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訪談｜鄭在歡：創作就是一個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

　　作家·訪談｜鄭在歡：創作就是一個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鄭在歡多數時間宅在北京南五環的家中，做一份動漫編劇的兼職，同時整理他接下來將要出版的小說集。今年春節，鄭在歡沒有像往年一樣，回到老家河南駐馬店，他之所以沒回去，并非擔心疫情，而是去年回家明顯感覺到樂趣變少，甚至有些無所適從，雖然干的事和往年沒什么變化，于是就“懶得回了”。

　　2017年，鄭在歡的小說集《駐馬店傷心故事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本介于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作品，描寫了鄭在歡記憶中家鄉的親人、鄉鄰和伙伴，他們年齡、性格各異，卻幾乎都是常人眼中的“怪人”。“駐馬店”，這個天生帶有黑色幽默感的地名，也經由鄭在歡的書寫，從地域鄙視鏈和網絡段子中掙脫，第一次經受了來自純文學的審視。鄭在歡在后記中說：“人都是來來去去的，能留下來的，永遠是生命中最動人的時刻。這些故事被反復講起，即使變得面目全非，我相信最本真最值得講述的地方依舊保留其中。這樣的故事不是小說，是用生命活出來的。”

　　與同代其他“90后”作家相比，鄭在歡的履歷顯得尤為特殊，生于1990年的他甚至九年義務教育都未及完成，但這并非因為成績不佳。鄭在歡的生母早逝，暴虐的繼母不愿支持他讀書，于是念完初一之后，鄭在歡就不再上學，而是跟隨親戚外出打工。

　　幸而鄭在歡從小喜愛閱讀，“凡是帶字兒的都愛讀”。從武俠小說到青春小說，從網絡文學到經典名著，他在文學中發現了另一個世界，并且慢慢練習講起了屬于自己的故事。

　　看到韓寒、郭敬明出書成名，就更有信心了

　　澎湃新聞：作為一名“90后”寫作者，你的青春經歷顯然具有非典型性，初一輟學、在外打工……這些年你都待過哪些城市？做過哪些工作？

　　鄭在歡：我老家是在駐馬店新蔡縣的一個村子里，與安徽接壤。我16歲時外出打工，農村里出去打工一般都是投靠親戚。第一次去的是河北的白溝鎮，那是一個專門生產箱包的鎮，鎮上全都是做箱包的小作坊，主要生產工具就是縫紉機。因為是小作坊，所以他們找的工人都是差不多15到20歲之間不上學的少年。我在白溝干了兩年，每天從早上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點，干得頭昏腦漲，那段時間比較艱苦。

　　離開白溝后，我又去了浙江余姚，那里的親戚很多，感覺整個村子住的都是我親戚，他們在那里做小生意或者進廠打工。我之前在白溝學會了踩縫紉機，于是就被親戚介紹到一個皮鞋廠里踩縫紉機做皮鞋。當時2008年趕上金融危機、奧運會……廠子里活不多，經常上午干半天，下午就能出去玩了，這段生活還是很快樂的。

　　2009年，我到了北京，還是找親戚，他們在大紅門做批發生意，主要是軍用物品。我幫他們管理庫房，還要把貨物拉到柜臺，在柜臺上賣東西。我經常騎著電瓶車，從大紅門的庫房調貨到大柵欄，一路上從南到北，從永定門到前門，也算感受到北京作為一個大城市的繁華。

　　澎湃新聞：后來如何逐漸走上寫作之路？

　　鄭在歡：在北京，我第一次買了一部諾基亞N72的智能手機，就可以用UC瀏覽器上網了。當時有一個挺大的手機網站叫“空中網”，我在上面看到它正在辦一個文學比賽，頭獎獎金30萬，我一看就動心了，因為正好剛買了新手機，于是我就開始在手機上寫東西。我16歲在河北那時候都是用筆寫在本子上。

　　我在空中網上用手機連載了兩篇長篇小說，一篇是講一名殺手的故事，一篇是玄幻小說，從秋天寫到冬天，寫殺手的小說獲得了比賽的三等獎，有8000塊獎金，我騎著送貨的電動車到中關村領獎，還見到一位曾經在網上“罵架”的中年寫手。

