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對待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

　　認真對待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

　　任何政黨都具有一般政黨所有的普遍性和具體政黨所具有的獨特性。然而，發源于西方政治現代性的流行政黨理論，卻傾向于強調一種偏狹的普遍性，即以西方政黨政治的現實為基礎，建構一般的政黨制度比較框架。這造成的實際后果，即把非西方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政黨政治作為一種不成熟的有待進化的“他者”來看待，卻絲毫不考慮現代政黨政治本身可能具有多樣化的模式。所幸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型政黨政治的鮮活實踐，呼喚著一種新的政黨理論的誕生，它應該從中國共產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而非從西方政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

　　李海青等著《砥礪前行：引領民族復興的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一書，試圖從“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這一概念出發理解和闡述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是從中國共產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探索性力作。該書雖由多位作者合著，但在體系上卻是有機的整體，主要從對歷史規律的深刻把握、對思想建黨的高度重視、對制度治黨的持續探索、對群眾路線的自覺堅持、對黨性修養的嚴格要求、對人類社會的使命承擔、對思想方法的系統掌握這7個方面論述了“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的具體特征，形成了初步的理論體系。

　　該書發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請認真對待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并且它還能引起我們進一步的深思：到底應該如何概括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一份好的理論研究并不在于提供一個確定無疑的答案，而在于提出好的問題，不斷激發出有價值的新探索。

　　從“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這一概念出發對中國共產黨獨特性的概括是不是精準到位，不僅取決于它提供的規范論證與闡發是否邏輯自洽，還要看它是否能夠對中國共產黨與別的政黨進行有效區分。比如，同樣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共產黨，蘇聯共產黨能否稱為“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如果是，那么這一概念就不足以界定清楚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或曰，蘇聯共產黨一度曾是“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但后來腐化變質了，也就不是了。那么問題在于，蘇聯共產黨為什么會腐化變質，以致喪失了使命感？也就是說，相較“使命型”這一定語，馬克思主義政黨所具有的其他一些特性可能更為根本。正是因為喪失了這個根本，所以蘇聯共產黨才背棄了使命。

　　在筆者看來，這個根本反映的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內在特性，而“使命型”只是來源于并附著在這個根本之上的次級特征。實際上，作者在為“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下定義時，也強調了它“以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知與把握為前提”。而在具體闡述其特征時，還指出，“歷史規律之于使命型政黨的建立具有內在的根本意義”，“歷史規律揭示使命與方向，而歷史的規律與邏輯恰恰是由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體系予以揭示的”。可見，對“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構成前設規定的，乃是其指導思想的科學性和先進性。

　　《中國共產黨章程》開首即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在此，“兩個先鋒隊”鮮明而準確地界定了中國共產黨最為根本的內在特性，即先進性。正是基于此，中國共產黨才有資格成為“領導核心”，而“三個代表”只是這種先進性的具體表現。至于“使命”，更是附屬其后才予論及。這充分說明，較之“使命型”，“先進性”或許是對中國共產黨獨特性的更好描述。

　　早在2005年1月14日，胡錦濤就在關于“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專題報告中明確指出：“先進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特征，也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因此，“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始終是我們黨生存、發展、壯大的根本性建設”。蘇聯共產黨在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逐漸喪失的那個“根本”，就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同樣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中最根本的就是它的先進性，包括理論和實踐、思想和行動上的先進性。當然，中國共產黨要永遠保持自身先進性，就要不斷同一切弱化先進性、損害純潔性的問題作斗爭。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全黨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氣，著力解決黨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不斷增強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經受‘四大考驗’，克服‘四種危險’，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認真對待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是《砥礪前行》一書給我們的重要啟示。雖然“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這一概念是否能夠精準概括中國共產黨的獨特性還有待商榷，但它為我們從中國共產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參考范例。