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與史學

　　史料與史學

　　【治史心語】

　　作者：朱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近些年來，歷史學科入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的課題，有不少是專題史料文獻的整理與研究。這類課題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其所具有的雙重學術價值。一般情況下，這類課題最終都會有兩方面的成果：其一是通過深入細致的專題研究，出版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動該領域的研究向縱深拓展；其二是通過搜集與整理，出版大型相關史料匯編。許多學者甚至認為，史料匯編的出版將為海內外史學界更多同仁從事相關研究提供極大便利，能夠流傳久遠，其學術價值更為顯著。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郭常英及其學術團隊在國內最早開始致力于近代中國慈善義演這一專題研究，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大約兩三年前經過精心籌劃與組織，進一步優化整合國內的研究力量，申報“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整理與研究”這一重大招標項目，經嚴格評審而獲批。隨后筆者還曾有幸參加該重大項目的開題，對其具體研究內容和計劃有較為詳細的了解。最近，聽聞該項目的研究進展非常順利，即將出版由郭常英主編的約200萬字的階段性成果《〈申報〉義演文獻匯編》，感到非常高興。

　　這里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復興，慈善史研究不久也受到史學界關注，相繼出版了多部有關慈善史或慈善團體與人物的學術專著，發表的論文更為數甚多。但在很長時間內，史學界對于慈善義演的研究卻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無從了解慈善義演研究的重要意義，甚或認為這是比較偏冷、意義不大的一般性課題。通過郭常英教授及其團隊的艱苦努力，我們才逐漸意識到對慈善義演的研究，其重要學術價值不僅在于彌補這一課題本身長期以來研究不足的缺陷，甚至可以說是填補了中國近代慈善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而且還可以透過慈善義演這一全新的視角，對近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群體、社會等相關問題進行新的探討，進而獲得一些新的認識。所以，近代慈善義演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

　　在這方面，筆者也不無體會與領悟。在自己近40年的商人與商會史研究中，雖然熟知各地善堂、善會等慈善團體中的主導者，基本上都是商人，商人與慈善事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并曾就經元善、張謇等近代著名商董慈善思想與活動的發展演變，發表專文進行過論述，但卻沒有注意到商人、商會與慈善義演這一新型慈善公益性社會活動的密切關聯，因而完全沒有提及這方面的內容，從而影響到對商人、商會作用與影響的全面認識。實際上，近代慈善義演的興起與發展，與商人、商會也有著較為緊密的關系。19世紀晚期慈善義演在上海初興，商人即熱心相助。由于商人的經濟條件好于一般民眾，在慈善義演興起之后，由著名商董發起承擔并在商人中分售義演戲票，在近代工商業較發達的都市中非常普遍，成為商人支持慈善義演的獨有重要方式。民國時期有的商董還曾籌集經費，主動發起組織義演活動。清末誕生的商會和商團等新式商人團體，有的雖在章程中說明：“一應善舉，無關大局、無關要義者（如布施、周濟、養而不教之類），本會經費雖裕，概不擔任，亦不得于會中提議”（章開沅等主編：《蘇州商會檔案叢編》第1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頁），但是，對于近代新型慈善義演這一社會公益活動，商會實際上多有參與，從各方面給予了較大支持。有的也主動出面組織義演活動，募集善款用于救災（有關詳細情況請參閱拙文《近代商人與慈善義演》，載《史學月刊》2018年第6期）。透過這些新探討，對近代商人、商會的社會活動及其影響也獲得了新的認識。個人的這方面研究事例表明，對近代慈善義演研究的多重意義確實應該予以充分重視。

　　過去對近代慈善義演研究的忽略與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相關史料非常分散，不易搜集。而史料缺乏對于史學研究而言，就如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著實無從下手。因此，要充分開展對某個歷史學課題的深入研究，首先要做的一項艱苦工作就是廣泛搜集和整理各方面的相關史料文獻。甚至歷史學某些重要研究領域能否興盛并持續發展，也取決于相關史料的挖掘、整理是否完備和充分。在這方面筆者同樣也不無切身體會。大約40年前，商會史研究這一重要課題在國內外史學界也受到嚴重忽視，除了國外學者發表的兩三篇論文提及商會，國內幾乎完全看不到相關研究成果。章開沅先生最早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意識到商會研究的重要性，多次在學術會議和論著中呼吁整理商會檔案文獻以開展商會研究，并與蘇州市檔案館洽商共同整理卷帙浩繁的蘇州商會檔案。不久，多卷本《蘇州商會檔案叢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相繼出版，《上海總商會議事錄》《上海總商會組織史資料匯編》和《保定商會檔案》也隨后問世。于是，商會史研究迅速興起，最初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個新興分支課題，后來發展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新領域，相關專著和論文層出不窮，對于推動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多有裨益，受到海內外近代史學界的關注與好評。