　　隨后我用8000塊獎金買了一臺電腦，全身心地投入寫作，那時候就是想出書，想靠寫作成名，但對文學沒有太多想法和認識。

　　澎湃新聞：那時候是寫什么類型的小說呢？

　　鄭在歡：寫一個自傳體的青春校園小說，因為我小時候上學的風氣都是拉幫結派、打架斗毆，甚至有十幾歲小孩墮胎的事情，我就想把這些東西寫出來。再加上我當時看地攤上韓寒、郭敬明出的書，都是寫校園，還能出名，我就更有信心。

　　這個長篇小說我后來寫了三次都沒有寫完，不過幸虧沒寫完，那時候還是太小，不會理解少年的無奈、悲傷和遭遇的坎坷來源何處，以及他們為什么會崇拜古惑仔，喜歡在外面瞎混。這肯定是和當地的經濟狀況與成人世界是分不開的。

　　在寫這個長篇的間隙，我還寫了一大堆中短篇小說，當時不知道有“發表”這回事情，也不知道有文學雜志。后來有一次我跟當時的女朋友去報刊亭買她喜歡看的八卦雜志，才從《收獲》上發現了一個投稿地址，于是第一次把自己的小說打印出來寄了過去，直到有人跟我聯系，才慢慢知道還有編輯、稿費這回事。

　　澎湃新聞：你比較喜歡讀哪些作家的作品？打工過程中，是否有自我教育的意識？

　　鄭在歡：我小時候讀書不錯，一直都是班長，老師也挺看好我。“北大清華的校門為你敞開。”這是他們對我說的話。但我那時還沒意識到讀書的重要，步入社會后，想的又都是找門路掙錢，比如我會特別留意地攤上賣的各種騙人的“致富經”，會去研究這些東西。我不會為了增加某方面的知識、技能而去看書，后來之所以會比較喜歡讀文學，是因為它能吸引我，而且也認識了一些寫作上的朋友，也會互相影響。

　　我開始大量讀文學書最早是在天涯書庫，里面有很多經典文學作品，我用半年時間就把里面的書在手機上基本看遍了，當時是海量地閱讀，逮到什么就看什么，直到后來才會有選擇性地重看一些書，比如胡安·魯爾福、海明威的小說。

　　《駐馬店傷心故事集》

　　借一下老家駐馬店的“東風”

　　澎湃新聞：你的第一本書直接把家鄉河南“駐馬店”寫進了書名，但駐馬店在民間和互聯網上飽受“地域黑”，長期被污名化。你作為駐馬店人，從小生長在那片土地上，如何理解家鄉的“魔幻”色彩？又如何在文學上加以呈現？

　　鄭在歡：這本書之所以用“駐馬店”命名，其實也是出于銷售的考慮，借一下老家的“東風”。所謂“魔幻”，我想是因為“駐馬店”這個地名本身就給人一種土了吧唧的小城市的感覺，就像趙本山在小品里老說“鐵嶺”一樣，他不會說遼寧沈陽，“駐馬店”同樣有這種效果。

　　至于駐馬店或者任何地域被污名化，這都是寫作者沒辦法改變的。我寫駐馬店，也不是為了改變人們對駐馬店的看法，我絕對沒有這種想法，只是把它當成一個普通的地名拿來用而已。任何一個地名放到文藝作品中去，都會散發出浪漫色彩，曼哈頓和布魯克林是很多美國作品的地標，我用“駐馬店”，僅僅是覺得浪漫不分大小或者時尚，浪漫取決于有沒有人注意到。

　　我喜歡在小說里寫真實的地方，前提必須是我離開了這個地方以后，比如我為河北白溝和浙江余姚都寫過一篇小說，可是我現在還在北京生活，就沒辦法去寫北京，好像沒有那種挖掘過去帶著灰塵的生活的感覺。

　　澎湃新聞：《駐馬店傷心故事集》分為“病人列傳”和“Cult家族”兩部分，其實內容頗為相似，講述了一群“非正常人類”的殘酷故事，很多人認為其中包含了你本人的苦難成長史，那么小說里有多大成分是虛構的？

　　鄭在歡：這本書里寫的人物在我的現實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原型，沒有一個是純虛構出來的。我其實沒有太把它當成小說作品，而是一種人物速記或人物隨筆，梳理歸納下在我生命中出現過的那些印象深刻的人。

