒有文字，邏各斯自然停留于自身之內。在邏各斯中，文字掩蓋著意義向心靈的呈現，這種呈現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直接性。”（《論文字學》）從蘇格拉底到索緒爾，西方哲學之所以推崇語音語言，貶斥文字（即便反過來也是一樣），還是犯了形而上學的老毛病。德里達的對策是以“延異”與“播撒”的游戲對其進行解構。“延異是差異和差異之蹤跡的系統游戲，也是間隔的系統游戲。”（《多重立場》）也就是說，形而上學只看到了二元（語言和言語，言說與文字等）的對立，卻沒看到二元的互相生成，更沒有看到二元系統本身也是由同一性的差異運動造成的。這就如同赫拉克利特只看到了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卻沒看到兩次踏入不同河流的也不是同一個人一樣。

　　后來，德里達又撰文《柏拉圖的藥》，大玩文字解構游戲，揭示了視文字為毒藥的蘇格拉底最終竟飲鴆而死，預示著西方形而上學的悲壯命運。普克納則從常識的層面肯定了文字的力量：“文字的發明將人類的演變過程劃分成兩段：一段是我們完全無法了解古人想法的時期，另一段是我們能夠進入他們內心的時期。”文字給我們提供了進入過去的入口，因此創造了歷史。

　　文字的循環周而復始

　　第三階段是伴隨著書寫技術的進步而出現的小說時代，紫式部、塞萬提斯等獨立作者登場。公元1000年左右，世界文學里第一部長篇小說由日本皇室一位佚名宮女寫出，她后來以小說女主人公的名字——紫式部被人銘記。頗有反諷意味的是，紫式部生活在一個“連帽子、衣服、各種家居用品都是用紙這種神奇的材料做成的世界里”，而女性卻被剝奪了使用表意漢字的權利，只能使用表音的“假名”。《源氏物語》就是用假名書寫的。500年后，塞萬提斯開啟了歐洲的小說時代，也遭遇了作品被盜版、剽竊與模仿等現代著述業才有的問題，以至于在《堂吉訶德》下部專門描述了堂吉訶德參觀印刷廠的場景，順便宣稱了自己對這部小說的版權。小說（novel）本義即為“新奇”，以區別于舊的中世紀傳奇故事。小說與印刷機的相遇擦出了現代出版的火花，最終開啟了世界文學史上群星燦爛的小說盛世。

　　第四階段是印刷術的廣泛使用所開啟的大眾文學時代，報刊、傳單和印刷成冊的書籍大量出現，代表文本是《獨立宣言》《富蘭克林自傳》和《共產黨宣言》等。美國《獨立宣言》由集出版、印刷、新聞、郵政行業于一身的本杰明·富蘭克林起草，這一歷史的巧合十分耐人尋味。它和美國憲法都獲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也滋生了它們的文本原教旨主義——美國必須按照這兩個文本的字面意思生存和發展。這也是現代意義上世界文學的時代。1827年，歌德因閱讀中國小說《花箋記》譯本受啟發而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21年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第一次科學論述了唯物史觀的世界文學概念：“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宣言以多種語言出版，從文學的角度講，其本身也是一部卓越的世界文學作品。

　　文字故事的四個階段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而最后提到的互聯網時代則預示著一個新循環的開始。循環論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宇宙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影響深遠。作為哈佛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普克納自然對西方的循環論思想十分熟稔。比如維科在《新科學》中提出的歷史循環三階段說：神的時代、英雄時代和人的時代三個階段周而復始。弗萊在《批評的解剖》中將文學的發展分為神話的、傳奇的、悲劇的、喜劇的和諷刺的五個循環周期。哈羅德·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則把西方文學劃分為神權時代、貴族時代、民主時代和混亂時代，認為在20世紀以來的混亂時代，一切文學規范都被打破，但這又預示著一個“網絡”神權時代的來臨。

　　媒介可以塑造世界

　　普克納這一循環論的新意還體現在其有意無意的媒介考古學視角上。媒介考古學將媒介史比作地質運動：侵蝕、淤積、固結、隆起……周而復始，因此媒介無所謂新舊。媒介的變化與其說是技術的進化，不如說是循環。普克納指出，從泥板到電腦，今天的文學似乎離傳統的書寫越來越遠，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又經歷著一次“復歸”：平板電腦與古代寫字板具有相似的外形，我們滾動屏幕閱讀的動作與古人展閱書卷相似，限定140個字符的推特和微博是《源氏物語》中宮廷日常溝通短詩的粗糙版本，《冰與火之歌》等玄幻傳奇的暢銷預示著羅曼司寫作傳統的東山再起。此外，播客與聽書成為時尚，賡續了比文字更古老的口述傳統，這些“循環”其實都是媒介螺旋上升的發展。正如列寧所說：“發展似乎是在重復以往的階段，但它以另一種方式重復，是在更高的基礎上重復。”識字率的提高和互聯網的日益普及開啟了全民寫作的時代，這意味著更多創作、出版和閱讀行為的發生。普克納認為我們正站在第二次文學大爆發的邊緣（第一次發生在古希臘時代），但從中能否產生新的史詩或經典呢？他并沒有妄下結論。

　　眾所周知，互聯網所引發的不僅是一場技術革新，更是一場范式革命。考諸文本與媒介的關系，以前是文本大于或等于媒介，現在是媒介大于文本；以前是文本塑造世界，現在是媒介塑造世界；以前媒介是人的延伸，現在人成了媒介的延伸。正如德國媒介學家弗里德里克·基特勒在《留聲機·電影·打字機》一書中說的：“媒介決定了我們的境況。”在這種情況下，未來文本的樣子的確是很難想象的，他們或許從電影和游戲中產生，但這已經超出《文字的力量》這本書的范圍了。

　　一方面，計算機是對人腦最有力的外化，但也給人類的自然記憶帶來深刻的改變；另一方面，互聯網為文本的生產與傳播打開了無限的空間，卻無法保證文本生命的持久性。作者問道：未來的考古學家能夠發掘出我們時代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嗎？數碼文本很容易因為代碼形式的轉換或一次網絡災難變成一堆亂碼甚至被永久刪除，但書本和石經還在那里。“三體”科幻小說中的地球守墓人羅輯也說過，保存歷史最好的方法是“把字刻在石頭上”。

　　由此看來，《漢穆拉比法典》和熹平石經等銘刻在石碑上的文本看似沒有什么科技含量，卻比當下的數字存儲更可靠。做這種比較并不是為了分辨媒介的優劣，而是提醒我們：“文學史最重要的一個教訓是，唯一能保證文學存續的是持續使用它：一部文本需要保持它與其他事物的足夠的相關性，被每一代人翻譯、抄寫、轉碼和閱讀，從而超越時間持續存在。是教育，而不是技術，能保證文學的未來。”文字的敵人不是火焰，而是遺忘。而無論是以書籍為載體的“植物記憶”（埃科語），還是以計算機為載體的芯片記憶，都代替不了以大腦為載體的血肉記憶。麥克盧漢的確說過媒介是人體的延伸，但別忘了還有更關鍵的后半句：“或自我截除。”使文本代代相傳和生生不息的終極媒介還是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