　　整理編輯大型史料需要下相當大的氣力，非常疲憊與辛苦，而且必須極為認真，否則就會出差錯。首先是將眾多分散的史料盡量不遺漏地搜羅在一起，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其次是整理和斷句也不容易，弄不好即出錯，還有些因年代久遠字跡看不清，極難辨認，需要結合前后文反復推敲。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很多學者都不愿意承擔主持整理編輯大型史料這種任務，但郭常英為了慈善義演這一新研究課題，同時也是為史學研究的發展，主動承擔了這一重任，并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值得敬佩。實際上，對于一個學術研究單位來說，搜集整理某一重要研究專題或領域的大型史料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緊隨其后該單位將會在這一研究領域取得突出的領先地位，甚至能夠成為海內外學術界研究該方向或領域的中心。此外，讓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參與這項工作，也是幫助他們快速掌握如何搜集和整理史料這一史學基本功的最有效方式，同時可以使他們較早進入這個新的研究領域，在具體研究課題的選擇和史料的全面掌握等方面均處于有利的領先位置，如果夠勤奮夠聰明，不久即可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而成長為該研究領域的優秀青年學者，所以這也是培養學術梯隊的一種非常有效的途徑。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之所以能夠成為海內外史學界著名的辛亥革命史、近代商會史以及近代教會大學史研究中心，擁有較強的學術梯隊，就是在章開沅先生率領下沿著這個學術路徑而逐漸發展起來的。

　　不過，雖然非常辛苦也非常有意義，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畢竟只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工作，要想在研究層面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還需要再付出艱辛的努力。根據筆者個人多年來的研究體驗與心得，從事慈善義演這種新課題的專題研究，當然首先是需要對慈善義演本身各方面的問題進行探討，但如果要使這一課題的研究具有更高更大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又不能僅限于此，必須采用更為寬闊的視野跳出慈善史研究的既有范式，透過慈善義演考察近代中國的相關宏觀問題。

　　商會史研究的發展進程，可以很好地詮釋如何深入從事歷史學專題研究的這一奧秘。20世紀80年代初商會史研究初興階段，因缺乏廣泛而開闊的研究視野，只是就商會論商會，而且只是附屬于辛亥革命史的一個分支課題，問題意識也比較簡單，主要是考察商會在辛亥革命中的態度與行動，并以此評價商會的作用與影響。這樣的研究在當時雖對辛亥革命史的深入擴展不無意義，也受到史學界肯定，但如果只是僅限于此而停滯不前，隨著其后辛亥革命史不再是近代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商會史研究也會隨之而趨于沉寂。好在商會史研究者很快即意識到這一缺陷，在研究視野、理論與方法等方面不斷進行新的探索，問題意識也趨于多樣化，很快使商會史從附屬辛亥革命史的某一分支，發展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新領域。許多學者注重跳出商會來研究商會，透過商會這一新視角相繼考察了中國早期現代化的發展特點、近代國家與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起初側重于近代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等關涉整個近代中國的重要宏觀問題，不僅使商會史研究在原有基礎上得以深化發展，而且更進一步受到近代史學界的關注與稱贊。

　　顯而易見，近代慈善義演的研究要獲得更快的發展，在史學界更受關注，就必須取得更多有影響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而要取得這樣的成果，就必須在研究視野、理論和方法等方面不斷進行探索，像跳出商會研究商會那樣，跳出慈善義演來研究慈善義演。我們期待整個中國近代慈善義演珍稀文獻的整理與出版，也期待相關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問世。

　　　　（本文系作者為即將出版的《〈申報〉義演文獻匯編》所作序，發表時有刪節）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23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