　　書出版后，我寫到的一些人物原型還會去買來看，比如我童年生活的那個村子里的人，包括我的家人。《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這本書其實是一個成年人回頭去看自己少年時認識的世界——一個語焉不詳的世界，所以里面很多人物形象是很模糊的，因為少年記憶里的只言片語，又變得充滿活力。比如書里面寫到一個不愿嫁人的女性“菊花”，她不嫁人就是留給我小時候最深的印象，但她為什么不嫁人，我到現在也不知道，寫這篇故事的時候我二十多歲，等于是對當年的記憶重新進行一種追溯和填充。

　　澎湃新聞：在你構筑的小說文本中，雖然每個人物都單獨成篇，但細讀之下就會發現有部分閑散情節彼此呼應和連接，仿佛具備了長篇小說的規模和野心，這是出于一種怎樣的考慮？

　　鄭在歡：我寫的所有故事里，人物都會有呼應，特別是鄉村譜系中，因為所有的人物關系在我腦子里就像一張網一樣。這是屬于我個人的歷史脈絡。我們看清宮戲，會發現在不同的劇集里同一個角色的不同處理，那是大眾對歷史的想象。我寫小說的時候也時常會有這種感覺，那些小人物成為歷史，他們在時空中有所交匯。不過那些呼應不是事先謀劃出來的，可能寫到某個人時，就會聯系到另一個人，但那個人不屬于這個故事，就一筆帶過了，但他在別的故事里就會成為主角。

　　澎湃新聞：現在很多寫作者都喜歡在對話敘述中突出方言特點，你在書名中突出了地域性，卻似乎沒有在語言上給予相應的表現力，只是在個別詞匯上運用了一些方言，主要還是依靠第一人稱的普通話敘述。這對你主要書寫的鄉村而言，是否意味著表現力的缺失？

　　鄭在歡：我覺得作品讓別人讀起來還是越接近日常越好，我的寫作是為了讓更多人看到，我不想說我寫的東西只是給河南人看，如果我懂英語，我甚至想用英語寫作。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寫“河南味”的小說，比如有什么“京味”小說，這種東西偶爾讀一下可能會覺得有意思，但是不能當做一種追求，否則就太窄了。

　　當然我有些地方還是會保留一些河南話，為了增加語感。比如一些名詞，我老家話里把公羊叫“老騷虎”，這就很有意思，很形象，也給人新奇的感覺。還有一些用詞組合足夠別致，而且能在普通話里被“發揚光大”，比如“熊蛋”這個形容詞，是搞笑的意思，它能和普通話契合。至于其他河南話的口語，像“中”、“恁啥咧”這種，我都覺得太普通了，寫出來沒什么意思。

　　我不會為了發揚方言去寫小說，有個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它用吳語方言寫成，但是跟我們多數人日常的漢語表達還是有隔閡，它只是為讀者展現一幅別樣的風景而已。

　　澎湃新聞：近幾年，關于你的采訪、報道、活動邀請接連而至，會不會有一種突然出名的感覺？

　　鄭在歡：完全沒有。十幾歲到二十來歲那段時間，我悶在家里寫小說，只為了一個目標，那就是橫空出世、一炮而紅。這個想法讓我興奮不已，并且支撐起我的熱情。后來別說出名，日常生活都成問題的時候，我開始去上班。就是這時候我開始見到更寬廣的社會，并認識到出名也沒什么了不起的，這不值得當作一個目標去努力。當然，這也可以當作認命之后的自我說服。現在的情況是，我不會把出名當成一個事兒，出不出名都無所謂。但我怕寂寞，我怕我寫的東西沒人看。只要我寫的東西被看到，哪怕不知道是我寫的都無所謂。現在大家在談論的文學，在我看來都不夠勁兒。

　　澎湃新聞：注意到你的介紹中還有“音樂人”的標簽，平時也在玩音樂嗎？

　　鄭在歡：我平時會寫一些歌，音樂肯定比文字更能直接地感染到受眾。不過這些歌都只是彈著吉他簡單錄制，挑一些發在網上。相比寫小說，搞音樂還是需要更高的成本，都是搞創作，在我看來沒有高下之分，我甚至還想要拍片子，還有一些小說我也想把它們做成有聲作品，比如我發現我的一些小說適合說唱。創作就是一個人在家自己和自己玩，動用一切可玩的元素。

　　澎湃新聞：接下來有哪些寫作和出版計劃？

　　鄭在歡：接下來要出的一本小說集是我十年寫作的精華。目前想寫的東西太多了，科幻、犯罪……我什么都寫，電腦上一桌面都是文檔。時間、精力不夠，這是一個大問題。其實我始終覺得寫小說是個玩意兒，特別害怕把它當作藝術品那樣去對待，比如我特別重視的那個自傳體長篇小說，一直拖著沒有寫完，我越是在乎的東西越難以完成。

　　玩音樂時的鄭在歡

　　90后作家同題問答

　　1.你如何定義“90后”？

　　這應該是承上啟下的一代，“半手機”一代，“90后”有智能手機是少年時代，到了“00后”，從出生就有這玩意兒。智能手機改變了我們，肯定是這樣。“90后”是從少年時期被改變的，這很重要，意味著他們還有“手機的史前時代”。

　　2.你最近關注的一個社會事件/新聞是什么？為什么會關注？

　　最近悶在家里，似乎只能看手機，事實上這段時間是我看手機最少的時候。我不敢看。從大年夜開始，新聞看得我胸悶。這是我被無力感襲擊最狠的一次，既然什么都做不了，我也就只配關心糧食和蔬菜。活著嘛。也許我事后會看，但我現在不想看，我想讓自己心情好一點。當然還是會看到只言片語的東西，“老人患病去世，六歲孩童獨自在家”、“手機上網課，女孩因為家里手機不夠用而自殺”，這些都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我沒有點開。這么說顯得我喪失了社會性，這些觸目驚心的“個案”，其實我們都知道為什么會發生。我唯一看的一個長篇新聞，是“肖戰事件”，這確實是更“新聞”的東西，因為這之中涉及到我不懂的部分，涉及到新一代年輕人。網絡是屬于年輕人的，就像他們一出生就擁有手機一樣，我確實想要搞明白他們在關心什么。就像這時候，他們為了偶像搞起“圣戰”，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當然我完全不想指責他們，少年時期總是轉瞬即逝，我們也都是少年過來的。少年是一生中最容易后悔的時期，前提是我們愿意回顧，現在這幫少年搞出那么大的事兒，他們日后一定會想一想，這絕對是一件好事。

　　3.你如今最想嘗試的寫作題材/類型是哪種？

　　我做過電影編劇。做編劇的時候必須要對類型極其敏感，但寫小說的時候，類型在我這里是不存在的，即使是有，也只是作為一種手段運用。寫作是為了破壞，不是為了鞏固已有的東西，在破壞中建立新的秩序，這幾乎是寫作的全部意義。

　　4.你比較關注的同輩作家？

　　這些年我們以代際劃分作家，導致我認識了不少同齡作家，這把我們搞得好像是同一個陣線的。我很關注，又不太關注，怎么說呢，從寫作角度來講，我不關注任何人，從社會學角度來講，我關注他們為什么這么寫。不過說老實話，我讀得不多，同時代的作家我讀得都不多，我愿意時過境遷再去讀，他們越火，我越不讀。

　　5.有沒有寫作上的“小怪癖”？

　　想了一下，沒有。又想了一下，也有。我寫作比較看狀態，心情太好的時候寫不了，心情太差也寫不了。我寫作也沒有那么規律，有時候能一口氣寫不少，有時候幾天都沒法寫。愿意寫作的時候，大部分處于這么一種狀態：有點憂傷，但身體里充斥著一股力量。這股力量可以通俗地稱為“希望”。我相信明天，于是我寫作。

　　6.你經常上的網站有哪些？

　　豆瓣、知乎、蝦米音樂、網易云音樂、QQ音樂。

　　7.你比較關注哪些導演？

　　馬丁·斯科塞斯。他老了，估計拍不了幾年了，去年的一部《愛爾蘭人》我第一時間看了，并給出了五星好評。

　　8.社交媒體上最常用的表情?

　　我不太會使用表情，這大概因為我是滯后的“半手機一代”，畢竟我19歲才擁有第一部智能手機。有時候我會心血來潮學著使用別人用的表情，但很快我就忘了要使用表情這回事。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澎湃新聞特約記者 錢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